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飞，吴家华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在全球风云激荡变幻中如何超越文明冲突的窠臼、促进文明互鉴共进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阐述了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为世界多样文明的和谐共处做出了新贡献，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指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这一重要论述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为人类社会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对于我们认识和增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无论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人类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度重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这不仅是有效应对人类文明发展困境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
(一)应对人类文明发展困境的迫切需要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融合与互鉴更为频繁，一方面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大发展大繁荣，促使人类文明取得了共同的进步；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分工体系的急速扩张，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全球化的洪流之中，从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加之发达国家始终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主流价值观，强调西方主流文化的一元性，企图达到同质其他民族文明的目的，这一做法既不符合当代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会给非西方国家的生存带来危机。除此之外，整个人类社会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局部战争不断发生、恐怖主义横行等全球性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传播，使人类文明的发展遭受各种全球性危机。面对共同挑战，各国是走向冲突还是共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3]只有坚决摒弃冷战思维、摆脱殖民心态，以欣赏、接纳以及不断借鉴其他文明的包容心态，才能推进各国在文明交流中汲取营养，从而有效应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全球性挑战。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强大文明国家的形成既需要以国内本民族文化为支撑，又需要善于从其他民族汲取文明成果，从而在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4]一方面，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明显提高，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尤其是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软实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今日之中国不仅要关注外部世界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要关注中国发展对外部世界的影响，通过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对外展示我国的世界眼光和国际责任，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另一方面，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可以增进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了解和互信，共同构筑起既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又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世界梦，并在此过程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这既是对西方国家频频抛出中国“责任论”“搭便车论”等诸多质疑的强力回击，也是构筑符合我国国际地位的对外话语体系的客观需要，有利于维护特定的外部发展环境以及公平法治的投资环境，为实现民族复兴营造良好的国际大环境。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对当今世界局势的正确判断和大国责任担当，推动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谐共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前进方向，其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多样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象。世界各国的文明千姿百态、各具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将“多彩的文明”比喻为“七彩的阳光”，并进一步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5]其一，多元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由于受各国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社会制度、文化水平以及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世界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文明。相反，“文明是实践的事情”[6]97，是各个国家的人民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中实践活动的产物，必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随着民族间交流交往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人类文明多元并存的局面。例如，俄国文化思想家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在《俄国与欧洲》中将文明分为11种类型；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人类文明划分为36种；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冷战后的世界划分为7种或8种文明。虽然他们的分类和阐释并非完全科学，但毋庸置疑地表明文明多样性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其二，多元文明具有其独特价值。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创造了各具民族特色、异域风格的物质的、政治的、精神的文明要素，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中，我们必须看到每种人类文明尽管是多种环境的产物，但都具有其独特价值，任何妄图征服和同化其他文明的行为都可能会引发冲突和战争。对此，应充分尊重各种文明的独特价值，鼓励各种文明在对话交流中相互借鉴，倡导各种文明在相互交融中共同发展。其三，多元文明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不同文明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对抗关系，正如黑格尔所言，辩证法“教人不要自安于单纯的差异，而要认识一切特定存在着的事物之间的内在统一性”[7]。事实上，通过交流互鉴不仅可以看到文明的特殊性，而且可以发现文明的共通之处，因为“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3]。随着交往的日益扩大和频繁，不同类型的文明通过在交流中互相学习，推动了彼此共同进步。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国文明的发展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格局，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要倡导多元共存，这样才能推动世界文明的共同繁荣。
(二)平等互尊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以平等互尊的方式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顺应历史规律的自觉选择。只有具备平等的文明意识才能正确看待各种文明的存在价值，进而在文明交往中集众所长、共同应对各种困境与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8]其一，文明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尽管文明在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碰撞和冲突，但必须以平等互尊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而不能以自己的文明观念作为评价其他民族文明优劣与否的标准，否则就犯了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因此，无论是推崇凡事有度、天人合一、道德至上的中华文明，还是赞扬追求极致、人本主义、契约精神的西方文明，都凝聚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智慧，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其二，文明在平等互尊中才能实现彼此认可。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文明都对人类进步作出过努力，如果采取排斥和轻视其他文明价值的做法，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发展之路进入狭隘、局促的境地。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最先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导致其具有“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感”，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强化“西方中心论”，无视世界文明多样性这一基本的客观事实，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拒绝平等对话，甚至打压其他文明，这种“西方中心论”引发的对抗，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让整个世界难以平静。事实已经证明，“西方中心论”并不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反而成为文明发展的阻力和冲突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9]259只有西方世界放下“西方中心论”的傲慢，放弃文化霸权主义，在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才能推动人类文明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实现创造性的发展，为人类的共同进步提供智慧源泉。
(三)开放包容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9]259任何一种文明要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和永恒的动力，只有以开放的胸怀和包容的精神从不同的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文明必须是流动的、开放的、包容的。其一，文明传承需要开放。从文明传承的角度来看，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形态，具有与生俱来的向外扩散和向内吸收的张力。实际上，任何文明的兴盛总是在同其他文明对立统一、冲突融合中展开，在接纳和吸收不同社会文明成果中实现的。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6]559，这表明了促进不同地域的开放交流对于文明的传承具有极端重要性。随着实践的发展，文明的交流已成为极其普遍的世界性现象，触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覆盖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开放的世界也极大地增强了各种文明的共生性，对于传承人类文明成果意义重大。其二，文明差异需要包容。由于文化传统、政治结构、社会民情等方面的差异，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离不开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具有差异，但差异绝不能成为冲突和对抗的理由。相反，只有与时偕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纳不同文明精华，才能推动自身文明焕发出勃勃生机。以中华文明为例，从唐代的“万国来朝”到宋代的犹太人入华，再到明清的传教士来华，中华民族总是努力包容外来文明，从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厚重与伟大，也正是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阔胸襟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多样文明的繁荣。其三，开放包容推动文明创新。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包容中共存，国家在合作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绽放灿烂文明。同样，文明的衰落也是在闭目塞听、故步自封中逐渐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因此，只有坚持开放包容，才能为文明的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中华文明从“丝绸之路”到“西学东渐”，从“东学西传”到“一带一路”，正是在不断吸取融合不同文明精髓的过程中，使自身走向繁荣兴盛。然而，西方国家把带有偏见和谬误的文明观蛮横地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以狭隘的文明心态企图搞“清一色”文明，这不仅无法应对当今时代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挑战，而且引发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因此，正确对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关键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理解不同文明的生长环境，摒弃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才能让文明的光芒在交流互鉴中熠熠生辉。
(四)互利共赢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诉求
当前，国与国紧密联系、命运与共，互利共赢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要求和价值诉求。其一，互利共赢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时起时伏，国际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复杂交织，形成了对国际秩序、人类生存等全球性事业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当前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新的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导致国际社会交往出现新的矛盾和潜在冲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10]，深刻表明任何单一文明的力量都不可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国际问题，只有以互利共赢的方式促进不同文明主体通力合作，才能共同应对威胁与挑战，以确保世界文明丰富多彩。其二，互利共赢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诉求。人类汇聚了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文明，不同文明既承载着各自特殊的价值，也拥有共同的追求。只有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才来更好地推动各国人民在文明交流中实现共赢。近年来，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力争与所有毗邻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其目标在于推动不同文明开展平等对话、实现互利共赢。然而，“现存的由西方文明中心论主导的世界文明秩序并未将互惠共赢视为文明交往的价值追求，而是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11]，这种做法是开历史的倒车，只会给和平与发展增加风险与挑战。因此，“扩大利益汇合点”，建立“利益共同体”，以互利共赢为目标推进文明交流交融，是让各类文明和谐共生和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共商共建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路径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避免文明隔阂，生活在不同文明下的国家和人民必须以共商共建的方式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共生。其一，在共商中解决冲突。当今世界，随着多极化的发展，人类文明由几个大国操纵一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12]。例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同文明主体在以国家利益至上为价值取向的国际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隔阂与冲突，但必须在尊重每一种文明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平等对待，以共商的方式解决冲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完善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13]，才能在面对不同文明、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战争问题时，在共商中以对话解决争端。其二，在共建中实现发展。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是与其他文明交汇融合的结果，中国人素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在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努力。例如，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以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中国的文学艺术，以及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举办文化年等。同时，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积极接纳外国留学生以及邀请国外艺术家来华演出等，为中外人文交流搭建了更多平台以加强文明之间的对话，特别是在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展现了我国积极与各国寻求共建的坚定决心，符合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迫切愿望，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谋划人类未来图景的基础上，针对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适时地提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在全球范围引起强烈共鸣，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蕴。
(一)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推动了世界和平发展
实现和平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崇高目标，也是充满挑战的事业。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在近代以前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但从来没有想要霸占周边国家，主流的做法是以安边为本、睦邻为贵。明代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14]，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历来注重“和为贵”，反对穷兵黩武和扩张征服。马克思·韦伯也曾指出，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是“和平主义性格”的，它与崇尚竞争和丛林法则的西方文化性格截然不同，中华文明中蕴藏着爱好和平的基因。
当今世界威胁和平的因素依然还有很多，人类社会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从文明角度来看，以理智客观的态度分析文明差异，进而更好地探寻各国文明的可取之处，可以为和平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首先，主动搭建文明交流平台，促进彼此间的理解信任。当前，人类文明交流彼此联系之紧密前所未有，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然而“一些全球治理机构的职能长期未得到全面履行与落实，一些全球治理机构成员国由于自身发展困境或发展理念不同”[15]，导致当代文明秩序的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因此，世界各国应积极搭建文明对话和交流平台，才能携手共进，进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之美。就中国而言，近年来举办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中国在推动世界各国文明间的对话中从未缺席，彰显了中华民族以宽广胸怀和开放心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深厚友谊，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成果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增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信任、心通意合。其次，寻求利益交汇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文明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古往今来，国与国之间归根到底是利益关系。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只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国与国合作交流，打造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才能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价值共识；
也只有不同共同体形成的价值共识才能对人类整体利益作出理性的判断，从而在根本上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坚持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剥削、压迫其他国家的基础之上，将进一步导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增大，从而引发地区动荡、难民问题等一系列危机，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实践证明，文明交流互鉴可以“让和平的阳光驱走战争的阴霾，让繁荣的篝火温暖世界经济的春寒，促进全人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9]282。
(二)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超越了“文明冲突论”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基于对世界各国文明力量变化的判断，提出了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文明之间的差异。正如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16]这是将国与国的关系定义为“文明较量”，将国与国的摩擦上升到“文明冲突”层面，这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理论，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自然界搬到了人类社会，必然导致文明间的冲突。从现实来看，尽管文明冲突的事实是存在的，但文明冲突的根源是西方国家企图让自身文明唯我独尊，其实质是在维护西方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这种文化霸权主义的思想严重威胁到了全球文明的正常交流，极可能引发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
虽然“文明冲突论”在西方盛极一时，但其过分强调了文明的冲突，却没有看到文明的和谐共生，忽视了文明交往的过程本身就是文明互相融合的过程。特别是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时代发展潮流，而文明冲突则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必将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客观而言，没有文明之间的交流，就不会有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同样，文明之间只要有交流，就会有冲突、合作与和谐。因此，对待不同文明，只有摒弃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错误和片面论调，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实现美美与共的愿望。当前，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在“国强必霸”思维的驱动下不断鼓噪“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污蔑和抹黑中国发展的论调，究其根源既是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更是对中华文明的无知。面对这一刻意歪曲的说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8]。
(三)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
中世纪末期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各国贸易范围和规模扩大，各民族国家与世隔绝、不受他国影响的时代逐渐消失。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凭借其坚船利炮开始了强劲有力的海外扩张，迫使世界很多地区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由于西方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技术上征服了全球，从而使得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文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能够成为未来的“普世文明”，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文明霸权”观便悄然而生，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肩负着推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文化霸权地位的阶级使命。
“西方中心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来否定一切非西方文明，把非西方文明说成是落后的、愚昧的、反科学的。在此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只承认西方文明是高贵的，代表着人类文明的精华，其本质上是推行霸权主义的狭隘文明观。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使得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式文明秩序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缩小，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逐渐衰退。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不再被认为与文明同义，而非西方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蛮。其实，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晚年对东方社会科学的分析，已经在逻辑上证明了西方文明统治整个世界是一种错误的理论，驳斥了资本主义文明将永恒存在的妄断。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指出这种错误的理论来源于“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说进步是沿着一根直线发展的错觉”[17]，并阐明了世界各种文明至少同西方文明一样，对人类社会发展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相比“文明中心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9]259这不仅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可以超越某单一文明形态的自以为是和偏狭自私，从而推动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造福于整个人类。
(四)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推动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革，诸多新挑战新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文明发展，亟待通过文明对话来解决各种分歧以维护普遍安全，才能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然而，西方国家始终坚持以获得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并且以文化霸权主义的形式开始了新一轮的殖民，严重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在肯定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深刻批判了其存在的发展局限和难以克服的弊端，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不和谐的发展状况，尤其是伴随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国际资本主义秩序，使人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集中表现为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悬殊、自然环境恶化、社会两极分化、人的畸形发展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越发频繁等全球性灾难，其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资本逻辑运演所导致的。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特别是提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彰显了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起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决心，为文明多样性共生发展找到了和谐共处之道。应当看到，中国的崛起带给世界的是一种新型文明观，它成功开创了一条走向现代化、走向复兴的独特道路，从根本上破除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观念，深刻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必须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模式，为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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