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玲，王 磊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3)
作为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中国早期共产党人选择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1920-1922年，是中国共产党酝酿筹建、正式成立和初步发展的关键三年。三年间，李大钊在组织领导党的实践活动的同时，译介、撰写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这些文本不仅直接展现了他的思想观念，而且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对这些文本进行系统性梳理与针对性研究，从中凝练李大钊选择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对于进一步回答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些什么”的问题[1]，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经验和不足，继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有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被收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的《李大钊全集》(修订本)(以下简称《全集》)是目前较为权威的一套李大钊著作文献集。此版《全集》最大程度地以李大钊发表的原文原件为底本，整理、汇编、收录了623篇文章，并有附录7篇，为李大钊生平和思想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可靠、完整的基础文本资源。
经统计，《全集》收录1920-1922年建党前后的文本共计151篇(见图1)，其中论文33篇(1)《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两篇文章，前者为李大钊致胡适之书信，后者为李大钊致费觉天之书信。《全集》在编纂时“因内容重要，篇幅也较长”，按惯例将二者编入了论文部分，而本文依据其原初形态归入了书信一栏，特此说明。，演讲15篇(2)两篇演讲文稿，一为陈仲瑜记《马克思经济学说——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的演讲》，二为《北大讲义风潮平息后在教职员学生大会上的讲话(节录)》。因此为记录人不同而主题相同的演讲文稿，故《全集》中未将两文独立列进目录，而是作为附录供人参考，此处亦不计入“演讲”总数。，随感录21篇，书信23篇，谈话、讲话与发言11篇，会议报告13篇，启事与通告14篇，联合署名文章21篇。在这151篇文本中，去除随感录和启事、通告等与本文主题无关的文本以及联合署名文章后，所剩与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共计45篇(3)1920-1922年间李大钊所著45篇马克思主义文本名录如下。A.论文类：《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五一”(May Day)运动史》《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欧文(Robert Owen)底略传和他底新村运动》《自由与秩序》《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现代的女权运动》《论自杀》《〈黄庞流血记〉序》《非宗教者宣言》《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马克思与第一国际》《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国际的资本主义下的中国(旧国际共管与新国际共管)》；
B.演讲类：《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演讲》《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在北京中国大学的演讲》《理想的家庭(讲演)》《今与古——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在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的演讲》《宗教妨碍进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非宗教同盟第一次大会上的演讲》《在高师工学会、北大马克思研究会、北京学生联合会举行的五一纪念大会上的演说(节录)》《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的演讲》《在北京各团体发起的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上的演讲(摘要)》《在“北京学生读书会”上的演讲》《社会问题与政治——在北京中国大学哲学读书会上的演讲》；
C.书信类：《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致胡适书信)、《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致费觉天书信)；
D.谈话、讲话与发言类：《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茶会上的讲话》《就中国工人运动问题与〈北京周报〉记者的谈话》《在女权运动同盟会招待报界学界茶话会上的讲话》《就孙、吴两氏统一中国的方策与〈北京周报〉记者的谈话》。，其中，中长篇论述与演讲38篇、短篇论述及讲话摘要7篇。对这45篇文本的主题和内容进行初步分析，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性文本，共2篇；
二是对俄国革命与世界其他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评介性文本，共8篇；
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文本，共35篇，这其中包含被誉为“中国五一运动的纲领性文献”[2]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一篇关于唯物史观的史学著作”[3]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以及被誉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书”[4]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等在李大钊思想体系中和中共早期历史上均具有独特意义与重要价值的思想著作。
图1 《全集》收录的1920-1922年的文本类型
具体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介绍与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2篇文本，主要围绕经济学说与唯物史观的原理展开，这些学说和原理是李大钊分析中国社会变革动因、号召工人运动的理论工具；
《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等评介俄国革命与世界其他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8篇文本，是李大钊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展现，正是在对多种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的比较分析中，李大钊才逐渐完成了对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适配性的思考，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以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35篇文本，从省思、改作与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选择、理解与阐释社会主义，以及解析、诠释与构想中国政党、中国政治建设路径等方面，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这一时期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与整体架构，它们的问世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总之，从1920-1922年李大钊撰写发表的45篇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中，既可窥见建党前后李大钊总结的社会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相关理论，亦可厘清其选择、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更可发现这一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认知和实践的一般特点。
1920-1922年是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李大钊所著诸多文本在思想来源、主题观点与价值取向等方面皆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在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评介与鉴别中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并非作为单一思潮独立进行的，而是在社会主义传播的大浪潮中与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互竞交锋、融汇对比后才脱颖而出的。与此同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也并非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对比、借鉴、诠释、创造的过程中坚定了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与信仰。
与其他知识分子刚性排他的思想倾向不同[5]，李大钊在选择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待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态度上。换句话说，李大钊在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并不排斥对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和宣传，而且在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与运动时常常引导时人对其进行思考、鉴别与选择。建党前后，在李大钊8篇关于俄国革命与其他世界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评介性文本中，《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和《欧文(Robert Owen)底略传和他底新村运动》是介绍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性文本。此时的中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可谓层出不穷，新村主义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说之一。为澄清思想乱潮、强化思想认知，李大钊特地撰写文章，“想把四派的新村运动，都绍介于读者诸君”(4)乌托邦派社会主义“大体可分为四大派：(一)宗教的新村；
(二)欧文派的新村；
(三)傅立耶派的新村；
(四)伊加利派的新村(Icarian Communities)。”(李大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J].星期评论，1920(31)：A1-A4.)李大钊可能原计划将四派都介绍给读者，但现在遍览其所著文本，仅发现关于宗教新村及欧文派新村的文章，未见关于傅立耶派新村和伊加利派新村的文章。，“以贡今日热心新村运动者的参考”[6]。在上述两篇文本中，李大钊不单介绍了宗教新村与欧文派新村的产生背景、发展历史、运行方式与主要特点，更是以此为基础论证了社会主义“反对现在经济组织的精神和运动”[6]的正义性、必然性及其实践的曲折性。重要的是，《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在《星期评论》上刊载时，在其文末，主编沈玄庐专门加上了“按语”，指出：“我读了守常先生这篇著述，只看见共同生活组织的成功，并没看见他的衰落和解体。因为这七个组合的离散，都是受外界的影响，并非他自身崩坏。而且我又只见他们分配经济的色采，并没觉得有宗教的臭味。也不觉得有商业的臭味。我很希望守常先生通统把四派的新村运动写了出来，我想来一万人中至少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爱读的。”[6]其后，瞿秋白亦在《新社会》专门发表文章《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进行评述，指出：“李守常先生做了一篇《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登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我看了就引起好多的感想。守常先生说流入美利坚的社会主义，可以分作两大派别：一乌托邦派；
二历史派。……现在守常先生把他介绍过来，我们常非之感谢，可惜为篇幅所限只登了宗教新村一篇，我们还狠希望守常先生快把那欧文派，傅利耶派，伊加利派的新村发表出来。我们就可以研究研究这乌托邦派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怎么样。”[7]可见，李大钊对新村主义等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引介，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引导着众多知识分子思考新村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就与不足，促使他们探索中国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可以说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为李大钊在理论研讨与对比中逐步形成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知提供了思想来源。
事实上，李大钊所做的介绍与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工作远不止于此。1920年，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在李大钊的号召与主持下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以“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力图通过“编译社会主义丛书”“翻译社会研究集”“发表社会主义论文”[8]等途径“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9]，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行路径。此外，李大钊更是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相关课程，通过授课的方式开展对国外与中国社会主义流派的比较研究，以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详细阐明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发展历程，从而使更多青年学生有机会接触与学习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为其更好地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认知基础。
李大钊之所以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很大一个方面是因为他认为相较于封建主义、复古主义等落后时代的学说而言，社会主义学说是进步的、体现社会发展潮流的，即便是各类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存在争论，那也属于民主阵线内部的讨论。总之，李大钊在选择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视角是宽阔的、胸怀是博大的，其所关注的是“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并从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营养”[10]118。且他对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译介，目的并非在于宣传学说本身，而是借这些学说或运动之经验与教训，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自1920年起，李大钊便逐步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鉴别，并逐渐坚定了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因此，如果说“五四”后“主义文化”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本土化创造了语境、提供了学理来源[11]，那么李大钊通过对其他社会主义的对比、鉴别、研究则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认知基础。可以说正是在对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对比分析中，李大钊才逐渐完成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适配性的思考，而后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二)在对欧美社会主义文献的引介与编译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认知
有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时曾指出，随着共产党建党进程的日渐深入，“急剧传入中国的英语布尔什维克主义书籍，逐渐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主要的消息来源”[12]。事实上，建党前后，欧美渠道的社会主义文献已然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渐取代了日本渠道的社会主义文献，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获取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其思想同样深受欧美渠道社会主义文献的影响。
经考证，建党前后李大钊的45篇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中，参考、引用、转译欧美社会主义文献的超过10篇。仅1920年发表的10篇中长篇论述中，便至少有4篇参考、转译了欧美渠道的社会主义文献，即《“五一”(May Day)运动史》《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欧文(Robert Owen)底略传和他底新村运动》和《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在《“五一”(May Day)运动史》的文末，李大钊曾直接注明：此篇纪述是根据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的《美国社会主义史》(HistoryofSocialismintheUnitedStates)以及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未来属于人民》(TheFutureBelongstothePeople)等文献作成[13]。与此同时，《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与《欧文(Robert Owen)底略传和他底新村运动》两文同样是以莫里斯·希尔奎特的《美国社会主义史》为底本进行译述的；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亦是基于欧美文献编译而成。此后两年间，更有多篇文章呈现相同的特点，如《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至少参考了艾蒂安·安东内利(Etienne Antonelli)的《布尔什维克俄罗斯》(BolshevikRussia)以及阿尔伯特·里斯·威廉姆斯(Albert Rhys Williams)的《列宁：其人其事》(Lenin：theManandHisWork)两篇文献[14]；
《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与《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两文则经证实参考了保罗夫妇(Eden & Cedar Paul)的《创造的革命》(CreativeRevolution：AStudyofCommunistErgatocracy)一书[10]147。以上西文书籍文献，无疑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而言，《美国社会主义史》为李大钊深入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以其为底本著成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在介绍“五一”纪念日由来、欧美工人运动史等内容的基础上，阐明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工人运动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成为“中国五一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又如，保罗夫妇的《创造的革命》一书则构成了李大钊“工人政治”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由此著成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等文，集中阐发了李大钊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反思批判及对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及发展前景的展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大众化进程中的“源头性文献”，为中国共产党国家与革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学理基础[10]137。
进一步追寻文献来源可知，李大钊获取马克思主义西文文献的渠道是多种的。李大钊自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便十分重视对西文文献的引进。据统计，至192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拥有藏书184 008册(其中中文书约140 002册、西文书26 356册、日文书2 480册、杂志15 170册)，其中西文图书数量相较1920年的17 485册增长了近一万册，反倒是中文与日文图书数量未发生较大变化。这些西文书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15]。与此同时，从《北京大学日刊》所登载的相关通知亦可一窥此时期北大图书馆的西文文献名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920年《图书部典书课通告》中列举的“有关于俄国问题之参考书籍二十三种”(5)原名为“關书部典书课通告”，其中“關”或为误作，应为“图”。通告中列举的书籍包括：法国经济学家艾蒂安·安东内利的《布尔什维克俄罗斯》(Bolshevik Russia)、美国记者阿尔伯特·里斯·威廉姆斯的《列宁：其人其事》(Lenin：
the Man and His Work)、俄罗斯驻美国信息局局长阿尔卡季·约瑟夫·萨克的《俄罗斯民主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Russian Democracy)以及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革命》(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等。(图书部典书课通告[J].北京大学日刊，1920(766)：2.)[16]。而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基础和基地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亦曾于1922年2月6日公布其现有藏书列表，其中便包含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文献20余种，基本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著作[17]。总而言之，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源，并成为一批早期共产党人与先进知识分子研讨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6)据北京大学图书馆《1919-1920年西文图书登录簿》载，两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引进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马克思、列宁传记15种；
书名明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图书15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工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当时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图书15种；
关于俄国问题和俄国革命的图书22种”。以上图书同样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众多文本与思想来源。(邹新明，陈建龙.从北京大学图书馆《1919-1920年西文图书登录簿》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传播[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5)：5-11.)。此时期李大钊引进、参考、介绍与应用的欧美渠道的社会主义文献，不仅是其传播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其自身思想理论的直接来源。
综上所述，对诸多欧美渠道社会主义文献的引介、参考及编译是建党前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的重要特征，亦是李大钊思想来源的直接反映。考察李大钊诸多文本中的思想来源，不仅有利于进一步还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初路径，而且有利于探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源流。然而，就现有研究而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问题，呈现出“对日俄渠道研究的较多，对欧美渠道研究的较少；
对欧洲渠道研究的较多，对美国渠道研究的较少”的特点[14]。因此，关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与文献渠道的问题仍有诸多值得深究的空间，特别是对于欧美渠道与日俄渠道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比较研究更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在对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分析与研讨中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运用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知、选择与运用，经历了“初始印象冲击→文本理论理解→结合现实分析与应用”[18]的过程。建党前后便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从“文本理论理解”向“结合现实分析与应用”的过渡时期。在此时期，李大钊本身的角色亦由早前纯粹的理论宣传者向理论的宣传与运用者转换，由理论宣传的“二传手”向理论运用的“破冰者”转换。
具体而言，建党前后，李大钊的思想文本不再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纯粹介绍与宣传，而是开始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与探讨中国的现实问题。据统计，这一时期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文本多达35篇，在其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中占比高达78%。由此可知，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知已然具有本土化、中国化倾向。
一方面，就撰文动机与言说语境而言，李大钊的诸多著述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以及对知识界诋毁与质疑马克思主义言论的针对性回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三文的撰写动因，很大程度归于其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这些文章的撰写与发表事实上助力了时人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必然性、可能性的省思。又如李大钊在“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会上所言，“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必然性，非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驳倒反对派了”[19]。由此可见，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思想方法的运用是有着清醒认知的，更是自觉、主动的。此外，《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两文，更是为正面回应知识界对苏维埃俄罗斯及其革命的诸多质疑与诋毁而作；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则是为解决其在领导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实践中出现的组织问题而作，即对组建一个统一的、严密的、强有力的革命型政党而进行的思考。也正是在有目的性与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问题、回应质疑的过程中，李大钊才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才更主动地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从而开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运用。
另一方面，就文本价值与影响而言，李大钊的著述不仅介绍与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术研究及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运用的先觉性与开创性探索。1920年初，李大钊便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开启了以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征程；
随后更是通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系列文章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领域；
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等论述指明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方向、依靠力量与实现方法，规划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路径。这些都极大程度影响与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进程。
总之，正如李大钊在探讨“问题”与“主义”时所言，“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20]。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宣传是1920年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主题，那么学术性研讨和本土化运用则为1920年后其文本著述所蕴含的重要特征。这种变化不仅寓示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转换，而且象征着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水平已然在宣传与运用中实现跃迁，即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从引进到运用的升华。
(四)在历史条件的限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
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即便是作为“理论导师”之一的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
其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理性研究尚不充分。就现有文本而言，建党前后，李大钊介绍、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著述仅有2篇，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除此以外，并未见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讲解或论述的其他专题性文章。而且有些思想观点并非原创，而是源于引用或转译。如，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问题李大钊曾有过一段经典论述，即“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21]，经证实，此论述是根据保罗夫妇《创造的革命》(7)《创造的革命》中对应原文为：“The philosophy and the trend of right-wing socialism are substantially middle class. Left-wing socialism， on the other hand， is fundamentally proletarian…… Creative evolution， as the right wing thinks， and creative revolution， as the left wing thinks……”(Eden & Cedar Paul. Creative Revolution：
A Study of Communist Ergatocracy[M]. New York：
Thomas Seltzer，1920：18.)中的相关论述翻译及改编而来[10]155。由此，关于这一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研究不足的问题，究其缘由，一是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那刻起便不被看作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作为分析中国问题、实现社会改造的“思想武器”被投入革命实践；
二是中国共产党自早期组织产生起就被“卷入伟大的实际革命斗争中”，且一经成立，便被要求“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22]221。这些在客观上导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22]221。而且自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仅有两年的时间，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至中国共产党创建亦不过二十余年，历史并未给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足够的时间进行系统的学理研究。
其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知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如前所述，欧美渠道的社会主义诠释性文献是该时期李大钊文本的重要思想来源，而马克思主义的一手原生态文献在中国早期则是严重缺失的。正如袁玉冰彼时所言：“要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物中去研究马克思学说，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慢说他底卷帙浩繁的‘资本论’，就是他底小册子如‘经济学批判’之类也没有译本可看；
至于解释或批评他底学说之著述，更不消说了。”[23]事实上，在其文章《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为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编》所列二十余种推荐书目中，也仅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以及《价值价格与利润》(李季译)三本是对马克思著作的直接译述。而诸如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等他国社会主义学者的诠释性文献终究包含着作者的主观性解读与发挥，隐藏着作者自身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基因，加之“跨语境”与“跨语际”的翻译与转换，或者普遍存在的二次加工甚至多次转译现象，使得这些诠释性文献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有所差异，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原初理论的理解与认知出现一定的偏差。比如受塞利格曼等的影响，唯物史观曾一度被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界定为“经济史观”，李大钊亦曾在其《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Seligman曾有此主张，我亦认为合理……”[24]
总之，受革命实践的紧迫性、原初文献的稀缺性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是有限的，甚至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偏差。这既是建党前后李大钊在选择与运用马克思主义上的个人局限，也是党早期理论准备不足等历史遗憾的一个表现。然而，在相当复杂的形势下，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成立并肩负起改造中国如此艰巨的实践任务，以及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实属不易，也难能可贵，这是我们应当充分肯定的。作为后人，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不足而作出苛责前人的评述。
综上所述，建党前后，李大钊在评介与鉴别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在引介与编译欧美社会主义文献的过程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在分析与研讨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运用，但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其在建党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作为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选择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呈现的特点，既是其自身理论取向与思想特性的反映，也是早期共产党人认知与接受马克思主义普遍特征的展现，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图景。因而，加强对建党前后李大钊文本、思想及其特点的研究，继而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经验与不足，对于接续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与中国化仍具有重要意义与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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