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芝 ，2，3伍国勇
（1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贵州大学西部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
3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贵州 贵阳 550025）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在新发展观的引领下有了较大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高能耗、高污染等情况[1]。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到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再到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2]。数字技术作为新时代科技发展的重要代表，可谓是我国21 世纪最宝贵的资源，其应用价值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国家近几年也不断出台政策支持大数据的推广及应用。大量实践说明，生态文明示范区和试验区实施方案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尝试[3]。近年来，以浙江、福建、贵州等地为代表的数字渗透、加持生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数字生态业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上的新引擎。同时，福建省、贵州省等部分地区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高效环境监测和资源赋值等一系列不凡成果。然而，对于为什么要走和怎么走数字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其中的逻辑与路径仍需进一步探求。整体来看，最近几年关于大数据及生态文明建设两个模块的研究十分丰富，但对两者进行关联研究的文章并不多，且研究重点集中在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自然资源管理[4-5]、环境监管[6-9]、环境治理[10-11]等领域，至于研究数字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其他领域的应用则相对较少，诸如自然资源价值实现、生态资产核算体系、生态文明信用体系等。因此，本文结合浙江、福建、贵州等地的实践经验，以大数据及生态文明相关理论为基础，尝试将数字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从多维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析大数据如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服务，探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新路径。展示出独有的高应用价值[1]，不仅在这些领域表现卓越，并且在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领域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13]。大数据技术是一种典型的数据集合，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的能力范围，具备存储空间大（volume）、快速访问(velocity)、类型繁多(variety)、应用价值大(value)、真实性高(veracity)、数据连通性(valence)特征[1，9]。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大数据思维已逐渐融入我国各个领域。我国作为公认的资源大国，资源总量大且种类多，原始的小数据已无法满足对自然资源进行全方位的统计与管理，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又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大数据技术必然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单一的环境问题，而是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国务院于2015 年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实现生态环境数据开放共享和全面联通。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是基础与平台,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12]。通过建立环境治理平台、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绿色核算体系、生态信用体系，从而朝着产业文明、生态文明、人格文明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必须有数字技术的支撑，走数字生态之路既有利于激发数字技术的发展潜能，同时也可以打破常规思维，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思维，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重要作用。
数字技术是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伴随着5G、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网络技术的兴盛，大数据已经在我国教育、医疗、金融等多个领域建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数据所具有的特征在治理平台、价值实现、绿色核算、信用体系等方面都能起到作用，作用路线如图1 所示，所以将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思维引入生态文明建设已是必然趋势。除了一般大数据的“6V”特征，生态环境大数据还具有高维、高复杂性、高不确定性的“三高”特性，为确保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能够顺利进入全新阶段，必须以数字技术渗透加持，打破传统小数据集的局限性，实现高效的环境监测、资源整合、科学决策[14]。
图1 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的作用路线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生态文明建设是将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的高度，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包括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行为等方面[15]，然而，由于近几年中国对经济增长的不懈追求，致使人们忽略了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虽然牺牲生态环境的方式能换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生态被破坏带来的众多问题也不可忽视，诸如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对于这一系列生态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正式成为我国战略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也强调“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这不仅是对贵州省的明确要求，更指明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提供了中国思路。经过几年努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战略任务注定是长期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的实践需要，提出不断地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绝不允许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各走各路，而是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3]。大数据技术作为二十一世纪最具时代标志的技术，已经与生态文明建设在部分领域交叉相融，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新思路和新方案，实践也说明这条新路是行得通的，但这条新路并没有完全搭建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完善。
根据部分成功案例的经验，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内容看，当下具有可借鉴性的数字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主要有高效环保型赋能模式、明晰生态资产型赋能模式、生态价值核算型赋能模式及人格文明建设型赋能模式。进一步对这些模式进行深入解读，提升数字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研究。
（一）高效环保型赋能模式
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它一直是我国的重要议题。数字技术的数据联通、快速访问等性质都是非常适合环境保护这项工程的。大数据在克服环境信息不对称方面尤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6]。数据联通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条件，正确利用微服务组件化技术，将环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模块系统接口多、帐号多、数据不融通等问题逐一解决。快速访问，即当发生突发环境问题时，可以通过生态环境数据系统进行快速定位、快速响应、集成作战。首先根据卫星图确定风险点；
其次通过“一企一档”确定涉事企业，明确造成突发事件的主要危害物质；
再次结合风险点周边河流水系及主导风向等信息，对风险的发展趋势进行把控；
最后依托生态数据系统查找并调取相应的应急物资，精准应对突发问题。
作为首个数字生态示范省，福建省在我国发展数字生态长征路上担任着引领的角色。早在2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省长时便提出了建设“数字福建”及“生态省战略”，“数字生态示范省”便是这一思想的融合与延续。福建省已开展“生态云”平台建设，成立了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生态”分论坛及“数字生态”研究院，重点研究“数字＋生态”的深度融合，以充分发挥“生态云”平台的应用价值。首先，福建省始终坚持全省“一盘棋”“一朵云”原则，建立了数据融通的“一中台”，坚持解决生态系统问题必须从全省全方位出发。数据的全面性及系统的完整性也促进了生态云全域搜索引擎的创造，实现了对生态问题的快速查找，精准定位，对症下药。其次，为解决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众多突发问题，福建省建立了突发环境问题处理系统“生态云”，通过“一朵云”实现了高效环境保护。最后，实现了监管服务一体化。一是为企业提供亲清服务平台，解决了过去系统多、复杂的办事流程，实现所有企业在同一个云平台办事，打造了集云上环保社区、环保医院、环保银行于一体的企业办事服务大厅，为企业提供暖心又放心的办事云平台。二是构建绿盈乡村的指标体系，让各个乡村有依据有标准进行自查自检，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针对性推送改进意见。三是为群众建设绿盈服务平台，提供群众关心的环境信息，一村一码，打开了群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新大陆，将群众的“微行动”转化为“众力量”，不仅有利于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而且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良好的生态文明思想传播[17]，从而进一步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生态资产型赋能模式
我国的生态资源无穷无尽，想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价值，使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效衔接，必须将土地、荒山、水域、森林、道路等农村闲置生态资产建立台账，确权颁证，提供可融资、可经营、可入股、可交易的生态资产价值管理体系，推进“风景”变“盆景”的进程。在自然资源价值评估过程中应用大数据技术，带来了台账建立的效率提升，并且大数据是海量的全面的，提高了生态资产台账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确保了生态资产管理体系的成功打造。
2017年以来，贵州省依托大数据、大生态战略的实施，探索了以“资源变资产”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三变改革”，将原本闲置的自然资产一一盘活，激发出了产业活力。到2021年，233万农民利用闲置资产变身股东，农业增加值也由2017年的2 020.78亿元增加到了2 730.92亿元，探索出了具有贵州特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现路径。贵州省大数据助推“三变”改革具体路径包括大数据助力乡村旅游，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大数据支撑生态农业，数字技术的进步突破了当前农业发展瓶颈，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的绿色发展道路[18]；
大数据助力电商，实现生态农产品出山[19]。
首先，发展乡村旅游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贵州省凭借自然资源优势全面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依托大数据技术将农村的闲置资源进行整合，大力推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消费需求之间的最优配置。同时，贵州省注重发展绿色农业，在“三变”改革过程中，围绕农民、资源、资金三大主体产生了大量数据，依托大数据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挖掘技术，贵州省对大量的农业信息进行整理、分析、预测，建立了农资交易数据库、土壤数据库、农产品交易数据库，把控农业生产的整体情况，确保了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和品牌效益。此外，在“互联网＋农业”背景下，贵州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技术，通过整合消费者的购买目的、购买习惯、购买评价等数据建立了消费者行为决策模型，进一步优化销售模式，甚至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20]。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贵州“三变”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实现了农民、资金、资源的有效整合，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生态价值核算型赋能模式
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得怎么样，生态价值核算结果必然可以提供参考意见。2019 年，浙江省德清县建成中国首个县域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决策支持系统，据相关报告显示，该县GEP 为1385.24 亿元。根据规定的核算标准，通过一整套全面化规范化的核算，湖泊、湿地、森林等自然资源都有了相应的价值，这一核算成果必将引导各地加快发展乡村民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当下热门绿色产业，加快“美丽景象”变“美丽经济”的进程。
2020年，浙江省政府发布了全国首部省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陆域生态系统》，使得以往生态价值核算无方法无标准的难题迎刃而解。GEP 核算技术包括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相关术语界定、核算步骤、核算方法、定价方法、生态产品分类、核算质量控制等内容，土壤、水、空气都有了价格有了价值，开启了对绿水青山科学高效的价值核算，迈出了“两山”互相转化的关键一步，这是我国在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路上最大的突破。GEP 核算标准为衡量区域生态系统质量提供了参考意义，适时地将GEP 核算结果公布出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怎么样，群众们一看便知。
以GEP 核算成果为依据，浙江省因地制宜地确定了“十四五”区域绿色发展战略规划，各地区绿色发展绩效考核以及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等工作也依托于GEP 核算对应的具体指标，下一步将探索GEP核算成果应用于生态文明财政奖补、环境管理评估、定量区域生态关联、国土资源规划与开发等多个领域，并以GEP 核算成果为基础加速推进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我国应制定相关政策，加大生态价值核算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以保证生态安全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1]。
（四）人格文明建设型赋能模式
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群众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人们每时每刻的行为都可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成果产生影响，公民的生态文明行为、生态文明意识都与生态文明建设大局息息相关。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意识较为缺乏，总体有待提高[22],因此，很有必要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生态衡量，通过他们的生态信用情况限制其有关行动或者对表现好的提供额外的激励服务。用生态信用制度推进人格文明建设，促进人们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2020年，浙江省丽水市率先建立了“1+3”生态信用体系，即“一单三评”，分别是一份生态正反面清单和对个人、企业、村级进行生态信用评估管理。生态正反面清单则是从生态保护、生态管理、生态治理及绿色生活等多个维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列出48 条奖惩条例，为生态信用评价管理提供了可行可靠的依据。2021 年，归集信用信息1.3 亿条，覆盖6.02万家企业，245万名自然人，守信信息及不良信息分别为76.6万条和6.4万条。
对于个人，丽水市推出了“绿谷分”个人生态信用评估平台。该平台首先根据浙江省自然人公共信用积分和丽水市个人生态信用积分计算每个人的绿谷分，然后运用大数据技术计算出全市人口所有人的绿谷分，再根据绿谷分得出生态绿码的等级——达到一定等级的市民可以享受4A 景区、新能源汽车租赁、电影院、通讯、银行、宾馆、就医等提供的优惠折扣、绿色通道、免押金等服务。对于企业，则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经营、社会责任等4 个维度建立评分模型，依据22 个指标细项对生态环境部门监管的10类企业计算评分——生态信用保持良好的企业将获得贷款等多种便利和支持。对于乡村，则是依据空气状况、森林资源保护、水生态保护等一级指标和28个二级指标进行数据整合与评价，最终确定各村的生态信用村等级——评级达到AAA级和AA级的生态信用村可以享受绿色金融、财政补贴、科技服务、创业创新、生态产业扶持等多项正向激励。
依托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的作用路线及各地方的实践经验，由四种典型的赋能模式推导出对应的推进路径，并对推进路径进行具体的说明。
（一）治理平台：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基础
建设生态治理数字平台，合理保护，高效开发，推进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化。一是依托大数据技术和集成数字化平台，实现空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指标实时动态监测，实现废弃物、污染源、江河湖海库沟渠生态保护、土壤环境控制改良，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的生态风险监测评估，空天地人一体化动态监测调控，并实现“数字+生态保护”集成治理，用数字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二是依托区块链、云计算技术，建立生态资产区块化开发模式，结合旅游产业、环境产业、生态新兴技术产业、健康产业、养生及休闲产业的发展，探索生态资产数字化投融资模式，探索项目建设生态指标作为决策依据，让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经济生态互利”项目优先中标，以数字生态指标证明“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同步增长”并作为决策项目建设的核心依据；
三是借助VR/AR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开展生态项目时空穿越式应用价值评估，构建“云—管—端”协同促进的生态项目产业信息链生态，以实现点对多及多点协同作业，深度重塑社会文明生活秩序和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传统产业，推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摩尔定律”。
（二）价值实现：将绿水青山写进生态资产数字台账
建立生态资产数据库，实现生态环境价值评估、生态价值补偿和生态产品交易数字化。一是面向5G信息时代，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技术，建立生态资产数字台账，将我国现存的水资源、化石能源、土地等一切能够为人类提供生态价值的自然资源纳入数字台账，从资源的自身价值、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以及通过人类开发所能提供的附加价值等角度进行资源价值评估，从而摸清生态资产家底，积极探索构建生态资产价值评估模型。二是探索建立数字化生态补偿实现机制，把生态资产数字台账作为数字化生态补偿的基础和前提，实时监控生态资产的使用情况，建立谁消费谁付费、谁破坏谁赔偿、谁保护谁受益的智能化生态补偿平台。三是健全生态产品价值交易机制。随着生态资产的明晰，资产价值的实现，生态产品交易应运而生，全面开展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是必然趋势，这也充分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必定是相互伴随的。传统的交易机制在信用、验证和安全等方面都存在种种弊端，建立并完善生态产品数字交易系统，能够为“两山”转化提供更可靠的实现路径。
（三）绿色核算：确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化标准
GEP作为“两山”理念的践行路径，浙江省已经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接下来要进一步依托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化专业化生态资产价值核算体系，倡导环境治理、生态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GEP核算体系管理生态资产，以绿色GDP引导国民经济发展。一系列实践证明，通过对生态产品经济价值的量化评估，数字化核算系统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了可交易、可融资的参考依据。GEP 核算体系同样为实施绿色发展财政奖补、分配生态补偿资金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持。以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经济建设，实现数字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与绿色经济的深度融合路径，全国更应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大力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
（四）生态信用：用制度引导人们生态文明意识建设
构建社会生态文明数字信用体系，建设生态资产管理、生态环境整治、社会绿色低碳生态文明行为信用系统，推进社会生态文明信用体系建设数字化、智能化，以数字生态信用指标调控人类社会行为模式，探索生态环境社会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一是搭建生态文明信用数字化动态管理平台，合理定义个人生态文明行为的信用估值，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以个人生态文明信用估值动态调整个人及家庭三代内的社会服务，根据生态信用值水平，优先享受优质服务或限制相关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其他金融、出行、民主权利、组织参与等相关社会治理内容。二是以生态信用值为基本指标，调控人类社会生态文明行为向好向优发展，引导和倒逼形成绿色发展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三是建设生态信用指标的货币价值折算形式如“生态货币”价值交换体系，并对接生态资产管理信用系统、生态环境整治信用系统、社会绿色低碳生态文明行为信用系统等数据接口，在数据共享交互的基础上实现数字化管理。以“生态货币”衡量生态信用价值并提供可交换可实现的经济利益折算，可参与“绿色金融”借贷抵押，让群众生态保护行为实现价值传导，为群众提供直接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
深化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机制探索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程，大数据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也必然走向数字化。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好实践样本，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等方面着手。
一是持续以数字技术为方法，绿色经济为目标，双碳战略为抓手，探索建立全球性开放式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共享平台，使我国与其他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能够深入交流与合作，创新全球环境治理机制[23]。
二是加强生态资产数据库的建设，实现生态资产投融资及产权交易数字化网络化共建共享，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数字技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三是全面推广GEP 核算标准，不断提升生态价值核算的广度和深度，充分量化生态产品是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四是促进生态信用体系与生态文明行为相辅相成，充分发挥生态信用体系信息化数字化的独特优势，引导生态文明意识，强化生态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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