丁洪范（1898年～1979年），别名茂海，男，浙江省天台县人。教授，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早期倡导者，会计核算对象“过程论”的积极主张者。
一、个人生平简介
丁洪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2月1日出生于浙江天台。自幼家庭贫穷，失学多年。1913年（民国二年），在一位牧师的资助下，进入由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之江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17年读完中学，进入之江大学本科学习。因学生成绩优异，1918年4月获华洋义赈会资助，到菲律宾大学留学。1922年4月学完商科，后在菲律宾大学研究部从事研究工作。从此，踏上了终生难以离弃的经济与会计教育及科研的职业生涯。1923年11月回到阔别5年有余的祖国。
归国后，1924年曾任上海盖华公司会计主任兼中华职业学校商科教师、南京江苏省主造林扮苗圃主任。1926年因肺病返乡，在同乡好友袁贤能（1898年～1983年，经济学家）的资助下，转危为安，后于1930年任教于天台县中学。
1932年秋，受聘担任国立上海商学院讲师。1934年8月，担任南开大学商学院讲师，同时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国际贸易、生产力平衡等课题研究，曾任天津《大公报（经济周刊）》主编。1937年7月，到重庆大学在马寅初为院长的商学院担任教授兼银行会计系主任，后改任银行保险系主任。不久，加入以刘大钧（1891年～1962年，经济学家）为社长于1923年创立的中国经济学社。1941年8月，离开重庆大学后始任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曾任法学院院长。1946年8月，受聘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兼任银行会计系主任。
1947年8月，回到南开大学，之后一直留在这所“学府北辰”，曾担任会计、统计系的系主任。1949年5月当选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0年在一次辩论会上，因提出“二马结婚”的观点，遭到尖锐批评与政治围攻，从此失去讲授经济学的机会。1958年底因“历史问题”和现实表现，被打成反革命，判管制3年。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均身处逆境，1978年得以平反昭雪。不久被确诊为直肠癌，于当年秋天回老家——浙江天台。
在改革开放之春的前夜——1979年1月1日，时年80岁未能见到新一轮曙光的丁先生，结束了智慧与舛运相伴的艰难人生。遵从他的遗愿，一块刻有“经济学家丁洪范之墓”的墓碑竖立在先生长眠之地。
1988年，被《中国会计史稿》（郭道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628）收录为民国时期76位知名会计学者之一。
20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会计学界名人被收入《中国会计学界百年星河图》（郭道扬，《财会通讯》2000年第1期），列入37位一星人物之中排第16。
二、理论主要贡献
丁洪范教授一生从事过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发表经济与会计学论文及译文近50篇，独撰及与人合编（译）著作近10部，涉及经济理论、财政赋税、金融等多个领域。
经济理论方面的著（译）作主要有《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季陶达主编，商务印书馆1963年），以笔名子箕与南宇（袁贤能，1898年～1983年，经济学家）、惟贤（宗惟贤，林语堂之婿，曾任驻纽约副领事）合译《人口原理》（[英]马尔萨斯著，同前1964年），《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建设应从资本的强制储积做起》（方显廷主编，《中国经济研究》同前1938年），《生产力平衡原则刍议并论中国的国际贸易》（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6年），《抗战的出路》（香鹤书局1938年），《中国往哪里去》（致中学会1946年）等。
经济理论类论文主要有《Chow Kwongshu：A Handbook of Chinese Trade Customs》（《政治经济学报》1935年第1期），《中国闭关时代的经济循环》（《民立》1933年第1期），《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1935年第9期），《生产力平衡原则刍议并论中国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报》1936年第4卷第4期），《日英在华之经济斗争》（《东方杂志》1937年第34卷第14号），《非常时经济建设的两大先决问题》（《月报》1937年第1卷第2期），《如何动员全国的物力》（《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10卷第4～5期），《战时节约的理论与实施》（《经济动员》1938年第6～7期），《如何统制物价》（同前1939年第3卷第2、3期），《法币财政与国际贸易》（《贸易月刊》1940年第2卷第4期），《战时贸易国营论》（同前1941年第3卷第1、8期），《动态数量说与恶性循环之起因》（《财政评论》1940年第4卷第1期），《从销售观点分析商品》（《新工商》1943年第1卷第1期），《商标的原理与技术》（同前第3期），《工业化官僚化与科学化》（同前第4期），《经济的极乐世界及其达成》（《中华工商》1947年第1卷第1期）和《管制物价的故事》（《天津经济统计月报》1948年第28期）等。
金融理论类论文主要有《黄金国有论》（《经济动员》1938年第3期），《战时金融之前方与后方》（同前1939年第2卷第10期），《法币之前途及其救济》（《时事月报》1939年第21卷第1期），《银行主要职责及其监督和管理》（与方辉敏合作，《经济研究季报》1941年第1卷第2期），《天津金融市场概况》（《资本市场》1948年第1卷第10～12期），《储蓄与利率》（《财政评论》1944年第12卷第2期），以及《政府对于商业银行的管制》（同前第8卷5期）和《我国银行制度之改造》（《金融知识》第2卷1期）等。
财政赋税类论文主要有《论我国作战的财源及其补救办法》（《经济动员》1938年第11期》，《由抗战财政转为建国财政》（《财政评论》1939年12月第2期），《我国战后财政与资本捐》（同前1944年第11卷第6期），《经常与非常的财源及其调度》（《湖南省银行经济季刊》1944年第7期），《财政的通货膨胀的运用》（《广东省银行季刊》1943年第3卷第4期），《非常时期财政应否以通货税为出路》（《大公报（经济周刊）》1936年7月1日第11版），《民族主义与保护关税》（《四川经济月刊》1934年第11卷第1、2期），《民国以来之海关收支概况》（《政治经济学报》1936年第5卷第1期），《中国租税问题》（同前1936年第5卷第2期）和《中国财富与收益的个人分配及其所引起之问题》（《经济学报》1941年第2卷第1期）等。
会计方面的论著，主要是在《大众会计》上发表《什么是会计核算》（1956年7月号），《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任务》（1956年8月号），《社会主义若干重要部门会计的任务》（1956年10月号），《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方法》（1957年1月号），《关于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1957年3月号），《论会计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1957年9月号）；以及与他人合著《工业企业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上海财经出版社1958年）等。1935年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会计评论文章《潘序伦著会计学》（第3卷第4期）和《谢庄：简易合作簿记》（第4卷第1期），并曾在《人民日报》（1957年5月5日）上发表《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和方法》一文。
阅读丁先生的会计与经济学及相关论著，可见其会计与经济理论思想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主张会计核算对象的“过程论”。20世纪50年代，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在《关于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与《论会计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两篇文章中论述了自己有关会计核算对象的观点。他认为，会计核算首要地是用来核算财产，对会计单位的全部财产做全面地连续不断地核算，因为财产的所有者迫切需要掌握的是他的财产的消长变化情况。只有通过全面地连续不断地观察、计量和登记，才能符合这个要求。这个要求对于一切社会和一切财产的主人都是适用的。因此，可以初步肯定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一个要素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那部分用货币估价的财产的变动。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前苏联的会计专家在会计对象的表述中只提社会主义财产，而忽略了它的动态特点是不够全面的。由此，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是在各级企业、机关和组织中所进行的以货币估价的社会主义财产的变动，反映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物质资料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对象的内容实质是无剥削的，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物质资料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他所主张的“过程论”，与会计核算对象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的“运动论”一起，是我国自195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有关会计对象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两种观点，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会计学人。
二是认为“会计与会计学截然不同”。在会计学术界，关于会计与会计学的关系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会计与会计学完全相同；一种认为两者截然不同。丁教授持后种观点。他在《什么是会计核算》一文中指出，“会计核算（或会计）和会计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绝对不能混淆的，……会计核算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而会计学则为研究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的一门学问或科学。在发展史上，会计核算远在会计学之先。”这里，先生从会计是一种经济现象，会计学是一门科学，以及会计在先，会计学在后，对两者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所以，绝对不能混淆。
三是力主会计学“技术科学论”。会计学的性质是会计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有人认为会计学属于上层建筑，是一种意识形态；有人认为会计学同一般的技术科学一样，主要是研究如何完成其技术任务的作业方法。对此，先生持后一种观点，他在《论会计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一文中指出，会计学是经济科学领域中的一门技术科学，……会计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如何正确而又有效率地反映会计作业对象以完成会计的任务，即会计的作业方法如资产负债表、复式记账等。从丁先生主张会计学是一门技术科学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着“会计无阶级性”的这一命题，只是先生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没有明确提出而已。
四是认为会计方法包括“定期核算的基本方式，日常核算的基本方式”。关于会计核算的方法，一般认为包括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财产清查和成本计算等。先生在《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方法》一文阐述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会计方法的本体一方面表现为资产负债表，作为定期核算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表现为账户记录，作为日常核算的基本方式。这两个基本方式各自有一系列从属的具体方式，各自成一系统。有的具体方式从属于这一基本方式，有的从属于另一个，但也有许多对这两方面都有关系无分彼此的。这两个系统矛盾地统一着相辅相成，以反映对象、完成会计核算的任务。定期核算方式的系统以资产负债表为主，其他会计报表为辅，从属的有盘存，发生额对照表（会计汇总表），凭证和账表检查，报表分析，等。日常核算方式的系统以账户及复式（有时单式）记账法为主，从属的有凭证审编，估价及成本计算，账簿及记账法等形式，错误改正法，等。先生的上述观点，可谓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对拓展会计学人的视野，繁荣社会主义会计理论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五是主张“二马结婚”理论与市场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针对当时经济学教育的思路，主张把政治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二马结婚”的观点，也就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英国及至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结合起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并非对立，完全可以调和起来，相互补充，不必为了推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全面否定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先生讲授经济政策课程时，在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指出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能满足人们各色各样的不同需要，违反经济规律，会导致生产资源的错误配置和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他一直反对计划经济体制，主张实行市场经济。1992年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证明，丁氏主张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结合及市场经济理论，具有科学性与预见性，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是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57年春，全国上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丁氏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这场政治运动中。针对当时百家争鸣中教条主义现象，在其《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和方法》一文提出，争鸣中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充分的说服力，不能将经典作家的一句话作为根据来判明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20世纪80年代，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的改革开放始于思想解放运动，而这场史无前例思想解放运动发端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华夏子孙的共识之后，才使得强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遗憾的是，丁先生的这一主张在改革开放前30年未能被世人所接受，他也因“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观点的发表，在政治上倍受煎熬。
丁教授不愧为经济学与会计学领域的思想家，总是高屋建瓴的思考与探讨经济学与会计学中一些带有战略性的理论问题，常常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即使在身处逆境，也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与捍卫。今天看来，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许多理论主张，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上可行的，并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与会计理论宝库。
三、教育主要贡献
丁洪范教授一生执教40多年，在国立上海商学院、南开大学、重庆大学、湖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从事经济学、银行学和会计学教学，担任过银行保险系、会计系、统计系、银行会计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等职务，为我国高等财经教育的学科建设，作了大量而有益的工作。特别是1947年回到南开大学后，担任会计、统计系的系主任和校务委员会委员，对高等财经教育的学科恢复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学生讲授经济学、经济政策、企业管理、销售管理、商品学、初级会计、会计学和成本会计学等众多课程。抗日战争时期，还曾专门为学生作“谈谈战时的粮食管理”的形势报告。对于我国经济与会计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真是功不可没。在他的教育与培养下，重庆大学走出了“巴渝学女”王德懿（1917～）女士，南开大学培养出书法篆刻家与古币收藏家杨鲁安（1928～2009年，原名杨继曾）先生等一大批著名人士。
丁师既立足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对经济学科建设也颇有见地。新中国建立初期，南开大学财经学院新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有人主张停开原来的经济学课程，丁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主张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者不可偏废。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做什么”，经济学研究“是什么”。前者从定性的角度研究问题，后者从定量的角度研究问题。或者说，前者偏重政治角度，后者偏重技术方面，许多应用性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并不能代替。所以他提出要把政治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结合起来，既讲政治经济学，又讲经济学。让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与知识。
丁洪范，民国知名会计家，一片赤心献祖国；会计理论独一帜，“二马结婚”良益多；远见卓识令人佩，坚持真理不惧挫；培桃育李四十载，商科高才结硕果。
参考文献：
[1]钱荣堃：《丁洪范教授传略》，载自《天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天台文史资料（第7辑教育专辑）〉》，天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6年。
[2]杨继曾：《辽钱考略》，《内蒙古金融研究》2002年第S1期。
[3]丁洪范：《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和方法》，《人民日报》1957年5月5日。
（编辑 余俊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