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创企业与在位企业视角下裂变创业研究评述与展望

李志刚 杜 鑫 杨德林 张玉利 李兴旺

(1.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南开大学商学院;
4.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裂变创业因连接新创企业与在位企业而受到创业、创新以及战略管理领域的持续重视,被认为是由既有组织产生新创企业的活动[1]。裂变创业受理论界的关注由来已久,如今也大受实践界的青睐,甚至因为数字经济的赋能与企业平台化转型而使得裂变创业与“创客”和“小微”等现象建立了密切联系。海尔、蒙牛以及小米等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表明,裂变创业是一种饱含生命力的创业现象,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驱动核心企业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与重塑[2]。当下,理论界对裂变创业的认识逐步深化,探讨的问题也从对现象的描述逐步演绎到对现象背后底层逻辑的解读。近年来,更有众多论文陆续发表于国际主流顶级期刊,表明主流研究领域正在就裂变创业展开积极对话。

然而,相较于国际上对裂变创业问题的持续探讨,国内学者却未能充分跟随这方面的研究趋势。这与目前中国企业的裂变创业实践严重割裂。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两方面:一是裂变创业的内涵自出现伊始便不断丰富和演化,使得概念的界定相对困难,理论界更多是以对现象的描述来阐释裂变创业。更为突出的是,在内涵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裂变创业与其他主题相互交融,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侧重点与研究分支,从而使得裂变创业研究成为一个典型的交叉领域;
二是裂变创业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不同的研究脉络,而不同脉络所关注的研究问题差异较大,这就造成其他学者难以把握裂变创业不同研究脉络下的底层逻辑,从而引发研究方向的混淆。

有针对性地就裂变创业文献进行回溯和述评有助于辨析理论内涵和理清研究脉络,从而推动国内裂变创业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事实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均有裂变创业研究的分析成果见诸各类期刊。但早期的文献梳理立足于裂变创业现象,对裂变创业所带来的独特理论贡献探讨不足。近年的有关文献研究则偏重于从实证研究角度解析裂变创业研究所用到的基础理论与绩效影响因素,但难以有助于理解裂变创业的特殊情境。特别是,裂变创业的内涵发展已久,如果未能就裂变创业概念的缘起与演变历程进行解析,就不能真正理解裂变创业所反映出的独特问题。

有鉴于此,本研究在回溯裂变创业研究缘起的基础上,对裂变创业的内涵发展进行揭示。本研究发现,裂变创业是典型的现象驱动型研究,其内涵逐步囊括员工自发型裂变创业、大学衍生型裂变创业以及公司支持型裂变创业3个方面。其中,源自既有企业的裂变创业是裂变创业研究的起点,也是裂变创业研究的核心要义。而大学衍生型裂变创业越发成为独立领域,其关注问题同其他两者存在较大差异,且有关文献回顾工作已有专门成果予以呈现。鉴于此,本研究将研究重心置于企业型裂变创业。以此为起点,本研究通过文献检索和分析,进一步梳理出两条不同的裂变创业研究脉络,并在此基础上,评述不同脉络下的基本逻辑与相关成果。最后,本研究结合中国本土实践特征,就不同脉络下的研究取向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形成一个由相关回溯与展望内容共同构成的裂变创业研究整体性框架,以期为理解裂变创业研究的脉络提供新洞见,并对未来裂变创业研究特别是如何就中国情境下的特殊问题展开讨论做出相应贡献。

裂变创业是典型的由现象驱动的研究领域。从裂变创业研究兴起至今,这一概念的内涵发展大致经历3个阶段,也对应于3个时期的不同创业实践。

2.1 技术人员离职——员工自发型裂变创业

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128号公路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空前繁荣,形成高技术企业聚集地。同一时期,美国西海岸硅谷地区的半导体产业也获得迅速发展。很快,学者们注意到这些独特的创业现象并展开了相关研究。1971年,COOPER[3]的研究将离职员工新创办的企业称之为裂变新创企业,并以硅谷地区250家裂变新创企业的访谈为基础,回答了“哪些组织更容易产生裂变新创企业”的问题,提出一个打破传统认知的观点,即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容易产生裂变新创企业。此外,COOPER[3]还按照孵化组织的差异,将这类新创企业分为源自在位企业的裂变和源自非营利组织的裂变。当时的裂变创业研究主要关注技术员工的离职创业,与同时期的创业实践保持一致。

2.2 科研成果转化——大学衍生型裂变创业

第二个时期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美国通过并开始实施著名的《贝赫-多尔法案》,极大地激发了高等院校和学者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大量的科研成果被大学机构转化,形成众多知名的创业集聚区。虽然当时的有关研究已将大学、科研机构作为产生裂变新创企业的源头,但大学衍生企业真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则发生于该法案之后。1983年,GARVIN[1]的研究将个体离开既有组织创办同产业新创企业,以及大学或实验室寻求科研成果商业化的过程,都纳入裂变创业的范畴。

相较于技术人员离职创业,大学衍生企业使得裂变创业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一方面,大学和科研机构正式成为裂变创业的发起源头;
另一方面,大学衍生企业所强调的科研成果转化使得裂变创业脱离单纯的“人力资源流动”,并越发强调“母体知识继承”的影响。由此,裂变创业诞生新的分支,开始形成与雇员离职创业不同的研究重点。本研究曾以“spin-off”或“spin-out”作为题名检索了WOS核心数据库。其中,被引量前20篇文献中,仅有1篇专门针对源自在位企业裂变创业的文献,有18篇探讨的是大学衍生企业。裂变创业研究重心的转变可见一斑。

2.3 在位企业主导——公司支持型裂变创业

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发生的时间接近。GARVIN[1]在那篇于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还提出了另一种典型的裂变创业方式,即自愿剥离。这意味着企业可创建独立的组织,并在其独立运营的同时允许保留部分股权,早期的通用电气和日本富士通公司的发展均采用这种模式。而在随后的企业实践中,为保有对新产品与新业务获得持续收益的权力,越来越多的公司建立自己的投资部门,开始进行公司风险投资业务。之后,WALLIN等[4]提出支持型裂变新创企业的概念——在创业活动和既有组织积极参与下诞生的企业,既有组织保留对新公司的部分所有权。在位企业和新创企业的各自潜在优势借助这种机制得到有效发挥。这些观点使得裂变创业的内涵再一步扩大,即在位企业摆脱被动态势,可以有计划地主动开展裂变创业活动。

虽然企业自愿裂变和技术人员离职创业的源头均为在位企业,但两者在早期并没有形成交集。直到2013年,BRUNEEL等[5]将两类研究作为公司型裂变的构成要素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裂变创业按照发起主体和创立事件被划分为4类:员工被迫发起的必要型裂变、员工抓住机会发起的机会型裂变、在位企业被迫发起的重组型裂变,以及在位企业抓住机会发起的支持型裂变(重组型裂变并未被纳入裂变创业的分析中)。而后续的有关研究表明,不同类别的裂变创业显著影响新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综上所述,裂变创业在发展过程中内涵不断丰富,按照产生源头的不同至少形成两类不同的研究分支:一是源自既有公司的企业型裂变创业,包括雇员离职创业和企业自愿裂变两种内涵;
二是源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型裂变创业。考虑裂变创业的初始概念,立足于以企业为创业源头,且近年已有学术型裂变创业的论文发表,因此,本研究将企业型裂变创业作为本次文献研究的主要对象。

3.1 文献检索和处理

首先,本研究选择1999年作为文献检索的时间起点。主要原因在于,虽然企业型裂变创业研究由来已久,但真正进入主流学术刊物的文献在1999年之前较为罕见[6]。基于此,本研究课题组以“spin-off”“spin-out”“spinoff”和“spinout”作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集中进行检索,类别设定为“management”和“business”。之后,课题组分别以“employee mobility”和“employee turnover”为关键词分别与“entrepreneurship”“start-up”和“new venture”3个词结合进行联合搜索。然后,逐一阅读检索出文献的摘要,剔除占据绝大部分的大学衍生企业与学术创业文献,以及与裂变创业无关的文献。最终,有关文献检索以2021年为限,保留下95篇文献(包括在线发表)构成本研究的文献分析库。

3.2 文献分析

3.2.1时间分布

在本世纪之初,裂变创业研究领域产生了多篇奠基性文献。例如:KLEPPER[6]对员工离职创业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展望;
AGARWAL等[7]则从员工流动的角度研究裂变新创企业绩效,并通过引入知识基础理论,开启裂变创业研究的新视角。之后,裂变创业文献开始快速增长,以5年为计数单元:2006~2010年共刊发论文10篇;
2011~2015年共刊发论文23篇;
2016~2020年,论文刊发篇数上升至45篇,而仅2021年这一年间,就有11篇文献刊发(见图1),且近6年刊发论文的数量超过了裂变创业研究领域已发表论文总量的半数以上。这也意味着裂变创业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受到理论界的重视。

图1 文献年份分布图

3.2.2文献类型

本研究分析的裂变创业文献主要涵盖理论研究、文献综述以及实证研究,其中,实证研究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标志着裂变创业研究已初步形成自身的研究框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这也与裂变创业文献的增长形势不谋而合。就发表期刊而言,有60篇论文发表于管理领域(包括组织、战略和创业等)顶级期刊,占总发文量的63.16%,这表明裂变创业这一实践现象已获主流学术领域的高度关注。各期刊裂变创业研究发文量见图2。

图2 发表于顶级期刊的文献分布图

3.2.3代表作者

20世纪,COOPER[3]发表的两篇论文对裂变创业研究起到奠基性作用,并深刻影响后续研究,其提出的“小企业现象”(小企业更易引发裂变创业)更是成为裂变创业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作为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GARVIN[1]则将3类裂变创业现象进行整体讨论,并被后续学者广泛引用。

进入本世纪以来,KLEPPER[6]的研究就观察到的美国多个行业的裂变创业现象,对裂变创业资源转移、遗传特性以及地理集聚等重要属性给予诠释与讨论。AGARWAL等[7]则开辟了裂变创业的新研究视角,利用知识基础理论解读裂变创业中的员工流动现象。

3.2.4主题分布

为呈现近年来裂变创业研究的整体脉络,本研究对文献数据库中所涉及的研究主题进行梳理和归类:①对每篇文献所涉及的研究主题进行提炼总结,形成初步的文献概括;
②将主题背后所反映的相似研究问题进一步聚合归纳,形成六大类的研究主题:“组织与个体交互的创业触发”“母体组织内的创业团队构建”“有根创业的战略决策”“资源继承与特殊关系的绩效影响”“创业活动对母体企业绩效的利弊讨论”以及“在位企业对裂变创业活动的有效管理”;
③将上述六大类的研究主题归类为两大研究视角,即新创企业视角和在位企业视角。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视角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是蕴含其中的底层逻辑。

新创企业视角下的裂变创业研究本质是将裂变型新创企业视作一种特殊的新创企业类型,并试图揭示其创立和发展过程。基于这一逻辑,该视角下的裂变创业研究立足于解构这种新创企业在创立和发展中的独特之处,并以其独特性为传统创业理论做出贡献。就目前而言,依照创业过程的先后,该视角下的研究主要囊括4个方面的研究主题。

4.1 组织与个体交互的创业触发

相较于一般的创业过程,裂变创业涉及员工的迁移,因此,创业触发的背后动机不再是“不拘泥于资源的机会追寻”,而是更大范围地涵盖多类因素。综合而言,这些因素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4.1.1母体企业因素

母体企业因素自裂变创业研究伊始就受到关注。COOPER[3]的研究便是分析哪类企业更易发生裂变创业的问题,并以硅谷地区250家裂变新创企业的访谈为基础,提出规模较小的企业更易产生裂变新创企业的观点[3]。这一观点被后续学者们所接纳,并逐渐发展成为“小企业效应”的论断。ELFENBEIN等[8]对这一效应的可能性进行阐释,提出包括“偏好排序”“能力排序”“机会成本”和“员工发展”4类解释。后续,KACPERCZYK等[9]对“小企业效应”提出新的解释,认为企业规模对创业率的负面作用能够被内部机会结构的不平等所掩盖,即“小企业效应”的根源在于大企业为留住更多潜在创业者而提供更为优厚的内部就业机会。

除此之外,企业内部制度和氛围也是裂变创业发生的关键要素。一方面,薪酬制度、禁止竞争协定以及创始人的榜样效应等直接影响裂变创业的发生[10];
另一方面,团队合作、战略自主权以及知识没有被有效利用同样会增加裂变的可能性[11],而在位企业出现发展不利、并购活动以及竞争对手破产解散等突发事件也会触发员工进行裂变创业活动。综合而言,这些论断的逻辑最终落脚于母体环境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体现为促进与阻碍两大方向。无论是企业的“硬性”制度,还是“软性”氛围,甚至其他不利事件,或促进个人的企业内发展而留住潜在创业者;
亦或阻碍个人发展而加速员工离职创业。

4.1.2创业者个人因素

另一类触发因素则主要涉及创业者本身。一般而言,长期任职的员工可以通过裂变创业焕发行动积极性以降低对上级组织知识的依赖程度。由此,借助于在母体企业的经验积累,此类员工具有更多的资源开发倾向,进行裂变创业的可能性也更大。例如,有研究表明,个人绩效优异、工作表现更为出色的员工可能会选择离职创业[12]。这是因为此类员工一般不会轻易离职,但离职后却由于拥有“再造”或“转移”母体资源的能力而更易选择创建新公司。这些研究强调“员工经验能力的不同导致在识别和开发机会方面存在异质性”。最近的研究更是以经验属性为比较,区分不同部门员工的离职选择,发现处于企业支持部门的员工更倾向于离职创业。

而除去员工表现,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同样是解释创业触发的重要因素。例如,员工的教育程度与任职岗位不匹配。STENARD等[13]的研究表明,教育不匹配的员工更有可能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进入创业阶段。较低的机会成本和更大的技能多样性似乎进一步放大教育不匹配与员工随后创业行为间的关联。除了这种员工能力与岗位的硬性矛盾,员工对创新的认知与母体企业之间也会存在差异,这同样是驱动员工进行创业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员工对自己的专利发明往往产生过高的回报预期,而当公司不能予以有效肯定时,将极大促进裂变创业行为发生;
另一方面,假若是员工而非母体企业拥有相关发明的知识产权,则二者对产权的商业化也会存在不同倾向,成果转化的巨大收益将极大激励员工创建新企业。

4.2 母体组织内的创业团队构建

不同于一般的创业团队构建,母体组织为裂变创业者提供了构建初始创业团队的良好空间。该主题是近年来的新兴议题,相关成果陆续发表于国外管理学顶尖杂志,受到广泛关注。

4.2.1员工流动与裂变创业团队构建研究兴起

母体组织内的创业团队构建问题起始于对员工流动的讨论。基于知识基础理论,裂变新创企业的诞生本质上是既有组织向新创企业传递知识的过程,特别是员工作为知识的载体,导致母体企业知识存量受损,却最终对新创企业产生有利作用。正因如此,潜在创业者可以通过在母体企业内构建创业团队的方式来实现对母体知识资源的有效利用,这种认识也为后续研究奠定根基。AGARWAL等[14]在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中,识别出裂变新创企业创始人作为发起者,会扮演一种催化剂的角色,在母体企业内部构建和动员初始团队,从而对母体企业和新创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该研究最早揭示了裂变创业者在母体企业内部构建初始团队的重要性,强调裂变新创企业更需要组建互补性人力资本团队。

进一步地,后续研究开始逐步讨论在母体企业内构建创业团队对裂变新创企业的具体影响。例如,ROCHA等[15]强调共同工作员工的流动对裂变新创企业的积极作用。他们发现,雇佣原企业内部员工的裂变新创企业表现出更好的存活率,且这种影响在必要型裂变新创企业内更为明显。对于这种以团队为单位的员工流动影响,有学者提出更为细致的认识。例如,ZHENG等[16]的研究认为,一批管理者集体离职可能促进知识流动,但不同的行业和创业后的共同经历则有可能降低后续效益。而为比较从母体内外不同源头组建创业团队的差异,有研究进一步将新创企业的团队构建划分为从母体企业招聘与母体外招聘两类,最终结果也表明从母体企业内进行团队构建更利于新创企业的存活。

4.2.2母体组织内创业团队的构建过程

正是基于对母体企业内构建创业团队效益的肯定,后续研究开始讨论创业者如何在母体组织内构建初始团队的问题。这方面的代表是SHAH等[17]进行的研究。该研究的结论与AGARWAL等[14]的观点类似,提出创业者通过人力资本走廊寻找联合创始人,认为裂变创业团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头人对自身人际网络中人力资本的识别能力和吸引能力,而由于信息渠道存在不对称性,领头人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所在母体企业的同事加入团队,且团队组建中的人员组成和结构搭配,主要考量共同的价值观、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互补的专业技能。但与ROCHA等[15]的研究不同,SHAH等[17]认为,创业者并非倾向于招募共同工作的同事,而是更希望寻求在知识和技能上具有互补性、在价值观和目标上具有一致性的顶尖人才来加入初始团队。

此外,YE等[18]通过探索员工创业初始阶段的关键决策过程,深入了解既定组织中员工为何以及如何走向创业的整体过程,并基于28个员工的创业案例,就创业者和潜在合作伙伴在创业团队形成过程中如何做出相互选择进行模型建构,提出员工创业不是一个线性的阶段性活动,而是一个内在的迭代过程。整体而言,该研究仅将母体企业内的团队构建作为员工离职创业决策的一个环节,且相关研究结论更多停留于对决策过程的描述,但却对团队构建与其他决策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关迭代的新认识。

4.3 有根创业的战略决策

由于裂变新创企业衍生自既有组织,因此,裂变创业更体现为一种“有根创业”,涉及母体影响下的一系列决策过程。由此,围绕战略决策主题,裂变创业出现两个方面的研究,分别是市场进入与选址以及企业创新。

4.3.1市场进入与选址决策

就裂变新创企业市场进入与选址而言,一般性的观点认为,由于倾向于追求知识溢出效应和本地优势,雇员们往往会选择进入母体企业相关行业进行裂变创业,并在母体企业所在区域开展创业活动,而这也促进了企业种群的地理集聚化。由此,裂变创业被认为与产业集群密不可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发现这一认识并不绝对。例如,BERCHICCI等[19]认为,裂变新创企业研究集中于产业集群情境使得学界忽视了新创企业的选址问题。在聚焦这一问题后,他们发现许多硬盘驱动行业的裂变新创企业选择远离而非临近母体,并提出其选址是否临近母体企业取决于企业的技术和市场策略。其中,追求领先地位的企业需要维持当地的社会关系,因此,更可能位于其母公司附近,从而获得集聚效益。

ADAMS等[20]继承BERCHICCI等[19]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区分进入焦点行业与下游行业的裂变新创企业,并对不同企业所采取的选址决策进行深入探究。具体而言,进入焦点行业的裂变新创企业由于生产通用产品或市场特定产品而选择靠近焦点企业或下游市场,而进入下游行业的裂变新创企业无论生产何种产品均选择焦点企业数量较多的区域。以知识作为决策的关键因素,他们最终提出:市场进入时的产品策略使得两种不同类型裂变新创企业的选址决策存在差异,而不同的知识基础将影响市场的进入选择。除此之外,SAKAKIBARA等[21]则探讨了创始人的人力资本对于裂变新创企业市场进入的影响,并发现一般创业者为了避免竞争不会选在母体企业所在行业创业,反而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创业者会选择进入原行业。

4.3.2企业创新决策

就企业创新而言,由于自母体企业继承相关资源与知识,因此,裂变新创企业的决策重心在于如何发挥资源价值最大化,而在此过程中存在限制企业创新的风险。就研发创新而言,裂变新创企业由于获益于母体企业的知识溢出而具有一定技术优势,这便为企业留下了典型的路径依赖。例如:KLEPPER[6]发现,硬盘行业以外的裂变新创企业并不会特别追求新技术。究其原因,在于新创企业的业绩与早期融入的技术息息相关,而裂变新创企业从创业后整合新技能中获得的利润相对少于一般企业。除此之外,亦有研究认为,裂变新创企业并非完全不从事技术创新活动,而是需要处理好新技术与既有技术的关系[22]。

而就企业身份创新而言,裂变新创企业需要追求一个自身的最优身份定位。但裂变新创企业的母体背景成为其身份的重要构成。正如FERRIANI等[23]的研究认为,裂变新创企业源自母体企业的继承,但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只有新公司创造出自身独特的身份,才能真正实现竞争优势。该研究进一步探究了继承与求新的悖论,提出代际关系对裂变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模型。类似地,SAHAYM[24]指出,裂变新创企业由于同母体企业的联系而天生具备合法性,但裂变新创企业由于同母公司具有紧密联系,使得其难以解决身份模糊问题,并易造成在新行业中发展身份的困扰。

4.4 资源继承与特殊关系的绩效影响

由于裂变创业表现出的高存活、高绩效特征,早期研究专注于揭示这种现象背后的具体缘由。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KLEPPER[6]和AGARWAL等[7]的研究。这两个研究均强调从母体企业传承知识(经验)使得裂变新创企业比一般企业表现出更好的绩效[6,7]。此外,KLEPPER[6]提出,裂变新创企业与母体企业的先天联系,使其拥有更为优越的社会资本,从而有助于其获得更高的存活率。鉴于此,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究知识(经验)以及母体企业关系对裂变新创企业绩效的具体影响。

4.4.1知识特征与经验特征的影响

就知识特征和经验特征而言,有一部分研究立足于解析究竟何种知识带来良好绩效。这类研究秉持一种创业学习的观点,肯定创业者前期知识和经验对于其后续创业活动的优势影响,将探究重点放在比较不同知识或经验的影响效用上。例如,CHATTERJI[25]认为,早期的裂变创业研究普遍认可创业者因工作经历而使得新创企业拥有知识优势的观点,却并不理解何种知识作用于绩效。为此,CHATTERJI[25]对不同的知识类型进行了区分,发现裂变新创企业绩效并非得益于直接的技术知识,而是受之前市场、战略相关知识影响。尔后,CLARYSSE等[26]发现,企业绩效与其初始的知识库息息相关,如果企业裂变是从与母公司技术知识库完全不同的知识开始,且该知识适用范围较窄并与母体企业相互配合,那么新创企业增长最快。

另有研究关注继承的知识或经验如何帮助裂变创业者实现良好的绩效。相关论点或是强调裂变创业者由于先前的经验可以雇佣更为优秀的员工,或是解释裂变创业者前期提出的创新理念构成后续新创企业发展的动力,这些特征使得这类企业比一般初创企业绩效更为优秀。这类研究的最新进展是创业前阶段。BENNETT等[27]指出,创业前阶段是创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阶段,潜在创业者更多地表现为学习过程,而学习程度因机会成本、先前经验和信心水平不同会有所差异。这一观点强调新创企业绩效并非完全由产业结构与资源基础所决定,创业者在市场进入前的一系列活动同样会产生重要影响。

4.4.2关系特征的影响

就关系特征而言,部分研究立足于解释裂变新创企业与母体企业间的关联如何帮助裂变新创企业获得良好绩效。相关论点涉及持续的知识溢出、业务关联、学习效应、现金流优化以及信誉背书帮助建立企业联盟等。即母体企业与裂变新创企业之间天然的纽带关系有助于进行资源转移,从而确立裂变新创企业的早期资源优势。针对这类观点,亦有研究进一步探究是知识嵌入还是企业嵌入带来良好的企业绩效[28]。有关结果表明,真正帮助裂变初期绩效的是员工的流入而非仅嵌入产业。整体而言,这类研究继承资源基础的观点,关注母体企业与裂变新创企业间的积极关系与正向影响,而对于两类企业间的消极关系缺乏认知,这也为另一部分研究留下重要空间。

近年来,两类企业间的紧张关系对裂变新创企业施加的影响同样得到了关注。SEMADENI等[29]运用交易成本和代理理论,考察了母公司的监督权和所有权对裂变新创企业股票市场表现的影响。该研究发现,虽然裂变新创企业可以从与母公司的某些联系中获益,但有过多联系则会出现与绩效负相关的情况。VAZNYTE等[30]的研究则发现,裂变新创企业最初的战略行动会引发母体企业的敌意,与预期相反的是,这种敌意对裂变新创企业的创新和经济绩效都产生了积极影响。WALTER等[31]从嵌入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母体企业敌对情绪如何影响裂变创业,以及裂变新创企业如何应对的问题,提出将裂变新创企业视为窃取创意的敌人是常见现象,母体企业不仅可以通过相关支持直接影响裂变新创企业的绩效,而且可以通过组织网络间接地影响其发展。

与新创企业视角不同的是,在位企业视角下的裂变创业研究强调在位企业利用裂变创业的方式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这一逻辑与公司创业一脉相承。相较而言,在位企业主动实施的,与裂变新创企业存在股权交互的裂变创业活动可以被认为是公司创业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其他类型的裂变创业并不能纳入公司创业的考量范畴。同时,裂变创业更为突出企业间的关联性,强调不同企业之间的互动,因此,其相对于公司创业又贡献出了独特的理论洞见。然而,当前以在位企业为视角的裂变创业研究略匮乏,主要侧重以下两个问题的讨论。

5.1 裂变创业活动对母体企业绩效的利弊讨论

5.1.1不利影响

第一个主题是裂变创业活动对于母体企业绩效是利是弊的讨论,这也是在位企业视角下研究裂变创业活动的前置条件。现有研究多数认可,裂变新创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对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对于母体企业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损害。由此,一般性的观点从母体企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损失、能力流失,以及新竞争对手产生等角度论述了裂变创业对于母体企业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主要聚焦于雇员离职创业,特别是,这些观点建立在“离职进行创业的往往是企业中优秀员工”的认识之上。正如CAMPBELL等[12]的研究指出,与收入较低的雇员相比,收入较高的雇员不太可能离开,而他们一旦离开,则更有可能创建新的企业,且员工创业对原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比员工单纯转移到其他老牌公司的影响更大。

5.1.2有利影响

与前述研究相对应地,同样有部分学者认为这种不利影响被过分夸大,并从知识的回流、避免组织惰性,以及聚焦组织资源等角度阐释裂变对于母体企业的积极效用。例如:MCKENDRICK等[32]发现,裂变帮助母体企业摆脱组织惰性,并且成功的裂变会向劳动力市场释放有利信号,从而提升母体企业荣誉;
IOANNOU[33]的研究则表明,裂变新创企业如果能够帮助母体企业将资源重新聚集于核心领域,或者解决顶层冲突促进母体企业一致性,则子公司与母公司绩效关联性增强。这些基本的观点类似,即裂变创业可以促进新机会的开发,帮助在位企业实现流程优化,从而最终产生良好的绩效。

5.2 在位企业对裂变创业活动的有效管理

5.2.1母体企业对裂变创业的单向治理

目前来看,有关裂变创业活动对母体企业绩效影响的相关认知逐渐收束,近年来的有关研究趋向于认同在位企业如果对裂变创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即可带来有利影响。这一观点最早由CHESBROUGH[34]基于对施乐公司的研究所提出。该研究发现,企业自身的初始股权状况与其随后的裂变业绩呈负相关,而这并非股本本身的影响,而是施乐公司在管理其裂变业务方面的做法使然,即该公司针对裂变业务采取的不同治理方式使得裂变活动对母体企业的绩效影响产生差异。这一发现意味着,在位企业需要并且可以采取良好的治理机制来有效利用裂变创业活动实现自身的战略目的。

后续有学者进一步探究在位企业如何将内部业务有效转变为一个独立公司的过程,并提出3个主要的管理挑战,即内部决策、解决思想障碍和将内部项目转化为外部提案,而在位企业需要在不同阶段设置各类保障措施以实现对这一过程的有效管理[35]。此外,BATTISTI等[36]讨论了一种公私合作关系,提出在位企业可以借助于裂变新创企业应对数字技术的挑战,认为裂变新创企业可以帮助在位企业更快地应用数字技术并定制化地创造价值。综合而言,这些研究与CHESBROUGH[34]的观点一脉相承。简言之,前者关注在位企业如何能动保障裂变创业活动的有效实施,后者则强调利用裂变创业活动解决数字化难题,本质上均是母体企业对裂变创业活动的单向治理,即将裂变新创企业视为被安排的客体。

5.2.2企业间互动与裂变创业的有效利用

近年来,裂变创业的相关议题不再局限于在位企业的单向治理,而开始倾向于以母体企业与新创企业间关联的角度阐释在位企业如何有效利用裂变创业活动。有一部分学者将裂变创业视作一种特殊的学习活动,认为通过产生新创企业,在位企业可以获取新知识从而实现组织学习。例如,CIRILLO[37]认为,公司可以管理员工创业以产生学习效应,并进一步区分了公司裂变、员工自发裂变和投资联盟等多种学习方式,发现在不熟悉的技术领域,公司裂变通过减少与其他战略形式相关的不确定性而使母公司受益。此外,CIRILLO等[38]强调在位企业与裂变新创企业间研发人员的流动,会对企业间合作研发网络产生冲击,能够放松在位企业的锁定效应,并最终有助于重置企业边界。

另有学者考察了裂变创业与员工流动带来的生态系统效应。其中,最为典型的是HOWARD等[39]的研究。该研究不再聚焦发明人从母公司到新创企业迁移的直接影响,而是强调背后更为深层的网络效应,即发明人的迁移会在企业间形成一种生态系统效应,在位企业更容易与其员工创办的企业形成合作关系,而各企业均在员工流动的生态效应中获益。这一思路与KLEPPER[6]提出的集群形成有类似之处,但不拘泥于企业的地理集聚,转而探索企业间彼此关联的深层影响。近年有关类似研究发现,企业不断发展的商业生态系统会导致以消费者为导向和以企业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分化,从而迫使企业产生多个独立、较小但适应性更强的实体以推进生态效应。

目前,国际上的裂变创业相关研究分成两大脉络:其一是新创企业的视角,该视角以裂变新创企业的产生和成长为研究主线,通过结合裂变创业的独特情境,从“个体与组织交互的创业触发”“母体组织内的创业团队构建”“有根创业的战略决策”以及“资源继承与特殊关系的绩效影响”4个主题对裂变新创企业整个创业过程进行系统探究,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也贡献了一系列丰富成果。在本研究的文献数据库包含的95篇文献中,除去两篇综述性的论文,共有78篇论文涉及这一视角,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其二则是在位企业的视角。该视角下的裂变创业研究注重于裂变新创企业对在位企业的影响,强调在位企业对新企业的利用,相关研究涉及“裂变创业活动对母体企业绩效的利弊讨论”和“在位企业对裂变创业活动的有效管理”两大主题。但从目前来看,这一视角下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完整框架,相关文献仅初涉“在位企业如何通过管理裂变创业以实现战略目的”这一核心问题,且文献数量较少。以本研究的文献数据库为例,在有关文献中(除却综述性论文),仅有15篇文献涉及这一视角,与新创企业视角文献形成鲜明对比(见表1)。

表1 新创企业视角与在位企业视角裂变创业研究对比

裂变创业研究在理论演进的同时,有关管理实践在当下国内企业界开展得亦有声有色,突出表现为数字化特征。而无论是在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是新创企业的数字创业,均为裂变创业现象赋予新的时代标签,这也为裂变创业研究提供了独特的问题视角。首先,数字资源替代传统实物资源,开始成为裂变创业过程中母体企业与新创企业的重要流动介质。这意味着母体企业摆脱单纯“输血”的角色,更多为新创企业提供数字服务和赋能。在这一过程中,母体企业的数字赋能如何进行,以及新创企业如何最大化利用数字资源将成为重要问题。其次,数字化技术改进交易过程,使得组织边界逐步模糊甚至被打开,最终孕育出跨边界组织的裂变创业形式。这对组织间治理方式的研究产生新的挑战。最后,数字经济衍生出的新型商业模式,改变旧有商业秩序,使得裂变新创企业与母体企业间形成全新的生态发展关系,母体企业和裂变新创企业成为相互助力的利益联合体。这一特别的发展模式对裂变产生的生态效应产生新的认识。

与数字化情境相适应,中国企业近年来的裂变创业实践呈现出与国外迥然不同的鲜明特色:①动力和主体方面。国外典型的裂变创业实践呈现为母体企业员工因不满、分歧、机会等个人原因裂变创建新创企业,其主要目的在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当今中国企业的有关实践则表现为母体企业为发展需要而主动进行战略部署,其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母体企业的创新发展潜力最大化。由此可见,前者的实施主体主要为个人,后者则是母体企业。②组织间关系方面。国外裂变实践所产生的新创企业与母体企业之间,体现更多的是竞争对抗关系或上下游松散业务联系,而中国当下的企业实践则表现为组织间深度嵌入、身份认同、协同促进以及生态化发展关系,最终实现的是多主体之间的共创共享。③社会溢出方面,国外裂变实践更多体现于经济价值,包括提升企业绩效、扩张企业资源等,而国内裂变实践更加注重社会价值多样化,强调裂变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以及促进“双创”事业等。

如前所述,裂变创业研究属于典型的实践驱动,因此,这些新型实践特征也为未来研究在不同视角下开展相关指明了方向。本研究基于裂变创业的当下研究主题,并结合未来研究展望形成裂变创业整体性研究框架(见图3)。

图3 裂变创业研究整体性框架

6.1 新创企业视角下的裂变创业研究未来展望

在新的裂变创业情境下,裂变新创企业相较于以往正呈现着不同特征:一方面,异质化的裂变创业活动逐渐呈现。例如,海尔公司的“海创汇”模式整合在位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创业者的特殊性,使得机会、资源与团队之间在不同的空间或维度实现结合,在打破组织独立边界的同时也让新创企业的创生与发展呈现出不同轨迹。另一方面,裂变新创企业正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例如,海尔公司的“衣联网”和“食联网”标志着裂变新创企业开始扮演不同的角色。正因如此,新创企业视角下的裂变创业研究虽已形成稳定的研究框架,但仍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拓展。

(1)裂变新创企业的类型学研究现有裂变创业的研究广泛遵从BRUNEEL等[5]的划分方式,从发起主体和诱发事件两个维度来区分不同的裂变创业类型。但已有实践现象表明,单纯的雇员和组织已经不能涵盖裂变创业的发起者,外部人员正逐步开发在位企业资源,打破传统的内部员工从组织内转移资源进行创业的固定模板。特别地,除创业发起者的区别外,当前裂变创业发生过程中的组织边界限制越来越小,无论是通过“海尔孵化小微”方式还是“小米生态企业”方式产生的新组织,都不再被看作完全独立的组织单元。但此类新产生的组织与母体组织之间依靠松散的联系链接,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运营,处于一种特殊的组织中间体状态。由此,从组织的参与程度以及新组织独立程度两个方面都有可能建立全新的裂变创业分类。这将为理解新情境下的裂变新创企业与母体企业关系建立坚实的理论前提。

(2)裂变新创企业的生态战略裂变新创企业的生态系统战略与其他创业战略决策一样,首先面对的是典型的二元悖论问题。事实上,近年来的生态战略研究已经摆脱“核心企业”的研究范式,开始更多考虑参与者战略。然而,由于源自母体企业的高度资源转移和身份认同,裂变新创企业需要面对更为严峻的“依赖悖论”。由此,裂变新创企业如何处理与核心企业以及母体企业的关系,特别是如何隔断“母体脐带”是未来需要重点解读的关键问题。除此以外,海尔公司的“食联网”等实践显示,裂变新创企业正借助于平台力量搭建全新的生态系统。这些新兴的实践现象意味着裂变新创企业的生态战略绝非仅限于依托既有生态系统发展,其背后逻辑是裂变新创企业借助于母体企业的优势资源实现“杠杆化”的资源利用方式。既有研究对此已初步涉及,但未来仍需探索不同类型的裂变新创企业如何编排资源(如怎样制定生态战略)等具体问题。

6.2 在位企业视角下的裂变创业研究未来展望

因为参与方式的转变,在位企业由过去被动的接受者逐步转变为裂变创业的发起者或参与者。无论是海尔的“创客”和“小微”、还是小米、韩都衣舍采取的“生态链”战略都呈现出在位企业主动支持裂变创业活动并以多种形式管理裂变创业活动的局面[40],引发了实践界的巨大反响。而在理论界,BROWDER等[41]的研究专门讨论了创客运动带给创业研究的启示。这些细致的讨论预示着在位企业视角下的裂变创业研究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趋势。但当下在位企业视角下的裂变创业研究还严重不足,未来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具体展开。

(1)建立在位企业视角下裂变创业研究的完整框架如前所述,这类研究的内在逻辑在于强调在位企业利用裂变创业的方式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由此,仿照新创企业视角下的过程性研究框架,这类研究应该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裂变新创企业培育和裂变创业活动治理。就新创企业培育研究而言,其核心问题在于“在位企业为何以及如何培育裂变新创企业”。在位企业主动参与情境下,裂变创业的发生缘由以及中间机制均呈现较大差异,特别需要就新情境下在位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整个过程中的行为要素进行细致探讨。而就裂变创业活动治理而言,其核心问题在于“在位企业如何进行跨组织治理以实现自身战略目的”。新情境下的跨组织治理活动更多涉及组织间关系、交互等内容,特别是当下的实践,一方面体现出企业之间通过利益联结进行价值共创,另一方面则通过身份纽带进行价值认同。鉴于此,围绕跨组织治理的内涵、维度以及具体模式都需要进行细致讨论。

(2)生态系统效应的形成机理在多种战略目的中,构建生态圈、建立生态优势是众多在位企业进行裂变创业最重要的方向之一。然而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研究涉及这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下针对生态系统效应的研究正在由实践叙述转向理论构建,如何针对生态系统效应形成机理开展学理化研究则是重点和难点所在。按照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生态系统包含活动、主体、位置以及连接等,这也是生态系统结构层面的所在。抛开结构的存在,生态系统的生成是围绕某一核心价值主张商业化而不断建立起来的结构体,其内核在于价值主张的形成以及价值主张发挥引领作用。由此,以价值主张为内在统筹,以价值结构为外在表现的生态效应形成过程亟需从裂变创业视角进一步展开剖析。目前,相关研究虽已有涉及,且以裂变创业的特征为基础性分析,但具体的过程阐释以及背后的深层逻辑还需要通过案例研究、扎根理论研究等方法予以深度解读。

6.3 两类视角的融合与裂变创业研究未来展望

其实无论从新创企业视角还是在位企业视角,两类企业之间的关联与交互是裂变创业情境的核心。在当下的实践中,两类企业间正从简单的业务交互逐步过渡到一种更为复杂的生态交互,即这种关系不再局限于“一对一”的“母子关系”,而更多涉及“一对多”的交互关系,并不断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特别地,母体企业与裂变新创企业逐步发展为一种协同共生的价值集合体,本研究初步将这一模式定义为“裂变式发展”,而这一模式单从任一视角开展研究似乎都无法真正探究其逻辑内核。鉴于此,裂变创业研究可能需要融合两类视角进一步开展以下研究。

(1)新时期裂变创业带来的组织间关系研究裂变新创企业与母体企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过往研究的重点,也是裂变创业区别于其他创业类型的核心要义。但既有研究往往仅立足于单一企业,探究其在特定关系下的战略行为,亦或是从某一特定关系入手,考察企业的绩效影响。这些研究以焦点企业的成长为核心,以组织间关系为独特情境,本质上是对特殊情境下创业行为的诠释,却尚未触及企业间的具体关联以及实质性内涵。鉴于此,未来研究可跳出当前以单一组织为研究对象的框架,从两类组织间的关联入手,讨论组织关系背后的深层逻辑以及具体影响,进而有可能为理解组织间关系以及组织间的互动过程提供全新理论解释。

(2)在位企业与裂变新创企业的协同共演机制目前,裂变创业的相关文献多以裂变创业行为发生为研究终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节点控制有利于把握裂变创业的研究边界,但新兴的实践已呈现出两类企业的协同,本质在于企业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后的价值共创与共享。基于此,需要延后研究节点,进一步讨论裂变新创企业创建后与母体企业的协同共演。具体而言,这类研究需要秉持生态的观念,以母体企业与多个裂变新创企业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为切入点,通过探究多主体的互动过程,以实现对企业间协同共演机制的挖掘。事实上,这种涉及多主体的研究相对困难,但国内近年已有代表文献开始对此探索。未来仍需就裂变创业情境下多主体因何互动、如何互动以及如何治理等问题进行多方面尝试,从而为多主体研究贡献情境化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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