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秦，周小力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探寻救国的路径，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变法图强”的戊戌变法，再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辛亥革命，这些尝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明白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徘徊彷徨之际，中国先进分子的目光被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吸引，特别是李大钊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重生的曙光，他在深入研究中积极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
近代由于国门被打开，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东西方文化展开激烈的交锋。就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言，西方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既是“入侵者”也是“启蒙教师”。在新文化运动中，虽然运动的领导者一致宣扬“德先生”“赛先生”，摒弃儒家旧文学、崇尚新文学，但在运动初期他们的具体思想却有所不同。受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影响，陈独秀在对待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上较为激进，他认为二者的根本性质相反，“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1］。也就是说，中外文化只能是对立的关系，要实现新文化的崛起，就必须以西方“新”文化取代中国的“旧”文化。与此相反，主张调和中外文化的李大钊认为，俄国具有连接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传统，并且作为一个农奴制发达的国家，俄国的阶级文化与中国相类似。同时，李大钊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社会革命的新形式。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在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以多个刊物为主要阵地积极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向广大民众阐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一）以《言治》为学理探讨的载体
《言治》是北洋法政学会1913年4月创办的月刊，同年11月停刊，1917年恢复运行并改为季刊，李大钊是该刊编辑部的主要成员。与其名称相一致，《言治》主要发表关于治理国家的言论。李大钊在此刊物上发表了《隐忧篇》和《大哀篇》，阐述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实际状况，抨击北洋军阀的种种不堪，揭露近代中国社会的黑暗，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失望。俄国二月革命于1917年3月爆发，李大钊根据俄国的变化，写下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和《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之后，他又写了数篇文章对欧洲各国的社会党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这一时期，虽然李大钊还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视角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分析的，但是这已经表明他开始尝试以社会主义的立场去思考社会问题。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李大钊对俄国革命进行深入分析，半年后在《言治》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2］330该文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篇之作，标志着李大钊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二）以《新青年》为主要宣传载体
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力量，这促使李大钊开始初步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1918年11月，《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念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真正原因，是德国的军国主义被俄国的社会主义战胜了。除了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文章还指出世界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367。中国人民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使黑暗的中国重见光明。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战后之妇人问题》，论证妇女参政议政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指出妇女应当享受同男子一样的参政权，这表明李大钊开始运用社会主义观点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问题进行思考。
1919月10月，为了更系统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李大钊把《新青年》第6卷第5号定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并在此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正式确立。李大钊在文中提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大致分为3个部分：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社会组织进化论），二是关于现在的理论（资本主义经济论），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社会民主主义）。李大钊还指出：“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
”［3］5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对过去进行分析找出现存社会组织从何而来，进而解剖资本主义的经济现状，才能找到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
（三）将《晨报副刊》等作为第二宣传载体
《新青年》创刊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文化风潮。为了扩大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的影响，在坚守《新青年》这一宣传阵地的同时，李大钊又开设《晨报副刊》进一步对知识青年进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李大钊1921年12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李大钊在文中指出：“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徳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4］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民主法治的国家，集体公有并不会限制民主与自由，反而能使民主自由得以真正实现，并且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1922年5月6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专论栏目发表了《马克思与第一国际》。1922年11月7日，他在《晨报副刊》俄国革命纪念栏目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为了提高工人觉悟，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副刊》推出劳动节纪念专栏。1922年和1923年的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分别发表了《五一纪念日对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工人国际运动略史》两篇文章。
与《新青年》和《晨报副刊》相互补充，1918年12月创办于北京的《每周评论》也是李大钊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报刊。针对胡适发表的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批驳，纠正胡适“科学实验室的态度”。李大钊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3］511922年11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创刊，李大钊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帮助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认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区别，使他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理论。
在新文化运动中，青年学生迅速成为中国社会中最为活跃的力量。李大钊认为，青年团体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关键，只有采取多种形式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才能影响和推动这一批青年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打造中国第一所现代图书馆
1918年在好友章士钊的推荐下，李大钊获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认可并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任职的五年间，李大钊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发挥图书馆的宣传教育作用，从而使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通过书刊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之一。仅李大钊任职的头两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以及相关传记15种，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文版《雇佣劳动与资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反杜林论》、英文版《国家与革命》等。此外，为了帮助学生更加准确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还引进了当时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图书15种。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了李大钊的关注，因此他也非常重视引进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
除了引进图书，李大钊还向图书馆捐赠400多本进步书刊。为了引导读者的阅读方向，他通过《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信息，并在图书馆开设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图书阅览室。同时，对于老师和进步学生所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李大钊总是耐心地运用所学的最新思想进行解答，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传播。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邓中夏等人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骨干力量。
（二）开设高校马列主义课程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社会盛行“议论”之风。李大钊认为要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议论”而且要“讲学”，必须培养进行相关研究的专门人才。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通过课堂给青年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李大钊在北大开设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课程有“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在课堂讲授中，李大钊阐述“社会主义”的概念，引导学生讨论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且对其错误之处加以批驳。他强调要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李大钊还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并且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以此拓展学生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维度。另外，李大钊还经常到其他高校讲课，不断扩展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群体。例如，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女权运动史”和“社会学”，鼓舞教育了一代女性，使青年女性通过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了思想，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参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社团活动
为了拓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渠道，丰富青年学生课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李大钊发起和指导了许多进步社团活动。除了北京大学学生举办的社团活动，1919年7月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3月他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当时我国最早系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专门成立了“亢慕义斋”收藏马克思主义图书，又成立翻译室大量翻译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早期发展作了思想与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11月，李大钊指导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青年到苏联参观社会主义的真实生活。当年12月，他成为北大社会主义研究会首批成员，参加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并在研究会通过演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宣传。除了上述活动，这一时期李大钊主要通过演讲、讲座、辩论会等形式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例如，1922年2～3月，李大钊在“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会上用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原理论证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5]。在1922年高校学会联合举办的“五一”纪念大会和1924年举行的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上，李大钊发表演说提倡教育与劳动实践相结合。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李大钊提出除了培养新一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还要发动工人阶级、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
（一）深入长辛店铁路工人指导工人运动
长辛店铁路工厂自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修筑京汉铁路时开始运作，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企业之一，工人数量达到3000多人。1920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到洋车工人、印刷工人中体验生活，对工人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并组织工会活动。1920年4月，邓中夏受命与张国焘深入长辛店铁路工人开展工作。他们一方面与工人们共同劳动，一方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当年10月，邓中夏、张国焘和史文彬一起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为筹措办校经费，张国焘发表了《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的文章，呼吁社会积极进行资助。补习学校的教师大多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李大钊也时常到学校指导工作。由于课程通俗易懂并且贴近工人的实际生活，补习学校吸引了不少工人到长辛店参观学习。劳动补习学校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逐渐把工人团结起来。1921年5月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成立，10月改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从此掀起了铁路工人运动，为北方工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赴陇海铁路局开展工人运动
1920年底，在李大钊的倡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游天洋到河南洛阳陇海铁路局任职。他经常到工人中了解他们的疾苦，同时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借鉴北京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模式，游天洋在河南成立了多个工人组织。为了提高工人们的觉悟，游天洋通过《劳动周刊》《工人周刊》介绍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唤起了工人们的阶级意识。1921年10月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促使游天洋将工人组织改名为“陇海路工联合会”，工会活动由此日益频繁，工人们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1921年11月20日，陇海路工联合会发动了陇海铁路总罢工。李大钊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支援此次罢工，派遣罗章龙与游天洋共同指导工人的罢工活动，11月26日罢工取得最终胜利。此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进一步得到传播，越来越多的工人组织相信并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在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李大钊还在报纸刊物上与当时盛行的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论战，让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认识到中国不能走改良的、无政府的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是未来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应该像俄国十月革命那般由无产阶级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虽然传播路径受到时代的限制，但是李大钊用尽一生向各阶级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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