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波，陈翌阳
(1.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3041)
“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也称“媒介素质”“传媒素养”等，1933年由英国学者李维斯和汤普森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中首次提出，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界定了目前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介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相较而言，国内这一研究领域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先驱卜卫补充指出计算机时代的媒介素养则不仅包括判断信息的能力,还包括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1]。就媒介素养的研究对象看，目前，国内外均较多聚焦于学生、银发族、媒体从业人士等群体。
2020年初，全球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并蔓延至今。对于我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疫情发生以来，学界积极回应，热切关注涉及其中的有关主体的媒介素养问题，如指出开展公民媒介素养教育、提高理性批判能力，是新冠疫情下舆情导控的重要举措之一[3]。但纵观现有研究，一是以突发公共事件包括本次疫情期间媒介素养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成果总量不多(知网等收录共二十余篇)，二是现有研究其对象均为一般公众或学生、网民等群体，未将更具“话语权”的专业科研人员作为独立主体。
传播学基本原理与实践表明，传播活动中的“意见领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次疫情期间，不同于仅专注相关实验、防控工作的一般科研工作者，部分科研人员充分发挥自身专业知识和能力，主动或被动就疫情信息进行公众表达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意见领袖型”科研人员(为行文方便，下文称“科研人员”)作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众传递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媒介素养的高低、信息传递质量的优劣，事关舆论秩序、社会稳定，影响公众心理健康与生命安全，不容轻视。基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应就突发公共事件中科研人员的“媒介素养”开辟专门视角，进行必要的梳理。
“万物皆媒”的时代，突发公共事件中，科研人员发生相关信息传播的情境，也是复杂多样的。基于重要程度、影响性并囿于资料可得性，这里仅考虑科研人员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时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情境，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其一，受公共媒体邀请，经有关部门授权、同意或仅以个人名义，接受公开采访；
其二，主动联络或借助公共媒体，经由媒体报道发布相关信息。而对于科研人员通过学术期刊等专业媒体、处于组织内媒介情境发表的突发公共事件相关论文、报告，以及借助个人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处于人际媒介情境中传递的突发事件相关讯息，鉴于其初级传播的传播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众”，不在讨论之列。
2.1 唤醒主体责任，主动回应期待
作为疫情期间科学传播的“舆论领袖”，科研人员的责任不仅是潜心钻研、加快研究进度和成果应用，还应该主动回应公众期待，以信息传播助力疫情防控。科研人员主动承担“意见领袖”责任，积极回应公众期待与诉求，有助于促使权威信息及时、有效占据舆论主导地位，为疫情防控设定良好舆论氛围。
例如，本次疫情起始阶段，由于新冠病毒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感染性，病毒溯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华南农业大学研究团队与岭南农业现代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联合攻关，及时公布了“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潜在宿主”的研究成果[4]。在此基础上，他们警示公众，要尊重自然，不要非法捕捉和买卖野生动物，提出新冠病毒的三种传染途径以及居家隔离的相关建议。如上，科研人员主动承担起特殊时期科学传播的主体责任，使公众诉求得到了迅速呼应和有效解决，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2 适时适度公开，防范化解风险
科研人员疫情信息公开的主体意识激发后，信息公开的内容、时机也是其媒介素养的重要体现。美国学者Reynolds和Seeger首次将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相整合，提出了危机风险传播的CERC模型(crisis and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分为前危机、初始、持续、平息和总结评估等五个阶段[5]。在此，我们以CERC模型为理论框架，对此次疫情中科研人员的媒介素养表现进行梳理。
在前危机阶段，科研人员应以研究性工作为主，尽可能对发生的问题进行合理预测，加快寻求问题解决方案。就本次疫情来看，自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确定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疫情，至2020年1月10日相关病毒序列发表于病毒学网站，科研工作者仅花费了不到两周时间。破解了新冠病毒序列，就可以生产诊断试剂，研制预防疫苗，完善应急预案。初始阶段，真假难辨的疫情信息在“媒介化社会”中蔓延。科研人员此时应尽快公布真实可信的信息，抢夺公众的稀缺注意力资源，主动破除谣言。钟南山在2020年1月20日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肯定新冠病毒肺炎人传人；
2月8日，专家在上海市疫情防控进展新闻发布会上表明新冠病毒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接触传播的三种传播方式，统一了有关病毒传播途径的声音。在持续阶段，科研人员需要根据舆情变化调整传播沟通策略，及时公开疫情防治措施以安抚民心。对此，钟南山在发表“病毒感染正在爬坡阶段”等观点的同时，指出“戴口罩预防很重要，但不一定非要N95口罩”，既让公众了解了正确的疫情防控知识，又提出合理建议，预防社会风险的进一步扩大。在平息阶段，科研人员需要对疫情爆发作出原因分析，并将结果告知公众。这一时期，国内科研人员积极反驳“阴谋论”等借由疫情“污名化”中国的言论，积极开展病毒溯源工作，最终拿出有力证据向世界表明新冠病毒与武汉实验室无关，为国内疫情防控正名。随后，伴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有力推进，疫情下的危机风险传播进入了总结评估阶段。这一阶段，科研人员需要总结疫情防控经验，为日后可能发生的病毒再次变异的科学传播工作做好充分预案。为此，钟南山在2021年6月广州疫情爆发后鼓励公众接种疫苗，建立群体免疫屏障，在全球疫情防控中跑赢下半场。上述科研人员适时适度公开疫情信息的方式，尽可能地降低了疫情期间的社会风险，为今后科研工作者面向公众的信息传播工作树立了典范。
2.3 共意共情表达，降低理解门槛
大众传播的信息经由传播者的“编码”形成，而接受者阅读和理解的过程则为“解码”。要想实现传播的预期效果，“编码”和“解码”两个环节都至关重要。虽然受情感、认知等“经验范围”因素的影响，不同受众面对同一疫情信息内容也有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传播解码。但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的编码活动，仍在传播效果中处于重要地位。
疫情期间，科研人员面向公众传递信息最直接、便捷的方式就是借助言语、文字符号直接传播。而有效的修辞能让言语、文字准确到达公众，是科研人员媒介素养的重要体现。“修辞原是传情达意的手段”[6]，“传情”和“达意”是定性有效修辞的两个标准。科研人员要想实现疫情信息的正确认知解码，就必须转变话语表达方式，构建“共情”与“共意”的话语表达体系。
首先，“共意”是科研人员降低公众信息理解门槛的基础。本次疫情期间，科研人员信息传递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一些专业术语，如“无症状携带者”“超级传播者”等。对于一般公众而言，直接了解掌握此类术语的内涵通常比较困难，需要做必要的解读，使之尽量通俗易懂。疫情特殊时期，科研人员如何通过信息传播达成群体共识，构建疫情信息的“共意话语体系”至关重要。2020年2月27日，钟南山指出“新冠肺炎的RO值是2到3之间”。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所提及的“RO值”这一专业术语做出相应解释，即“一个人传染2到3人”[7]。2021年9月2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中关村论坛”中把“中医药治疫”比作“清理人体的垃圾”[8]。此类共意话语，使专业性极强的术语变得通俗易懂，降低了疫情信息公众理解的门槛，促使信息有效触达公众。其次，“共情”是搭建科研人员与公众信息沟通的桥梁。如果说“共意”的目的是达成共识，那么“共情”的目的则是引发共鸣。科研人员在疫情期间构建“共情话语体系”，有助于激发公众情绪，加强疫情信息传播的实效。研究表明，“共情”的心理演变过程可分为“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两种，即“感他人所感”和“看他人所看”[9]。科研人员在面向公众传播疫情信息时，如一味用绝对冷静理性的思维和生硬刻板的话语，脱离了“人情味”，易造成公众心理不适。为更好达成“感他人所感”和“看他人所看”，在警示性信息传播中应适当融入对话式、守护式的话语表达技巧。2020年初，面对武汉疫情形势的严峻，李兰娟院士率先提出“封城”建议，并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如果不封城，更多城市变成武汉那样，国家的损失就太大了。”[10]针对疫苗普及，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发出这样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实现世界共享疫苗，如果世界不共享疫苗，病毒将共享世界。”[11]如上话语在述说事实的同时将自己视为普通公众的一员，表达中彰显着人文主义关怀。公众受到这种为国为民情绪的感染，对科研人员所传达的事实产生共情，引发态度和行为的转变。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科研人员”新冠疫情期间媒介素养表现的例证，考虑到其代表性及获取可得性，主要通过第二手调研，由报纸、网络等公众媒介搜索，选取对象均为业界、学界较知名的科研人员。“窥一斑而知全豹”，对于更具广泛性的一般科学研究与科技工作者及今后可能发生的其他突发公共事件，上述讨论可供参照。此外，基于组织内媒介情境(如学术期刊等专业媒体)、其他人际媒介情境(如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科普信息传播行为，科研工作者也应自我对照，提高媒介素养，规范传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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