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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具有成本递减性、收益递增性和网络外部性，天然适合服务于大众，有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农业文明是天下一统，工业文明是二元博弈，信息文明则是多元协同
今年4月份，《经济学家周报》公布了“2013十大经济学人”获得者名单， 杨培芳教授名列其中。在组织方的介绍中，给出的获奖理由是：在“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中首次提出了“信息生产力”概念，并初步建构起了科学、完备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
作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理事长，杨培芳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信息经济的研究，他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出，要构建信息时代的新经济理论体系。那么，什么是信息经济？发展信息经济的意义何在？信息经济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变革？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于6月20日对杨培芳教授做了专访。
专访在杨培芳教授位于京郊、颇具后现代风格的家中进行。彼时，室外云淡风轻，草木摇曳。在近三个小时的交流中，杨培芳畅谈了他对信息产业、信息经济、信息时代及信息文明的理解和开拓性研究。
我本来在通信工程技术领域做些事情，没想到走向了经济研究的“不归路”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检索到，你最早的一篇有关信息经济的学术论文《试论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宏观经济效益》是1983年发表的。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信息经济的吗？
杨培芳：实际上，我最初只是个通信行业的普通技术人员，后调入原邮电部科技局从事科技管理。当时国家科委主管的国家光纤通信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邮电部，我在这个办公室主要做光导纤维科技攻关与管理方面的工作。本来雄心勃勃地想在工程技术领域做些事情，没想到走向了经济研究的“不归路”。
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确定了108项重点科技课题，把“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列入其中。1978年12月28日，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立，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为总干事。我作为国家邮电部的三个代表之一参加了研究会成立大会。当时有两个分会，一个技术经济研究会，一个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我参加的是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那个时候，我的研究兴趣就开始由工程技术向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方向转变。
1982年，我从邮电部科技司调到了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改行做专业的技术经济研究。我们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公共工程的科技进步的经济效益怎样测算？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科技进步，可以计算增产多少粮食，增加多少收入，而交通、通信、广播、雷达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科技进步，具有很强的经济外部性，要把这些重要成果的经济效益算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来很困难。
当时，我们也动了一些脑筋，想了一些办法。为此，我还去找了时为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茅于轼先生。他说，经济效益就是赚钱，不赚钱就没有经济效益。我对茅先生的这一观点不太认同，当时就想，难道建设铁路仅仅就是为了赚钱吗？恐怕还有更宏观层次的需求。交通、通信、水利、能源，是社会搭建的基础性的公共平台，应该让各行业和广大消费者很经济、很方便地在这些平台上面从事生产和生活。当时我就初步建立了这种公共平台的思想模式。
后来，于老（于光远）在一次关于经济效益的学术报告中说，“邮电通信的经济效益比较复杂，信息传递的速度提高了、准确性增强了，经济效益体现在什么地方？看来应该进行认真的测算和研究”。于是，我就主动到他办公室汇报并请教了几个关于经济效益的测算方法问题。没想到于老那样平易近人，鼓励后辈。当我谈到，我是学理工出身的，现在想转行搞经济研究时，于老鼓励说：“我就是老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转行搞经济没有任何问题。相反，一个学经济出身的人，你让他转行搞科技，那可就难了。”
之后，我又去找了钱学森先生。钱老的秘书接见了我。我把情况一说，他说钱老对我的研究一定很感兴趣，并把我的材料交给了钱老。不到一个月，钱老就给我回信了，并把我的文章推荐到《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那篇文章主要介绍的也是通信与信息技术经济效益的测算方法。乌家培老师看了这篇文章后便和我联系。到1987年，乌老师邀我一同发起并筹备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此后我也就一直在信息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
经济学不能老吃前苏联人和西方学者嚼过的馍馍，理论创新很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你是从传统电信领域转行做经济研究的，这是否会对你的学术研究带来一些障碍？
杨培芳：应该说，我很少受传统思维和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像前苏联的里昂惕夫、茹拉夫列夫，以及亚当·斯密、哈耶克、科斯等学者的著作我也读过，说实话，学习得很不好。一位老领导对我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系统地研读前苏联和西方经济学著作”，这位老领导深受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好像对我“思想上出现的一些火花”感到不大入流。但是，我觉得经济学不能老吃西方学者嚼过的馍馍，理论创新很重要，但是我一个人肯定力不从心，所以还是想在整个研究过程当中，利用社会上的学术平台，进入主流经济学领域。从1993年搞市场经济之初，我一直和主流经济学界交流。当时北京有个首都经济学家联谊会，我一直和他们有接触，也知道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做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主要是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介绍或者搬移到中国来。
西方经济学主要有两个学派，一个是芝加哥学派，推崇自由主义；一个是哈佛学派，讲的是干预主义。许多正统学者纠结于这两大学派之间，各国决策者在面临诸多两难问题时，也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并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沿着工业经济的思路走下去，这也许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出现了信息革命，致使西方经济学的三大假设前提（资源稀缺、欲望无限、信息对称）发生动摇。信息时代的主要产出不再是有形的产品，而是服务，包括信息技术渗透到生产领域，使得原来的制造行业都转向了服务，把它的某些环节外包出来，越来越成为生产型信息服务业。像IBM、爱立信等公司以前是制造机器的，现在其主要产出是服务，服务占到了50%以上。包括中兴、华为、海尔也在往这个方向转，因为它的好多环节已经不再在工厂里面做了，这也是新的分工造成的。新分工理论指出，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将分离出来，蜕变为生产型服务业。现在有几个新词，叫做软件即服务、信息即服务、数据即服务、计算机即服务、云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这些生产型服务业都离不开网络平台的支撑。而这些服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已经使许多传统理论工具发生了锈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