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晨希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的一个朝代，也是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朝代。清朝的祭祀礼仪的发展脉络主要有两条线，第一条是在入关之前，帝国礼制主要是以“满洲礼仪”为主，在那时已经初现雏形，后续入住之后的礼制中携带着“满洲元素”就是这个时期的来源；
第二条线就是在入关之后，继承了明朝时期的部分祭祀礼制，之后礼制就由之前的满洲礼制逐渐向着汉礼进行转变[1]。
但是在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摒弃满洲礼制，只是以满洲礼仪为核心对汉族礼制进行了关键性的改造。总体来说：是对核心的满洲礼制进行了汉礼改造[2]。结合明朝到清朝的礼制来看，满洲礼仪的加入也成了国家礼制的重要的变量。而在满洲礼仪中祭礼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占据的比重也比较大。跟满洲婚丧、军礼、冠礼不一样，祭礼一直没有彻底地融入进汉族的“五礼”体系中去，因此也造成当时在国家礼制中出现了汉族祭礼和满洲祭礼两种祭礼并行，相互独立又并行不悖的独特现象[3]。而在清朝入关前后祭礼到底经历过怎样的缘起还有流变呢？满洲的祭礼与汉族的祭礼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有没有融合或者是冲突的地方？在构建国家祭礼礼制中是否起到了作用呢？后期两种祭礼并行的独特情况对清朝礼制格局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具有研究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对清代满洲的祭礼起源及其演变情况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丰富相关的研究。
乾隆皇帝的上谕中也有提到，在满洲祭礼中祭神、祭天、祭佛这些在满洲是共同的祭礼，带有浓厚的民俗色彩，但在具体的礼仪上却并不统一。据史书记载，清朝时期的满洲祭礼和金朝的祭礼其实是一脉相承，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在民间流传已久[4]。
据满文档案所载，在清朝的关外二帝，天命(努尔哈赤)、天聪(皇太极)朝的祭礼主要如下：
(一)拜天礼
拜天礼最初行礼行的仅仅是三叩的礼仪，在天命朝的后期慢慢发展成为了三跪九叩的礼仪，这项礼仪后面也成为了清朝时期最为隆重的行礼的模式[5]。到了天聪朝的时候，这项礼仪主要被应用到了堂子、出征、会见外藩等重要场合的拜天礼中，偶尔也会在在这些场合的拜天仪式中看到三叩头的礼仪，这也说明当时拜天的礼仪还没有统一，是不规范的。拜天礼在天命、天聪二朝的适用场合也比较多样化，比方说在接见外藩使者或者是归附人等的时候，除了行三叩礼仪外，也有行三跪九叩的礼仪[6]。
(二)堂子与拜神
堂子祭祀在清入关前后各个时期有其历史传承过程，并与清国家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活动联系密切。堂子祭祀在清朝统治各个时期有其侧重面和表现形式，其礼仪制度也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7]。
元旦之礼是堂子和拜神中最重要的，据满文档案中记载，最早出现元旦之礼是在天命七年(1622)的时候，后续经过不断的发展及流变，之后慢慢形成了入关之后元旦庆贺礼的框架雏形；
流程就是先祭堂子，之后宫中拜神，再行庆贺。到了天聪朝时期，元旦诣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堂子除了需要在元旦的时候进行行礼之外，从天聪时期开始，不论是出征或者是回师都有谒拜之礼，而拜神礼仅仅出现在元旦诣堂子后举行[8]。
(三)祭纛
祭纛一般只会在婚礼中举行，祭纛的同时往往祭天。天聪二年(1628)，以征朝鲜凯旋，立纛拜天，自是出征班师祭纛以为常。祭纛礼制不论是在样式、结构、规模还有所用的祭祀神祇、神器都存在一些不同，但是性质和建州部的堂子是比较相似的[9]。
(四)墓祭和庙祭
墓祭主要是祭两者的墓，第一个是天命祭父祖的墓，一般是在清明还有腊月二十九的时候；
第二种则是从天聪时期开始致祭金朝皇帝。墓祭之外，天聪朝开始建立太祖庙致祭。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来看，满洲的祭礼初期阶段是在清朝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时期，天命、天聪时期的祭祀种类并不是很多，主要是上述提到的这些，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体系，这些礼制带有非常浓厚的满洲时期的民俗的色彩，后续入关之后慢慢走向了规范化[10]。
(一)将满洲祭礼中的核心祭礼延续并进一步规范
堂子、祭神、祭纛都是满洲祭礼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入关之后，皇太极也并没有将这些摒弃，而是保留并进行了优化。尤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堂子祭礼。在入关前，元旦祭堂子是一个重要典礼，凡出兵征伐，无论是否亲征，均应率从征将士先诣堂子行礼。之所以对堂子祭祀进行规范化的主要原因，第一点就是因为在入关建立清朝之后，在政治上需要加强等级秩序，比如说立杆致祭的日期还有杆数的先后顺序都和身份是相对应的。另一个原因是就是入关之后传承了明朝时期的汉礼的影响，比方说增加斋戒之制[11]；
清朝入关以后，在京城的东南建有堂子，将入关之前的满洲祭礼带入到关内，在每年的元旦、春秋或者是出征还有凯旋的时候，都会在堂子内行祭神祭天礼。另外就是统治者按照明朝冬至祭天礼仪，将祭天列为大祀，每年冬至举行一次祭天大典，与堂子祭天礼并行不悖。入关之后，堂子祭祀后需要斋戒，并限定祭祀次数。在大清会典中有记载，在崇德元年(1636)的时候对堂子祭祀进行了规范化，并将堂子祭祀变成皇室的特权。
堂子祭祀仪式规制的确立主要成型于乾隆年间，乾隆十四年(1749)的时候提出，堂子祭祀仪式系满族旧俗相沿，同为祭天礼。但与郊祀祈年祈谷“礼本不一”，堂子祭祀主要是用于军事活动中的杩祭和列纛而祭。堂子祭祀的具体程式和仪注也是在乾隆年间得到规范化。乾隆皇帝于十二年(1747)颁布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关于编纂缘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都有详细的说明[12]。
在编纂中，对满洲礼制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点就是从天命时期就一直在实施的民族宗教归一的政策，对萨满教进行规范化。针对祭礼上所用到的神祇、祭祀类型、祭注、神辞、神器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提出对满洲祭礼进行规范，不是说让其保持原始的形态，而是需要对其进行改造规范，从而形成一种新形态的萨满教的模式。第二点就是坚持满洲祭礼具备的民族宗教的特性。虽然说在入关之后，祭祀大典在形式上需要向汉文化去靠拢，但是祭祀的实质上还是保持着满洲的民族传统文化。可以这样说，《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是针对满洲萨满教制定的民族的宗教法规。入关之后，清代历代帝王之所以还将萨满教作为延续文化的“保留地”，主要原因是因为萨满教是满洲先民自氏族制社会就开始信奉的古老的民族宗教，该宗教和满族的家族观念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清朝的帝王也深刻认识到了这些，所以希望可以保留萨满教的精神，并从中焕发和激励出团结凝聚的力量，而正是这种明智的保护从客观上也确实起到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作用。
但是清宫堂子祭祀走向衰落是必然趋势。究其原因在于其已不太适应清朝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巩固大清统一的目的。顺治帝曾两次罢祀堂子祭祀仪式。在顺治元年(1644)规定，每年元旦皇帝诣堂子行礼与否，得先由礼部奏请，皇帝再决定可否，可以看出其不固定性。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礼部奏请顺治帝元旦亲诣堂子，未获得顺治帝允准。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出兵征云南时，顺治帝同样发布谕旨，声明祭堂子礼“永行停止”。
尤其是在康熙在位年间，堂子祭祀礼仪远不如入关以前隆重。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三十五年(1696)征讨噶尔丹，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之死，都没有行堂子礼。主要原因是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稳固，军事力量的增强，以及受汉文化的影响，堂子祭祀逐渐由其政治意蕴转化为仪礼的形式。出征前的谒堂子，失去了入关前谒庙的誓师的政治意义，因此常常在出征前后被删去。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常规的元旦拜堂子也彻底中断。堂子祭祀从国初那种国祭地位，转而到入关以后堂子祭祀与郊祀祭天的并行，再到清朝后四帝时取消出征谒堂子礼和元旦祭天礼，至此堂子祭祀走向衰落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二)满洲祭礼的分流
从满洲祭礼的礼仪上看，在崇德朝的时候祭礼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流。在天聪朝入关之后，崇德朝期间一些祭礼的汉化倾向比较明显，但是也没有完全继承，还是保存了较鲜明的满洲的特色，比方说行跪叩礼、乌牛祭天等，总的祭礼还是以满洲祭礼为主[13]。
满洲祭礼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堂子、祭神等因为受到满洲风俗、萨满教的影响，尽管慢慢地出现了规范化的趋势，但是在礼仪上还是保留了满洲时期最原始的宗教和民俗的色彩，与明朝时期庄严肃穆的祭祀礼仪相比，显得不是很正式，并不适合用来作为国家的典礼，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发展和规范化的过程。
因为满洲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满洲祭礼在分流上逐渐向着汉制靠拢，还效仿了汉制创设出了在天坛祭天、祭孔的礼仪，这些和满洲祭礼中核心的堂子、祭神等在礼仪风格上有较大的差异。在皇太极行即位大礼的时候，所行的祭告礼和天命时期有明显的不同。祭天的地点设置在天坛，在祭祀的前两天需要先进行斋戒。而这时期祭祖庙典礼和明朝时候的祭礼风格非常相似，反而和满洲祭礼有比较大的差异，这也说明在入关之后，保留满洲特色祭礼，使其与汉族祭礼并行的国家礼制格局中首次出现的分流。祭孔礼仪是汉族所特有的典礼，也是儒家文化的象征，清朝是在崇德元年(1636)八月的时候开始祭孔，这也代表着入关之后的新政权逐渐认同和接收儒家的礼乐文化。
从清朝国家礼制的发展总体格局上看，从入关之后，因为对明朝时期礼制异常的全面继承，导致当时汉礼出现了全面扩张的趋势。清朝正式践行明朝祭礼是在顺治元年(1644)，当时所行的祭礼基本就是照搬了明朝时期的礼仪，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对明朝的礼仪进行了改造，最明显的就是将明朝的四拜礼改成了四跪四拜礼仪。虽然说在顺治元年(1644)的时候对明朝时期的祭祀礼仪改造还没有完全定型，但是也明确了改造的基本动向。根据大清会典载，在顺治年间的的时候已经将明朝嘉靖年间的祭祀礼仪基本移植，在顺治元年(1644)还有顺治八年(1651)的时候，制定的祭礼是最多的。
在祭祀礼仪上，明朝汉族祭礼的继承很好地弥补了清朝祭礼的空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才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礼制体系。但是因为汉礼的全面加入，也导致满洲礼制出现了收缩的趋势，尤其是在满洲祭礼方面，出现了相应的收缩，像在崇德朝时期形成的比较汉化的祭太庙、祭天、祭孔等礼仪后面都被明朝时期的礼仪所替代了，主要保留下的礼制有堂子祭祀、祭神、军礼里面的拜天还有祭纛。因为这些礼仪中凝聚了满洲时期民族文化的特殊功用，而当时的明朝祭祀礼仪中还没有同性质的祭礼可以取代，所以得到了保留。在这其中堂子还有祭神中所含的满洲民俗和宗教色彩最丰富，也因此始终无法和汉族的“五礼”体系相融合，因此也形成了同时期满洲祭礼和汉族祭礼彼此独立但又并行不悖的独特情况。但总的来说，满洲祭礼呈现的还是一种收缩的态势，到清世祖亲政的期间，满洲祭礼汉化最严重，当时有很多满洲祭礼还一度遭到了取消。直到清世祖去世，圣祖即位后，这种情况才得到扭转。
尽管从康熙时期，一些比较核心的堂子祭礼、祭神、军礼中的拜天、祭纛等带有满洲特色的祭礼得到了延续，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祭礼实际执行的次数是很少的，尤其是军礼中的拜天、祭纛几乎不举行，等到乾隆时期几乎销声匿迹了。那时剩下的满洲祭礼主要也只有堂子祭祀还有坤宁宫的祭神了，这两项祭礼在后续的典籍记载中也出现了很多次。乾隆时期修《大清通礼》，在《大清通礼》中吉礼都是汉族的祭礼。而满洲祭礼则另外编撰了一本《典礼》，和《大清通礼》相辅而行。也是到这个时候，满洲祭礼的很多细节才首次系统详细地被披露[14]。
“国家典制，祀事为重”。在清代祭礼流变的过程中，历代帝王在保持满洲本民族习惯和民俗宗教色彩的基础上，对明朝时期的祭祀礼制进行了借鉴和吸收，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祭祀体系。满洲祭礼作为一种源于民间习俗和宗教色彩的祭礼，在当时并没有祭礼可以完整的替代，其背后所代表的精神也无可替代。但是从汉族祭礼视角来看，满洲祭礼不论是礼义或是仪式上都存在局限性，更无法登上庙堂雅礼中，这样导致满洲祭礼和汉族祭礼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满洲祭礼的流变和收缩，而在清朝中后期为将满洲祭礼纳入“五礼”体系中所做的努力，也正是满洲祭礼尴尬处境的一种折射，目的也是希望避免满洲祭礼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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