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辉
(新疆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有关苏武牧羊北海之记载始见于《汉书·苏武传》，因所言简略，致使后人对北海之方位虽多有考证，至今仍无定论。明代人认为指今甘肃民勤县东北20里处的青土湖(古休屠泽)，称县城东南30里的山为苏武山，山上修有苏武庙，且有崇祯十二年(1639)刻立的《苏武牧羝碑》(见图1)。县城内亦建有《苏公祠》，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秋重修该祠并立《重修苏公祠记》碑(1)[民国]马福祥等主修，王之臣纂修《民勤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9、82、97、162页；
民勤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民勤县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6-677页。。梁份谓其指居延海(2)[清]梁份撰，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2《凉州北边近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齐召南推断指“白哈儿湖”(即贝加尔湖)并为王先谦引用(3)[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69页。。《辞源》沿袭此说，称北海“指今贝加尔湖”(4)《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90页。，翰海指“今内蒙古之呼伦湖、贝尔湖”(5)《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第1901页。，《辞海》所言亦同(6)《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956、5643页。。《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将贝加尔湖标注为北海(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3-14页。。现今学者或持此说(8)段连勤《匈奴国家时期的丁零》，《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第77-87页；
施丁主编《汉书新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726、2566页；
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页。，或谓指乌布苏诺尔湖(9)张志坤《汉代匈奴北海之考辨》，《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第9-13页。、白亭海(10)任继周、张自和、陈钟《苏武牧羊北海故地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0-13页。、“今乌兰巴托附近的荒原”(11)刘振刚《苏武与白亭海关系的疑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9-117、181页。。至于丁令之居地，《辞源》泛称其“游牧于我国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12)《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第19页。，《辞海》称其“汉代分布于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13)《辞海》(1999年缩印本)，第27页。且为诸多论著沿用。《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在贝加尔湖东西地区(1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13-14、39页。。林幹进而断定匈奴“于靬王的驻牧地在今贝加尔湖一带”(15)林幹《匈奴史》，第36页。另，第66页也有相同的表述。，丁令在郅支单于时“东部仍游牧于今贝加尔湖南，西部则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16)林幹《匈奴史》，第62页。。笔者此前考定翰海(瀚海)是天山北麓今阜康市以西至乌苏县境断续相连的湖泊沼泽，今阜康市以西至五家渠市以东地域正位于其中心地带，亦即狭义“翰海”(瀚海)之所指(17)李树辉《瀚海新考——兼论〈辞源〉〈辞海〉相关词条的释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4期，第46-58、180-181页。。文中虽言及翰海(瀚海)也便是苏武牧羊之北海，却未及详论，亦未涉及丁令居地问题，故再撰此文予以考论。
图1 明崇祯十二年立《苏武牧羝碑》(引自民勤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民勤县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图版第14页)
探讨此北海所指及其地理方位，首先需明确匈奴的分布地域、单于庭所在地理方位及相关历史事件。此前，学者们皆将“漠北”理解为蒙古高原，认为单于庭所在地没有变化，这是导致对苏武牧羊之北海及丁令居地误判的重要原因。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便将丁令置于乌兰巴托以南地区(1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13-14、39页。，林幹亦谓“单于庭可能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19)林幹《匈奴史》，第30页。。姑且不论单于庭曾迁徙变动，单就《史记·匈奴传》《汉书·匈奴传上》的记载来看，便与冒顿时期“单于之庭直代、云中”之方位不符且距离过远。秦汉之际的代郡郡治位于今河北蔚县西南，云中郡治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准此，单于庭则当在今呼和浩特东南地区。可与之相佐证的是，前200年冬汉高祖刘邦进击匈奴的重点及“白登之围”发生地白登山(今称马铺山)，就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正为此，刘邦才得以就近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
河套及阴山以南地区原本为匈奴居地。1972年，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村的阿鲁柴登匈奴墓葬群曾出土金器218件，其中包括迄今为止仅见的重1202克的“匈奴金冠”。此匈奴墓葬群及出土的匈奴金冠足可予以印证。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次年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20)[汉]司马迁撰《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2-253页。。《汉书·地理志下》“五原郡”条：“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21)[汉]班固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0页。。”位于包头市九原区共青农场敖陶窑子村北的故城曾出土许多带“固”字的瓦片，当即是稒阳城(战国固阳城)遗址。可知头曼城在漠南，以头曼名城意味着头曼就建庭于此。其时匈奴王庭设置于漠南，蒙恬出击匈奴也在漠南，正说明漠南为匈奴居地。
秦汉之际，中原战乱，无暇北顾，匈奴乘机东灭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22)[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890页。。此后，又于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对月氏发动了一次更为沉重的打击，迫使其主部西徙远遁，进而征服了天山南北并进驻东天山北麓地区。至汉武帝时，汉、匈双方连年征战，汉朝政府向西推进，先后建立了河西四郡；
而匈奴却逐渐衰落，“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分布在阴山以南东起今山西省北部西至东天山北麓地区。《史记·匈奴传》：“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23)[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893页。。”又称，竟宁元年(前33)，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元帝刘奭令有司议，熟悉边事的郎中侯以为不可许，称：
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24)[汉]班固撰《汉书》卷94下《匈奴列下》，第3803页。
汉唐时，既将阴山山脉称作“阴山”，也将天山山脉及其支脉婆罗科努山称作“阴山”。阴山山脉植被稀疏，仅东段的阴坡有小片森林，明显与此记载不符。所言“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的“阴山”正是指东部天山(25)李树辉《敕勒、〈敕勒歌〉、敕勒川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4期，第139-149、215页。，“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表明自元狩四年(前119)开始，冒顿单于庭便徙至东天山北麓地区。“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指霍去病于元狩二年(前121)夏和元狩四年(前119)春两度出击的天山北麓地区(26)李树辉《瀚海新考——兼论〈辞源〉〈辞海〉相关词条的释义》，第46-58页。。
正因为匈奴呈东西向带状分布，汉军出击多是由东向西推进，匈奴亦是向西败退。元朔三年(前126)春，“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27)[汉]班固撰《汉书》卷6《武帝纪》，第170页。。”霍去病的两度出击也是分别由东南向西北和由东向西推进，第二次出击甚至深入到其大后方的中天山北麓湖泊沼泽南缘地区(28)李树辉《瀚海新考——兼论〈辞源〉〈辞海〉相关词条的释义》，第46-58页。。《史记·三王世家》：“极临北海，西凑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29)[汉]司马迁撰《史记》卷60《三王世家》，第2109页。。”曹魏时人如淳称“翰海，北海名”，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在“极临北海”句下注曰：“《匈奴传》云霍去病伐匈奴，北临翰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崔浩语云“北海名，群鸟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可见此北海也便是翰海，意味着认定汉军是沿翰海之南即天山北麓西进。其时的月氏(大月氏)分布在伊犁河流域，故谓“西凑月氏”；
天山南北地区此前已为匈奴所控，故而汉军到来后皆畏服大汉声威。此前，学术界皆认为霍去病两度出击匈奴都深入蒙古高原，均是将匈奴所在地域之“漠北”理解为蒙古高原了(30)李树辉《瀚海新考——兼论〈辞源〉〈辞海〉相关词条的释义》，第46-58页。。若此，则完全与西域无关，“匈奴、西域举国奉师”又将作何解？
匈奴单于庭曾随着形势变化而迁徙。史称，经霍去病两次打击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31)[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911页。书中将后句标点为“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误。。《史记·大宛列传》：“其明年(元狩二年，前121)，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后二年(元狩四年，前119)，汉击走单于于幕北(32)[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传》，第3167页。书中在“匈奴时有候者到”后标注逗号，不妥。。”“幕北”(漠北)包括天山以北地区。霍去病两度进击的方向也便是匈奴的败退方向，表明单于已退走东天山北麓。张骞也是在霍去病第二次进击匈奴的当年再次出使西域，目的就是招乌孙东返以充实河西，“断匈奴右臂”。可见，其时汉朝防御匈奴的重点正在西北地区。
正因此，元鼎五年(前112)“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33)[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912页。。九原位于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令居位于今甘肃省永登县西北。《史记·大宛列传》：
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徧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元封三年，前107)，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34)[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传》，第3171-3172页。
“匈河水”又作“匈奴河水”(《汉书·匈奴传上》《后汉书·窦固传》《后汉书·南匈奴传》)、“凶河”(《〈班兰台集〉校注·封燕然山铭》)。有关赵破奴出令居至匈河水里数，《史记·匈奴传》《汉书·匈奴传上》作“数千里”，《汉书·武帝纪第六》作“二千余里”。《索引》引臣瓒云，匈河水“去令居千里”明显有误。《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匈奴河”标注于燕然山以南(35)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13-14、40-41页。。施丁等《汉书新注》亦称“匈奴河：或作‘匈河’，‘奴’字衍。在令居之北千里，今杭爱山脉南”(36)施丁主编《汉书新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565页。，当均是据臣瓒之说而误。汉代一里为415.8米，姑且以“二千五百里”计，则令居距匈河水的距离也当有2500汉里×415.8米÷500米=2079今里。赵破奴这三次出征皆与西域相关。“楼兰”“姑师”地处西域自不待言，“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虏楼兰王，遂破姑师”云云，皆可证其出击的方向是西域。可见，匈河水当位于西域地区。至于太仆贺出九原之进军方向，按赵破奴出击方向推测亦当是向西推进，浮苴井当位于九原以西“二千余里”的西域。
东汉时进击匈奴的方向也是自东而西达于东天山北麓。《后汉书·南匈奴传》：永元二年(90)春，“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37)[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53页。。”为“灭北庭”而“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据其进军方向推断，匈奴河(匈河水，匈奴河水)应指今乌伦古河。
同书《窦固传》：“明年(永平十六年，73)，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耿秉、秦彭绝漠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来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虏皆奔走，无所获(38)[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3《窦固传》，第810页。按，同书《显宗孝明帝纪》记此事在永平“十六年春二月”即73年2月26日-3月27日。。”这两段文字不仅可证匈奴河水位于西域，而且可证北单于及呼衍王在天山北麓。又，同书《苏章传》谓其“永平中，为奉车都尉窦固军，出击北匈奴、车师有功”，可知汉军出击对象还包括依附北匈奴的车师。
自清代以降，学者们仍是将汉军进击方向理解为自南而北，因而皆将浚稽山、狼居胥山、窴颜山之地望确定在蒙古高原。魏源撰《圣武记·康熙亲征准噶尔记》：“至若李陵、赵破奴所至之稽浚山，距朔方、居延二千里，骠骑所封之狼居胥山，距代二千里；
卫青所战之窴颜山，出定襄塞千余里；
准其地望，皆在今土腊河、鄂尔昆河左右，兴安岭、杭爱山之支麓，特难定为何峰(39)[清]魏源撰《圣武记》卷3《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魏源全集》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19页。。”《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浚稽山标注于燕然山以南，将狼居胥山标注于今乌兰巴托以东，窴颜山未予以标示(4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39、40-41页。。施丁等《汉书新注》亦称“匈奴河：或作‘匈河’，‘奴’字衍。在令居之北千里，今杭爱山脉南”“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边之肯特山脉”“狼居胥山：山名。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克鲁伦河之北”“窴(tián)颜山：杭爱山脉(在今蒙古境内)南面的一支”，“浮苴井：在杭爱山北(丁谦说)”(41)施丁主编《汉书新注》，第2565、2564、1744页。。
河西走廊及其以北至今内蒙古西南地区自霍去病两度出击后已为汉朝所控。元封六年(前105)，“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42)[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914页。。所谓“单于益西北”是说单于庭进一步西移，而未必处于其左右方之中心位置。其左方兵由代郡回缩至云中郡，右方兵移徙至酒泉、敦煌郡以北地区，都是为了应对强势的汉军。胡三省谓：“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东，右方兵直上郡以西，单于庭直代、云中；
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4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汉纪十三·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元封六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7页。。”《史记·匈奴传》：“儿单于立，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将致单于。单于怒而尽留汉使。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44)[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915页。。”吊单于和吊右贤王的两位汉使极可能就是一路同行，故而被“匈奴悉将致单于”，亦意味着单于庭位于右贤王辖境。
《汉书·苏武传》：“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45)[汉]班固撰《汉书》卷54《苏武传》，第2459页。。太初三年(前102)，“儿单于立三岁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句黎湖为单于”(46)[汉]班固撰《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5页。。立右贤王为单于，同样表明其统治中心位于西部。正为此，汉朝也进一步加强了西部的防御力量，“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47)[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传》，第3176页。。同年，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48)[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916页。。
天汉元年(前100)，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因担心汉朝攻击，“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亦遣苏武以中郎将使持节身份将扣留的匈奴使者送归匈奴。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招募百余名士卒前往匈奴，厚赠单于钱币礼物以答其善意。就在苏武等即将返还时，匈奴内部发生了缑王与虞常等密谋劫持单于母阏氏降汉之事。败露后，苏武、常惠等皆因张胜与此事相关而受牵连，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49)[汉]班固撰《汉书》卷54《苏武传》，第2463页。。苏武在北海持节牧羊十九年。其间，所牧牛羊还曾被丁令偷盗。直到始元六年(前81)春，苏武及常惠等九人始得还至京师。
既然自元狩四年(前119)开始，匈奴重心西移，单于庭也移徙至西北，此后汉军也自然以东天山北麓地区为出击重点。“天汉二年(前99)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50)[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09《李将军传》，第2877页。。”此战，《汉书》之《武帝纪》《李陵列传》及《匈奴传上》都有记载，“祁连天山”均改作“天山”。略有差异的是《武帝纪》记其时间为该年“夏五月”。“祁连天山”是对tεŋri ta前一词的音义混译和对后一词的意译，“天山”则是对二词的意译(51)《后汉书·鲜卑传》中有“弹汗山”，亦当为突厥语tεŋriχan ta(直译：天可汗山)的音义混译。。关于前句，徐广注：“出燉煌至天山。”《索隐》案：晋灼云“在西域，近蒲类海。”又《西河旧事》：“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谓之天山也。”《括地志》云：“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漫山，在伊州伊吾县北百二十里(52)[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9页。。”李广利率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而使李陵率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西北千余里以分匈奴兵，《史记正义》引《长老传》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战地也。”足证汉军打击对象是分布于东天山北麓地区亦即单于庭所在地的匈奴右贤王部。征和三年三月(前90年4月17日-5月16日)，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出酒泉的进击，同样也是达于东天山地区，史称“通至天山，虏引去，因降车师”(53)[汉]班固撰《汉书》卷6《武帝纪》，第209页。。
本始二年(前72)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54)[汉]班固撰《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87页。。”乌孙在西天山北麓，丁令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和天山北麓湖泊沼泽北缘，故而当匈奴军遭遇雨雪灾害时，丁令、乌桓、乌孙从北、东、西三面进攻匈奴军，汉军亦派出三千余骑合攻匈奴军。此段文字同样可证单于庭位于东天山北麓地区。
地节三年(前66)，“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55)[汉]班固撰《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88页。，意味着单于庭亦被迫东移。就连远在东天山北麓的“故地”都不敢留居，更不可能东徙至漠南。这一支东徙车师民众当就是后来游牧于蒙古高原的丁令。新疆木垒县菜子沟古墓曾出土两枚乌古斯部族屠各(tygεr)部落的石印，墓葬年代约在公元前100年前后(56)李树辉《新疆木垒县菜子沟古墓出土石印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75-77页。，正属于这一历史时期。近些年来，屠各部落石印、陶印在中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县、阜康市、呼图壁县及玛纳斯县都有发现，屠各部落印记还见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斜米思台山阿拉巴思冬牧场岩刻、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刻以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八墙子山顶岩刻(57)李树辉《“汉龟二体五铢钱”正名》，《敦煌研究》2018年第6期，第114-121页。，亦可证天山北麓为其久居之地。
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听从部下建议“引众南近塞”。三年正月(前51年2月6日-3月7日)朝天子于甘泉宫，“留月余，遣归国”，汉遣将发兵“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鸡鹿塞在朔方郡窳浑县西北，则单于庭当在朔方鸡鹿塞以北某地。黄龙元年(前49)，郅支单于击破乌孙，吞并乌揭、坚昆、丁零三国，留都于坚昆。后又攻破呼韩邪，都单于庭。史称“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当如《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示在今乌兰巴托附近。此单于庭亦是其后的北单于庭。也即是说，单于庭自地节三年(前66)匈奴东徙后始移至蒙古高原，其与汉地相邻之东境更回缩至上谷郡即今河北省张家口以西地区。
此后，北单于庭复移至东天山北麓。东汉时出击匈奴也是出居延塞向西推进，只不过是将东天山改称作“金微山”罢了(58)学术界多谓金微山指阿尔泰山，误。详见李树辉《突厥原居地“金山”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1-123、149页。。《后汉书·孝和帝纪》：“(永元三年)二月(91年3月9日-4月6日)，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59)[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孝和帝纪》，第171-172页。。”同书《窦宪传》：“明年(永元三年，91)，复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将兵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克获甚众(60)[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3《窦宪传》，第818页。。”同书《耿夔传》：“(永元)三年，宪复出河西，以夔为大将军左校尉。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61)[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9《耿夔传》，第718-719页。。”“出塞五千余里”姑且按五千里计，则汉军由居延塞西进的距离为5000汉里×415.8米÷500米=4158今里。按直线距离推算，向西当达于今伊塞克湖地区，故有“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之谓。也正为此，《魏书·西域传》才有“悦般国……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的记载。另据摩崖石刻《封燕然山铭》可知，汉军向北对匈奴的打击至远也不过达于杭爱山。诸文表明，永元三年(91)时北单于廷确在东天山北麓。
两汉时，汉军北征匈奴最远也仅抵达燕然山(今杭爱山脉)。燕然山之名最早见于《汉书·匈奴传上》有关征和三年(前90)贰师将军兵败匈奴的记载。其后又见于《后汉书·孝和帝纪》有关永元元年六月(89年6月27日-7月25日)窦宪“刻石勒功”的记载以及2017年在杭爱山发现的摩崖石刻《封燕然山铭》，可知汉军向北对匈奴的打击至远也不过达于杭爱山脉，亦可反证匈奴及依附匈奴的车师(ouz)民众北徙燕然山地区早不过西汉地节三年(前66)。
考古发现也可予以佐证。巴里坤盆地南缘的天山北坡一些沟口地带分布有许多石围聚落遗址，文化遗存包括柱洞、火塘、灰坑等遗迹和石器、骨器、铜器、铁器及种类和形式多样的陶器(见图2-3)。位于石人子村南的东黑沟遗址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3.5公里、面积约8.75平方公里，分布有大型石筑高台3座、石围居住遗迹140座、墓葬1666座、刻有岩画的岩石2485块。位于县城正南至西南山前缓坡地带的岳公台-西后沟遗址群南北宽约3公里，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分布有3座石筑高台、120余座石围居住遗址、300余座石结构墓葬、1000余块刻有岩画的岩石(62)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第28-37、114页。。这两处遗址群皆有3座石筑高台，应就是匈奴祭天场所，史籍所称之“单于台”。据此推断，东黑沟遗址是元狩四年(前119)至元封六年(前105)的单于庭所在地，西后沟遗址则是元封六年(前105)至永元三年(91)的单于庭所在地(63)该地作为匈奴王庭所在地应无疑义，直到唐初仍是突厥可汗的居所。《姜行本纪功碑》有“以贞观十四年五月十日(640年6月4日)，师次伊吾时罗漫山北登里绀所，未尽旬月，克成奇功”之谓。“登里绀”为突厥语tεŋriχan(天可汗)的音译，“登里绀所”也便是“天可汗居所”。。
单于庭既然西移至东天山北麓地区，则郭吉、苏武等出使匈奴必然是前往该地。元鼎五年(前112)，汉天子巡边至朔方时遣郭吉面见乌维单于，劝其臣服汉朝。单于大怒“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64)[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912页。。《正义》注：“北海即上海也，苏武亦迁也。”可见拘留郭吉的北海与苏武牧羊的北海为同一水域。又，单于弟于靬王在该水域生活“三岁余”，则该水域必定在匈奴控制地域内且距单于庭不会太远。北海(=翰海，瀚海)位于单于庭以西地区，其南为依附匈奴的车师地界，正是匈奴的大后方。张骞于前138年出使西域被匈奴羁留后便“居匈奴西”，亦当在这一地域。太初四年(前101)，亦即苏武出使的前一年，西汉政府就在西域设立了管理屯田事务的地方官吏，“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65)[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3页。。其时，“北道诸国已属匈奴”(66)[汉]班固撰《汉书》卷79上《冯奉世传》，第3294页。。匈奴将张骞、郭吉及苏武等置于北海边，其东为匈奴驻地，南为阻绝西汉屯田士卒的车师，正可以防止其逃归汉地。
图2 巴里坤东黑沟古遗址(作者拍摄)图
图3 巴里坤马圈湾古住宅遗址及条形石磨盘
再则，宣帝因常惠曾随苏武出使匈奴，谙熟西域情事，才遣其多次出使西域。斯坦因所获汉简中便有常惠出使西域的记载，悬泉遗址曾出土《县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薄》，皆可予以佐证。正因为北海也便是翰海(瀚海)，单于庭也西移至东天山北麓地区，《北史·铁勒传》才有“瀚海龙庭之地，尽为九州”的记载。
设若北海是今青土湖(白亭海)或居延海，则意味着前2世纪末至前1世纪初河西走廊还为匈奴所控；
设若北海是“今贝加尔湖”，则不能解释匈奴将身处西域的苏武远徙该地“牧羝”的动机和目的。况且，也没有任何史料可证明匈奴势力曾达到今贝加尔湖地区。民国时人明驼先生就曾断言，将苏武牧羊的地点确定在镇番(今民勤县)之说“没有充分的根据”，苏武牧羊的地点也不可能在贝加尔湖的附近，因为“那时匈奴的势力是否已经展布到贝加尔湖的附近，这还是个问题哩”(67)[民国]明驼著，达浚、张科点校《河西见闻记》，见顾颉刚著，达浚、张科点校《西北考察日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设若北海是“乌兰巴托附近的荒原”，则无法解释“单于弟于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于靬王爱之，给其衣食”等语，无法解释苏武“能网纺缴，檠弓弩”的用处，无法解释汉使凭何伪托鸿雁传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单于听此言后又何以“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的对话。织网用于捕鱼，鸿雁栖于水泽，这些都是“荒原”说无法解答的问题。北海指湖泊水泽，为翰海(瀚海)之别称毋庸置疑。至今仍可从卫星地图上明显分辨出这片湖泊湿地的痕迹(见图4)。
图4 卫星地图所见北海(翰海，瀚海)的痕迹(引自谷歌地图)
明确了北海所指及其地理方位，则偷盗苏武牛羊之丁令的居地也就可以落实了。北海正位于匈奴居地和丁令居地之间。丁令，亦作钉灵(《山海经·海内经》)、丁灵(《史记·匈奴传》)、丁零(《汉书·匈奴传上》)、狄历(《魏书·高车传》)、铁勒(《魏书·高昌传》)、敕勒(《晋书·慕容儁载记》)、特勒(《旧唐书·回纥传》)、突厥(《魏书·吐谷浑传》)，为操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诸部落群体的总称(68)钱大昕曾指出：“古人读‘敕’如‘忒’。”参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6“特勤当从石刻”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诸称名均为tyrk(或其复数形式tyrklεr)一词的不同汉语音译形式(69)马长寿先生推断：“狄可能是后世所谓‘狄历’或‘丁零’的简译，是由‘Türk’的原音翻译来的。”(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页)。又称：“铁勒名称，原音为‘Türk’，与突厥之原音相同，然则铁勒亦可称为广义的突厥。”(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3页)岑仲勉先生曾疑铁勒是tura的译音，称：“拜火教经文著录Tūra人，已被公认为现在突厥族之祖先。突厥文翻唐，常以i代我之u，反之，唐人翻突厥文，亦可能以i代彼之u；
又突厥语收-a者唐人往往促读如收-k(独雒、仙萼等是)；
准此以例，Tūra就可变读为tit-lak。铁勒各部落大多数属于突厥族，故得以Türa为其通称。”同时，亦疑铁勒是“‘突厥’复数Turkler之音变”(岑仲勉撰《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63页)。韩儒林先生称：“盖‘狄历’‘敕勒’‘丁零’‘铁勒’‘特勒’，殆皆同名异译。”(韩儒林《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1页)。。北魏时因其“车轮高大”，又有高车之别称(《魏书·高车传》)。其源头包括塞种和自战国末年由河西走廊西迁中天山南北地区的乌孙先民(即其后形成的乌古斯部族)，天山北麓(包括中天山山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及锡尔河以东地区为其世居之地(70)李树辉《西域南北向链状排列墓葬种属及相关问题研究》，《暨南史学》第1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6页。。该称名下往往也将栖息于这一地区的印欧人种群落即所谓“杂种”“别种”“异姓”部落包括在内。
此前，史学界对丁零原居地的认识一直模糊不清，如《辞海》称其“汉代分布于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71)《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第27页。，《辞源》称其“游牧于我国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72)《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第19页。。《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置于今贝加尔湖东、西地区，“西汉时期全图”则干脆未标示其分布区域(7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3-4、13-14、39、40-41、67页。。将丁零居地置于今贝加尔湖周边地区，其实是对文献的误读误解。
《山海经·海内经》谓“北海之内……有钉灵之国”(74)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62-463页。。《史记·匈奴传》称，匈奴“后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75)[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893页。。《汉书·匈奴传上》所记略同，只是将相关国名改作浑窳、丁零、隔昆、新蔾(76)[汉]班固撰《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753页。。《索隐》引《魏略》云：“丁灵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习水七千里。”又，《史记·大宛传》：“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77)[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传》，第3161页。。”大宛在费尔干纳盆地，可知丁灵位于锡尔河以东地区，同时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及中天山北麓亦有分布。《后汉书》称乌桓国“在丁令西南，乌孙东北焉”(78)[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90《乌桓传》，第2980页。。又，《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西戎传》曰：
丁令国在康居北……或以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乌孙西，似其种别也。又匈奴北有浑窳国，有屈射国，有丁令国，有隔昆国，有新梨国，明北海之南自复有丁令，非此乌孙之西丁令也。乌孙长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为人勇健敢战也。(79)[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1年，第862-863页。
上文所记在康居北的“丁令国”及在乌孙西的“北丁令”指锡尔河以东地区(包括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丁令。袁珂注《山海经·海内经》称北丁令“即此钉灵之国也”(80)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464页。。据“北海之南”语推断，《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当作“北海之南”解。上文谓“乌孙长老言”，更可断定丁令国、北丁令及“北海之南”的丁令皆位于西域，后者是指中天山地区的丁令。其时的东天山北麓为匈奴地域，故有此谓。至于《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所记冒顿“袭破东胡，西走月氏，服丁零”(81)[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卷1《前赵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也是指中天山北麓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丁令。《汉书·李陵传》称单于以“卫律为丁灵王”，亦能间接说明有丁令分布于天山地区(82)段连勤先生对丁零、高车有深入研究，但有关其居地的论述却不尽相同：或认为丁零之“居地始终在蒙古大沙漠以南的渭北、河套地区”(段连勤《我国丁零族的原始居地和北迁——兼评苏联学者关于我国青铜文化北来说的谎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第80-87页)；
或认为“高车很可能是商周时期由黄河流域北迁贝加尔湖流域，在两汉时期又多次起义反抗匈奴国家奴隶主统治的丁零人的后裔”(同上)；
或称“汉魏时期，丁零大抵分布于今苏联南西伯利亚东起贝加尔湖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段连勤《高车与丁零的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第11-17页)；
或称“在今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上游一带”(段连勤《匈奴国家时期的丁零》，《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第77-87页)；
又称“高车族的原始居地史书无征……从《史记》《汉书》匈奴传、苏武传上看，贝加尔湖至色楞格河一带是两汉时期丁零人广为分布的地区”(段连勤《我国历史上的高车族及其反抗柔然汗国统治的斗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第71-77页)。。正为此，《魏书·袁翻传》才有“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余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83)[北齐]魏收撰《魏书》卷69《袁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2页。之谓。
《北史·铁勒传》始称蒙古高原的“独洛河北”有其部落分布，“独洛河”即位于乌兰巴托西南的土拉河。核检《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并参考2017年在杭爱山发现的摩崖石刻《封燕然山铭》可知，汉军对匈奴的打击至远也不过达于杭爱山，而贝加尔湖东、西及以南地区在前1世纪之前还属于鲜有人居住的蛮荒地带。直到成书于982年的《世界境域志》仍称黠戛斯国的北面“是北方无人居住的地方。黠戛斯国的(边远)地区没有居民，该(地区)是北方的无人居住地。其地因过于寒冷，人类不能生活”；
基马克国“其东面住着黠戛斯族……基马克国的北部位于人类不能生存的北方”(84)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4、82页。。此前所记深入“幕北”多指进军至中天山北麓地区。《汉书·匈奴传上》：
其明年(地节三年，前66)，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其明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后二岁，匈奴遣左右奥鞬各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匈奴遣万余骑往击之，无所得。(85)[汉]班固撰《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88页。
匈奴屯田之“右地”正位于天山地区。称“丁令比三岁入盗匈奴”，亦可证其居地与匈奴、车师毗邻。其时的漠南地区已为汉朝所控，匈奴“收其余民东徙”就是为避汉军的打击。据此推断，“独洛河北”的铁勒部落应是前1世纪上半叶由天山地区移徙当地的。
细审学术界将丁令居地置于今贝加尔湖东西或以南地区之依据，无非是《汉书·匈奴传上》“丁令乘弱攻其北”(86)[汉]班固撰《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787页。、同书《匈奴传下》郅支“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并三国”(87)[汉]班固撰《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00页。、同书《陈汤传》“会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88)[汉]班固撰《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08页。以及同书《苏武传》“丁令盗武牛羊”(89)[汉]班固撰《汉书》卷54《苏武传》，第2463页。的记载。然而，前提又是匈奴分布在以乌兰巴托以南地区为中心的蒙古高原。未曾留意：既然丁令“分布于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匈奴为何要将汉朝使者置于丁令北方的贝加尔湖边“无人处”去“牧羝”？单于弟于靬王又怎能越过丁令居地“弋射海上”，岂能且敢于在该地生活“三岁余”？再则，为何两汉至南北朝的文献中不见有丁令分布于今贝加尔湖以南的记载？
与之相对，为乌古斯部族及其先民所特有的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墓葬广泛分布于天山北麓、东天山及中天山南麓、伊犁河流域、阿尔泰地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东部地区(90)李树辉《西域南北向链状排列墓葬种属及相关问题研究》，第1-36页。。作为该部族buzuq集团kyn(日)支系标识的“●”(○、◎、☉、、、、、、、、、、、、、、、、、)形图案、aj(月)支系标识的“”(、、、、、、、、、、、、、、、、、、、、、、、、、、、、、、、、、、、、、、、、、、、、、、、、、、、、、、、、、、、、、、、、、)形图案、二支系联合体的“”(、、、、、、、、、、、、、、、、、、、、、、、、、、)形图案、julduz(星)支系的“(、、、、、、、、、、、、、、、、、、、、、、、、、、、、、、)形图案，以及uoq集团kk(天)支系祥云印记符号“”(、、、、、、、、、、、、、、、、、、、、、、、、、)和瑞雀印记符号“”(、、、、、)(91)kk(天)支系难以用具象形式标示，故采用了“祥云”“瑞雀”的符号。、ta(山)支系印记符号“”(、、、、、、、)、tεŋiz(海)支系的印记符号“”(、、、、、)大量见于自秦朝以降直至清代的各类仿铸钱币及出土文物。鄯善县连木沁镇的戈壁上曾发现200多个呈“○”形或“”形石圈，新疆塔什库尔干绿洲、和静县巴音郭楞乡、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尔村吉仁台沟口、青河县三道海子及内蒙古武川县大青山乡坝顶村还曾发现举行会盟活动的“”(日月)形祭坛遗址(92)笔者承担的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乌古斯钱币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18XMZ011)对此有详细论述。。另从现代突厥语民族分布区域亦可看出其分布区域。正是这一支先秦时称为钉灵，汉代称为丁灵、丁令、丁零，北朝称为狄历、铁勒、敕勒(高车)、滑国、突厥，唐代称为特勒的群落即乌古斯部族，于6世纪中叶建立了突厥汗国(93)李树辉《乌古斯和回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汉文史籍中的漠北(幕北)是个宽泛的概念，实将天山北麓的准噶尔盆地包括在内。清代地理学家齐召南(1703-1768)因将其理解为以乌兰巴托以南地区为中心的蒙古高原，而推断苏武牧羊之北海为“白哈儿湖”(贝加尔湖)。此观点后为《辞源》《辞海》等大型工具书及诸多论著沿用。现今学者虽有不同观点提出，因忽略了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单于庭的考证和对丁令居地及苏武出使前汉朝与匈奴地理分界的误判，均难以成立。匈奴单于庭并非固定于一处，曾随汉、匈军事态势变化多次移徙。头曼时期的王庭位于漠南今包头市九原区西北的头曼城，冒顿时期的单于庭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地区，元狩四年(前119)移徙至东天山北麓今巴里坤县的东黑沟，元封六年(前105)西移至西后沟，地节三年(前66)东移至乌兰巴托附近。此后，北单于廷于永元三年(91)前复移至巴里坤盆地。丁令分布在锡尔河以东、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及中天山北麓地区，中天山地区的丁令也便是南北朝时期的高车(滑国)，亦即于6世纪中叶建立突厥汗国的乌古斯部族。匈奴拘留郭吉及苏武牧羊之北海就是翰海(瀚海)，亦即今新疆阜康市至五家渠市之间的湖泊沼泽(20世纪中期以后干涸)。辨明此北海所指及丁令居地，对于匈奴史、突厥-回鹘史及西域史研究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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