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敬琏：渐进改革有利解决经济矛盾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投资与消费失衡，以及对外经济关系失衡两方面矛盾予以分析，并指出当前实施的“爬行式”改革有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吴敬琏说，中国多年来的过度投资、过度储蓄，造成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改变的重要，但如果改变得过快，风险也是相当大的。中国政府还是要用一个比较渐进的方式来调整。关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才能保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反之亦然。
二、钱伟：房价虚高要下四副猛药来治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钱伟日前指出，目前关于房价的讨论已经过度娱乐化、政治化和道德化，要解决房价虚高问题，还是要从解决供需矛盾入手。在目前中国钞票越发越多、收入分配矛盾尚未改善的大前提下，要平定房价，有四招也许是比较有效的四副猛药：第一招：放开容积率。土地出让有序地放开容积率，才能较好地解决地价与房价的矛盾。第二招：限制高收入阶层购多套房。第三招：建议对商品房开征财产税种。第四招：鼓励、活跃二手房交易。他认为，政策的优劣，不看良好动机而看实际效果，目前已到了反思政策制定和执行是否公开、公平、公正的时候了。
三、樊纲：投资既要防过热更要防过冷
著名学者樊纲日前指出，现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内的需求增长速度都有一点下滑。原因之一就是投资过度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在樊纲看来，经济过热之后可能导致“过冷”，进而引发经济萧条。樊纲认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产业投资增长速度，尤其是规模占中国经济的比重非常大的沿海地区投资速度下降比较快。例如浙江去年年终就已经降到10%以下，上海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有些地区依靠中央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才造成了整个经济投资规模大一点。他认为，产能过剩已经对产业造成了影响。“过热本身不是问题。”樊纲说，“泡沫破了之后，过冷是问题。”
四、厉以宁：中国不会出现“后奥运衰退”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日前表示，中国不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现所谓的“后奥运衰退”。“后奥运衰退”是指诸多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在奥运会后出现经济衰退的现象。他表示，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由于更加重视环保和资源消耗率，固定资产面临大规模更新。中国工业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服务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他预计，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还能保持15年以上，而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后25年中，中国经济仍将保持相当的增长幅度。他表示，改革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保障，要从打破垄断、改革资源定价机制、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及转变政府职能着手，切实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
五、易宪容：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可忽视
著名经济学家易宪容指出，在目前中国的市场体系下，一方面个人经济生活的权利空间在不断地扩张，民众事实上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的成果；另一方面，经济运作的许多方面完全由政府部门主导。使钱权交易空间大增，甚至通过制定规则把权力交易市场化与合法化。他认为，随着个人与团体利益的分化，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市场竞争力的不同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社会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应该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提供同等的机会，就得不断扩大每一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的空间，就得减少或弱化对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空间的侵犯与掠夺。如果这样，民众收入差距分配拉大就不可怕。
六、史正富：国企改革出路应在社会化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日前指出，国企产权改革的内容不是将国有资产出售，而是进行转型。转变成不同类型的社会公共资本，这种做法有可能在促进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同时，为真正的资本市场和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民营化解决不了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内容不是将国有资产出售，而是进行转型。转变成不同类型的社会公共资本，国家权益资本，这样一种做法有可能在促进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同时，为真正的资本市场和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因此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但是企业效率问题，更是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七、王德禄：“原罪”论是对民营企业的歧视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日前指出，“原罪”论是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歧视。他指出，民营企业不存在“原罪”，不能扣帽子、搞运动。我国的民营企业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展成长起来的。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是靠企业家的辛苦劳动和聪明才智，靠中国市场的成长带动发展壮大起来的。没有所谓“原罪”问题。对于个别企业家存在的违法问题不能笼统地扣一个大帽子到整个阶层的群体头上。“原罪”是一些理论家不负责任、轻率地扣给民营企业（家）的一顶大帽子。事实上，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存在着超国民待遇问题、国有企业存在着利用垄断资源不正当竞争和官商勾结等问题。有些人偏把矛头指向一直处于夹缝中成长的民营企业，这是一种歧视。
八、萧灼基：对农村经济支持要有约束指标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日前在全国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政府对农民的财政支持，要有制度安排，要有长效机制，要有约束性指标，要把这些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对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萧灼基强调，虽然中国贫困发生率已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０．７％降至２００５年的２．５％，但是贫困标准从１９９７年以来提高甚微；只从人均６４０元人民币提高到６８３元；而同一时期，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提高了５０％；即使不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农村贫困人员相对贫困化的情况也更加严重。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
九、叶檀：银行无力鉴定难以留住人才
著名学者、评论家叶檀日前指出，中国金融中资银行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成为当务之急。各种方案纷纷出笼。有银行高管期权激励制度、有全员持股制度、等级加薪制度等，不一而足。近日，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首次提出对高管层推行高额退休金等制度尝试，以规范高管层的长期行为。在缺乏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与职业经理人市场的背景下，所有这些制度最终都有可能异化为银行高层人士的自我利益满足机制。行业向外资解禁之后，中资银行不仅面临着经营竞争，更面临着人才流失的极大风险。
十、刘以宾：政府绿色采购可能是双刃剑
著名评论家刘以宾日前指出，政府“绿色采购”的正面意义勿庸置疑。绿色生产和消费无疑是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方向。政府既有责任引领这一方向，也最有能力予以引领。庞大的政府系统不仅在行为、风气上示范性巨大，而且若论采购、消费能力以及对市场的影响，一般消费群体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政府的绿色采购也是双刃剑，假如全部实行，即使采购的实物量控制在较上年零增长的水平，其采购费用肯定也会大幅度上升，究竟今后政府采购规模将在全国GDP占比中提高到百分之几则很难说。不过有一点很重要，政府采购实质上是全体纳税人埋单。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的这一重大举措如何贯彻落实到位，也应征求一下纳税人的意见。
十一、潘康：企业海外上市无碍直接融资
欧洲证券交易所中国区总裁潘康日前指出，海外上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个案处理，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多还是在中介这一块，光对企业进行监管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更多的是要对参与整个上市过程的中介机构给予一定的约束和规范。海外上市是一个必要补充，因为内地资本市场仍处在一个调整发展的阶段，规模相比之下也还不算大。企业在快速发展，不可能等待市场完善后再去上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海外交易所为内地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应该是一件好事。这两者没有任何矛盾。大的国企可以进一步在内地筹资，同时，海外市场可以对内地资本市场起到补充甚至是促进作用。
十二、李极冰：电信业不宜大规模投资海外
信息产业部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李极冰教授日前指出，中国电信产业目前不宜大规模投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中国电信业发展势头很好，电信运营商应当继续把精力放在国内市场上，国内市场还有非常大的潜力可挖。李极冰说，目前中国的移动通信还远远没有覆盖收入较低、偏远山区居住的用户，而已经拓展的用户中亟须继续开发新业务，形成更好的规模经济。另外，中国电信业正处在转型期，它已不仅是电信产业，而且已演变为高投入的综合信息服务产业。李极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法律环境复杂、市场监管限制严格，对外来电信投资或经营业务会有相当的限制；另外，电信产业投资很大、风险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信企业暂时不应当在海外大规模投资。
（编辑/李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