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文辉在《党的文献》2022年第2期撰文指出，随着1941年以后日军在华北推进“治安强化运动”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进攻，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作为华北规模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为了战胜困难，扭转危局，在华北前线领导抗战的邓小平采取了积极有效的举措。一是解决干部思想麻痹问题，增强了干部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二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强的组织基础；
三是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四是厉行精兵简政，使党政军机关更加精干高效；
五是推进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增强了党组织的团结统一；
六是组织生产救灾，战胜了严重的灾荒；
七是加强文化建设，进一步团结了人心，凝聚了力量。通过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举措，加之国内外形势变化，到1943年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得到扭转，根据地面积、人口和实力都得到恢复和壮大，为此后的全面反攻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于化民在《东岳论丛》2022年第1期撰文指出，由邓小平亲自主持的1975年军队整顿是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整顿的重点之一。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与混乱现象，重新恢复工作后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和老帅们的支持下，以独有的政治胆略和魄力对军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提出了整顿的指导思想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步骤。整个整顿以整治“肿”“散”“骄”“奢”“惰”为重点，积极稳妥地进行，前后持续一年多时间，取得了显著成果。主要表现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军队员额大幅度压缩；
军事训练全面恢复；
军队形象发生明显变化。整顿过程中，邓小平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插手军队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军队整顿是邓小平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为扭转军队建设方向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所确立的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原则以及在整顿进程当中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也正是沿着邓小平主持军队整顿确定的正确方向，人民解放军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走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轨道。
关海庭在《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成功启动改革开放，很多因素和中间环节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细化。其一，中国共产党对宗旨的坚持和人民群众的认可是基本的政治前提。执政党要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意愿；
人民群众要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党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其二，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使其具备了强大领导能力。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树立了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形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掌握了联系群众善于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能比较准确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状况。其三，通过总结和反思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行重新认识和调整。这种反思，特别是县域“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是中国改革成功启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四，发挥原有制度和体制优势是重要保证。对改革启动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和体制优势，政治上是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制度，经济上是地方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制。其五，高度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改革创造了基本条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重视，为后来农村改革的成功启动创造了良好条件。
张爱茹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撰文指出，1992年春，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也是邓小平一生光辉业绩的新高度、新境界。南方谈话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和基本经验，从根本上突破了计划和市场、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讲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讲清楚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鲜明地举起了改革开放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澄清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是非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南方谈话的重要论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更加坚定地走中国道路，更加坚定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我国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齐卫平在《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发展的过程，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创新理论成果，邓小平发挥了开启作用。基于对历史实践的深刻反省，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给出的一系列回答，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概念以丰富的内涵挺立起来，成为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原创性成果。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的30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化过程演绎了同一个理论主体形成和成熟的思想发展逻辑。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邓小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概念，搭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框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创造到体系成型的过程中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须继承邓小平留下的思想和政治遗产。
萧冬连在《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2期撰文指出，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有三个基点。第一，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为此，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局面，为发展提供持续的刺激和动力；
需要遵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规律，从部分地区寻找率先突破的机会。第二，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邓小平相信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能够做到先发展的地区帮助后发展的地区。第三，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置于一条时间轴上，并制定具体时间表。联系改革开放后我国体制转轨和经济起飞的历史进程，在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上存在两方面的事实，总体上人们普遍分享了发展的成果，但收入差距过大且分化迅速也是不争的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只能在改革与发展中逐步实现，决不能在根本发展道路问题上产生疑惑。实现共同富裕不能采取“一刀切”和搞运动的方式，而应着重构建合理的分配制度，改革过时的二元社会体制，同时推进经济发展模式成功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