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慧
“文艺大众化”运动是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现代文艺场域中发生的重要现象，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方式的探索。
文艺与大众的关系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文艺与大众的矛盾结构中，文艺的性质、审美与功能作用取决于大众的特点与需求。
“大众”在文艺的大众化实践中处于核心地位，已有研究往往重点关注文艺的价值与功能、真实性、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思想、性质、话语建设方面，而少有研究从大众的角度对文艺的大众化问题进行考察。
有研究者考证了大众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大众与文艺之间的建构性关系，认为大众与文艺的隔阂不是必然的，而是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关系造成的。①齐晓红：《当文学遇到大众——1930 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管窥》，《文学评论》2012 年第1 期。大众在变革历史的实践中成长为推动历史进步、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社会性、现代性、阶级性等属性特点，推动了文艺取向于大众的审美趣味与价值追求的形成与发展，也决定了大众在文艺中的生存方式与特点的变化。大众是文艺大众化的目的。当革命文学出现发展困境，为大众而创作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创作出能够为大众所接受、能够激励大众的革命热情的作品成为文艺大众化的主要目的。
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大众成为文艺创作与接受的主体、价值与功能的承担者，文艺创作开始有意识地根据大众的特点与需求而进行作品形象、审美风格的创造。大众以形象化的方式存在于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中，大众是大众化的文艺创作重点塑造的形象，大众的特点决定了大众形象的叙事化、群体性特点。
从大众的角度探析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发生与发展，有助于揭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的复杂性、真实性，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路径的探索。
文艺大众化的提出直接地是为了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困境。
革命文学论争围绕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明确提出文学应该同情无产阶级、 以工农大众为对象的文学观点， 但是，“这还只是一般地规定革命文学必然地是普罗文学，却未曾充分地给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确立普罗文学的理论”①林伯修：《1929 年急于解决的几个文艺问题》，《海风周报》1929 年第12 号。。
林伯修对革命文学的批评具体表现在文学的大众化、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的立场、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而这些问题都与“大众”息息相关，涉及大众作为革命文学的接受对象、作家对无产阶级大众的现实书写、文艺对大众的政治作用等方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被提出来，革命文学 “有许多是大众所不能接受的东西，并且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往往使他们的作品不能和大众接近的。
在这样状态之下，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就发生了”， 也就是大众既能作为接受者而享受文学，也能创作文学②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1930 年第2 卷第3 期。。
“左联”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学要以“属于大众”为原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提出要“为工农兵”进行创作的原则。
于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由以解决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转变为解决文艺与大众的关系，工农兵大众成为文艺的大众化的目的与归宿。
大众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建构起其政治性、阶级性等现代性特点，这为大众作为目的而存在创造了条件。
“大众”是一个历史概念，其语义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古代社会中，大众的社会地位低下、受教育水平不高，具有群体性特点，这些语义内涵被延续下来。
近现代以来，大众的语义内涵因大众群体广泛参与社会实践而有所发展。
20 世纪20 年代末尤其是30年代，“大众”概念广泛应用于杂志、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对社会生活的报道中。
在文化教育领域，“大众文艺”“大众报”等词语的使用，表明社会对大众教育及其文化需求的关注。
在卫生医疗方面，“大众医刊”“大众卫生”等使用，表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处于建设过程中。
在基础设施方面，“大众公园”“大众信箱”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场所与途径。
在政治经济领域，“大众经济”“大众科学”等使用表明科技、经济已经渗入大众的社会生活中，“生产大众”“农村大众”表明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分工状况，“大众革命”“工农大众政权”等概念中蕴含着大众的政治性、阶级性特点。
一直以来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限制了大众与文艺之间关系的建立，当大众在社会中的矛盾还没有凸显出来、没有得到解决时，文艺对于大众而言是对立的存在物，而大众处境的改变决定了文艺与大众之间关系的建立的可能。
所以， 革命文学理论上要实现文学与大众的结合，却因社会没有真正解决大众的矛盾而使得革命文学的发展受到阻碍。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革命激发了大众变革社会、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文艺以大众为目的的创作具有了可能性。
在以社会革命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大众的革命性、政治性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于是，文艺以大众为目的主要地表现在以政治、以革命为目的的方面。
近现代以来，大众在广泛地参与历史变革的社会实践、革命实践中，逐渐地建构起其革命性、政治性的特征，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大众的革命性特征，认为只有依靠广大的工农兵大众才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以独立的身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国民党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政策，而为了反文化“围剿”，文艺的大众化成为重要的选择，“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
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
只有实现文学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③《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1 年11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1931年第1卷第8 期。。
革命文学本身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国民党的任务，但理论上来讲，革命文学与大众的结合却能够完成，由此可以得出，“文学—革命／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转变为“文学—大众—革命／政治”之间的关系后才可能实现革命、政治任务，所以可以说，大众是文艺大众化的目的，主要地是大众的革命、政治目的。
而文艺大众化的这一目的的实现还要依赖于当时的经济条件。
就经济来讲，1928 年到1938 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商业、交通运输业、农业、金融业都有所进步，城市化速度加快，农村基本能实现自给自足，报刊业、电影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这为大众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为文艺在大众中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条件，为大众进行创作在政治、经济条件的保障下发展起来。
“为大众”即以大众为目的的创作成为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要求作家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真正革命文学的创作， 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大众接受的语言、题材、形式，根据大众的需求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
文艺的大众化以大众、 以革命为目的而发生、发展，以大众的需求和实际的文化状况为依据进行文艺创作及其理论建设。
当时的大多数大众“还是连字都识不到几个。
就是能识字的中间找寻能看《三国》《水浒》这样旧小说的又是很少很少”①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1930 年3 月第2 卷第3 期。。
大众的文化水平低，决定了“要创造大众能理解的作品”②洛扬：《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1932 年4 月第1 卷第1 期。，文艺创作的形式、语言、内容要能够符合大众的需求，语言上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来写， 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话来写”，“应当拿‘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而且一定是活人的话”。
形式上，“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运用说书滩簧等类的形式。
自然，应当随时创造群众所容易接受的新的形式”。
内容上，“要去反映现实的革命的斗争，不但表现革命的英雄，尤其要表现群众的英雄，这里也要揭穿反动意识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犹豫，揭穿这些意识对于群众斗争的影响，要这样去赞助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和发展”。
文艺以大众为目的进行创作，不仅要创作大众能够理解的作品，而且还要承担起启蒙和解放大众的作用。
大众拥有自己的文艺生活，但是，“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的文化生活。
说书，演义，小唱，西洋镜，连环图画，草台班的戏剧……到处都是，中国的绅士资产阶级用这些大众文艺做工具，来对于劳动民众实行他们的奴隶教育”③宋阳：《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 年6 月创刊号。。
当时大众的文化生活处于被压迫的状况，识字少以致无法对文学作品进行欣赏、 阅读，但并不能说明大众没有精神文化的需求，落后的文化生活表明大众无法选择符合他们需求的、较为先进的文艺作品；
大众在社会、革命实践中逐渐建构阶级解放、民族独立、民主科学的实际与精神需求，这一发展与大众实际的文化生活状况相矛盾。
这一矛盾表明大众需要实现精神与审美的解放，“为大众”的创作因此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在文艺大众化实践中，大众既是文艺创作的主体，也是文艺接受的主体。所谓“主体”，是指具有意识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现实的人，是与客体相对立的存在。
大众作为文艺活动的主体，开始有意识地、 自觉地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大众在文艺中的主体地位的建立改变了我国文艺为统治阶级进行创作的传统，创造了我国现代文艺取向于大众的、新的发展路径。
大众是文艺活动的主体，既是被培养的工农兵作家，“我们还要在这种读者会，研究会，和批评会里，实现教育我们现在的作家以及培养工农大众的作家的任务”④洛扬：《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1932 年4 月第1 卷第1 期。，更是文艺接受的主体，“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849-850 页。。
但是，大众在文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历史演变的过程逐渐建构起来的。
在传统社会中，“大众”并不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大众是指军旅行役、普通僧侣尼姑、 不同情境下的多数人组成的群体等含义，这一群体大都无知、感性、地位低下、力量弱小。近现代以来大众所指转向平民。
平民是指具有现代意识的普通人。
大众以平民的身份广泛参与到革命运动、工农业生产、科教文卫等社会实践中，改变了在传统社会中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存在方式，逐渐形成政治性、革命性、现代性特点。
他们的现代需求中蕴含着觉醒的个体意识，对文学艺术而言， 平民对于文学的诉求促进了平民文学的发展，这使得“文学开始走出了以往被少数知识阶层把握的小圈子，具有了面向社会、大众的追求”①朱德发，魏建等主编：《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 上1900-192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73 页。。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斗争中， 工农兵大众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所发展，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从数量上来讲，“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有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42 页。。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市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百分之九十的大众群体数量其主导性地位毋庸置疑。
大众历来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剥削、受压迫，但无产阶级本身还“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③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44 页。，这为人民大众主体性地位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与保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参与到历史变革中，为民族独立、民主进步而战。
大众在文艺活动中的地位因社会结构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而发生改变，逐渐发展成为文艺活动的主体，在文学结构关系中与作家、作品、社会等因素相互作用，促进了文艺的大众化运动的发展。
大众在文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是通过群体的作用形式来实现的。
所谓群体是指由许多有共同点的人或物组成的整体， 大众作为一个整体，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处于社会底层，承受着社会的压迫与剥削， 都具有积极的变革社会的动力。在起到知识普及作用的《新名词辞典》中，“大众”被解释为“群众”，具体是指“一大集团的国民大多数者，以示与少数特权者有别。
又劳动团体的干部， 称普通会员或未组织的劳动者， 亦曰大众”。④邢墨卿编：《新名词辞典》，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 年版，第8-9 页。有论者把大众与“特权阶级”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民主与霸权、平等与不平等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内在的民主、平等性与特权阶级的霸权、不平等性是矛盾对立性质的存在，这一关系决定了大众与特权阶级之间存在一种对抗性、对立性矛盾⑤齐晓红：《当文学遇到大众——1930 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管窥》，《文学评论》2012 年第1 期。。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语境下，大众所指是工农兵群众的联合体，这种联合是基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联合，两者的对抗主要是基于阶级差别的对抗，大众存在的意义只有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障。
大众作为多数人组成的群体，在社会实践中表达的是群体的共同特点与需求，而组成大众群体的工农兵个体不是以大众身份而是以个体身份存在于革命现实中，在审美需求、认识能力等各个方面存在差异，文艺大众化运动从群体的角度揭示大众的文化活动、接受方式等特点，以此能够了解大众的整体性特点，却很难看清组成大众群体的个体面目。
大众作为文艺活动的主体是与客体对立、统一的存在，大众化的文艺作品所抒情、叙事的对象应该是与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对象世界。
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中，多有讨论者涉及文艺写什么的问题，认为，“当然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农，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罢工，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当时是主要的题材”⑥史铁儿：《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1932 年4 月第1 卷第1 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写什么的问题提升到了文艺的生活来源的本质问题上来，认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
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 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1 页。在当时特殊的时代境遇中，大众主要面对的是贫困、革命、斗争、罢工等现实问题，主客体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决定了大众化的文艺创作需要书写大众及其生活，文艺来源于生活的观念把这一问题提升到了文艺的普遍规律的高度，可以用来解释不同时代的文艺创作现象。大众在文艺活动中以主体的方式存在还决定了文艺创作需要能够满足大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需要了解并创作出大众能接受的文学作品。
为此，文艺大众化运动做了大量的探索，开展了俗话文学革命、街头文学、工农通讯、自我批评运动，为的是“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如何进行大众熟悉的、接受的说书式的小说、唱本、剧本等创作①史铁儿：《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1932 年4 月第1 卷第1 期。。“到群众中去”是为了了解群众，更好地书写群众、为群众书写。
大众化问题提出之初就已经认识到，“文学的大众化问题首先要有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这不能不要求我们的作家在群众生活中认识他们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具体的表现出来”②乃超：《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1930 年3 月第2 卷第3 期。。在大众化实践中认识到还要建立读者网，组织读者会、文艺研究会、批评会，“发展工农大众的读者和教育他们”③洛扬：《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1932 年4 月第1 卷第1 期。，以提高工农兵大众的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
所以，文艺大众化要求作家要深入、了解群众及其生活，并根据大众的需求进行创作， 如此才能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并在文学接受中提高其审美能力。
文艺的大众化问题讨论中，大众被阐释为价值与功能的承担者、 文艺创作与接受的主体，也是文艺作品描写与表现的对象。
文艺大众化运动在不同时期进行了不断的文艺创作实践，运用戏剧、诗歌、小说等多种形式创作出了为大众所喜爱的文艺作品和艺术形象。
“左联”时期，中国诗歌会④中国诗歌会作品包括：蒲风的《六月流火》《茫茫夜》、杨骚的《受难者的短曲》、任钧的《战歌》《冷热集》、穆木天的《流亡者之歌》等。
瞿秋白：《上海打仗景致》《英雄妙计献上海》等；
鲁迅：《好东西歌》《公民科歌》等通俗歌谣。创作出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剧联”⑤“剧联”成立了大道剧社、蓝衣剧团、春秋剧社等剧社。深入工厂演出，创作了《工厂夜景》等剧。
苏区时期⑥苏区时期成立了成立了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蓝衫团等剧团，瞿秋白整理、编辑了《号炮集》，包括《牺牲》《李宝莲》《游击》《非人生活》《不要脸》。，文艺创作以戏剧、歌谣为主，演出了《我——红军》等反映根据地建设、革命的戏剧，活报剧创作⑦作品包括：《青年活报》《鸡公山》《三八纪念》《巴黎公社》《三八纪念》《蒋介石出卖华北》《反对资本进攻》《工农骂蒋》《粉碎敌人的乌龟壳》《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等。也很活跃。
抗战后，三部短剧“好一计鞭子”⑧包括《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三部短剧作品。深受大众喜爱，诗歌创作走向战场、农村、工厂，朗诵诗、街头诗盛行。
1942 年之后，解放区工农兵文艺空前活跃，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深受大众喜爱，“农民诗人”王老九、“兵的诗人”毕革飞等都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生活的诗歌作品，小说创作⑨解放区小说作品主要包括：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丁玲的《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种谷记》、欧阳山的《高干大》，马加的《江山村十日》、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柯兰的《杨铁桶》的故事等。成果尤其突出， 涌现出了大量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大众形象往往经历了“苦难—觉醒—反抗”的成长历程，创作者通常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中创造出大众强大的集体力量、强烈的政治需求、浪漫的革命情怀，但对大众的个体性认识的缺乏也束缚了文学作品的想象力和表现力。
大众形象表现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特点，蕴藏了较丰富的审美意味，诗歌、小说、戏剧、 歌谣等各种体裁塑造大众形象的方式不同，但大众形象却普遍表现出叙事化的特点。
大众形象的叙事化表达的特点在诗歌、小说、歌谣等各种体裁中都得到表现。
诗歌《东洋人出兵》中，“说到农民真伤心，大水淹了十七省，还要交租纳税养闲人”，“咱们工人团结最要紧，……罢工起来打倒日本人， 快快联络兵士弟兄们， 革命起来咱们是首领， 首先自己要团结得紧”。
这首诗歌表现出大众“伤心”“穷”“死”“受着苦处”“罢工”“团结”的形象特点，表达出大众遭受压迫、承受苦难、在觉醒中团结起来进行反抗的普遍状况，但组成大众的工农兵个体其具体面貌模糊不清，个体性被淹没在普遍性中。
这些大众形象与世界各地的工农兵形象是相似的，“各国的工人跟穷人，俄国苏联的工农兵，这些人才能够帮助我们的穷人”①史铁儿：《东洋人出兵》，《文学导报》1931 年第1 卷第5 期。。
这首诗中大众形象的叙事性是显见的，洪水淹没了家乡，农民却“还要交租纳税养闲人”，因此，工农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人，诗歌中包含事件、人物、场景等叙事要素。
蒲风《六月流火》、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叙事诗也表现了农民形象的群体性、 叙事化表达的特点。
“大众”形象的叙事化表达在解放区小说中更是得到显著的表现。
大众形象是叙述者、抒情者在多重身份的融合中进行的创造，意蕴丰富。
文艺作品中，叙述者、 抒情者在故事中承担了意识形态传播者、工农兵大众、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
叙述者三重身份相互纠缠， 不同身份的审美要求相互碰撞、妥协与沟通，形成了文艺作品意蕴的丰富性与表现形式的通俗性特点。
作品歌颂与肯定了大众在土地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的勇敢与智慧， 但同时，作家又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与敏锐的文化鉴别能力对大众身上带有的落后思想进行揭露与批判。
《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因桑树事件受到不公平待遇，想让看庙的老宋作证证明桑树归铁锁所有， 老宋迫于李如珍等村里的剥削者的压力：“因此他只好推开：‘咱从小是个穷人， 一天只顾弄着吃，什么闲事也不留心’。
”②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 三里湾》，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9 页。自私狭隘、明哲保身的冷漠态度被表现了出来。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黑妞热情洋溢地来到董桂花家询问开会的事情，却遭到周月英等贫苦妇女的嘲弄与打击， 黑妞的伯父钱文贵在村子里被定性为地主，周月英等贫农因阶级偏见而不能公正地对待渴望成长与进步的黑妮。
文艺创作遵循为人民大众进行创作的价值取向，但是作家对于农民群众自身的缺点与落后并不是视而不见。
作品叙述者看似以客观冷峻的态度在讲述故事的进展以及人物的行动，实际上却是在讲述者角色的掩盖下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从不同的视角来敏锐地观察农村及农民发生的改革与转变，进行大众形象的塑造。
叙述者不同于真实作者，但是真实作者却决定了叙述者形象的建构，真实作者的思想改造改变了大众形象在文艺作品中的存在特点。
在当时的理论环境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观念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渗入到丁玲、 周立波、赵树理、王希坚等作家、诗人的理论视域中并指导了其文艺创作。
除了理论上的准备，在《讲话》的感召与指引下，知识分子遵循并践行了“意识、实践与艺术的三位一体”③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5 期。的成长与转变方式，也就是说思想意识、社会实践、艺术创作三个方面同步进行才能真正实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诗人、 作家纷纷走进农村或军队基层进行实践活动。
诗人、作家改变了对待工农兵大众的认知与态度，更加认可与接受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观念，认识到必须根据工农兵大众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水平创造出的文艺作品才能完成为大众服务的目标。
于是，如何向工农兵大众传播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思想观念成为作家应该自觉思考与实践的问题。
丁玲等作家显然明白站在大众的立场上进行文艺创作的必要性以及借鉴传统旧形式进行文艺创作的重要性，小说等文艺作品结构明了、叙事清晰、语言的口语化等特点证明了作家对于大众化的文艺创作的尝试。
而作家的认识与态度影响到了文艺作品中叙述者的立场和话语特点。
在“苦难—觉醒—反抗”的叙事模式下进行大众形象的创造。
以解放区小说为例，以程仁、萧队长、小牛、李有才等大众形象为核心，小说创造了“苦难—觉醒—反抗”的叙事模式。
从叙事学的角度， 小说中的故事内容可以简化为五个事件：在李福祥／吴二爷、 顾涌／钱文贵、 田万顺／韩老六、李有才／阎恒元等关系中，后者为了自身利益侵害前者， 前者受到压制与迫害生活极度困苦，双方产生对立矛盾；
老张、老董、萧队长、老杨同志等工作人员深入调查，了解百姓的基本情况与需求；
李福祥、张太天、张裕民、赵玉林等开展农村土地革命；
赵玉林、李福祥、张太天等控诉与斗争地主；
赵玉林、李福祥、张太天等翻身，斗争取得胜利。
故事大多在开始时把人物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来，交代引起对立双方斗争的原因，紧接着讲述行动者对于冲突发生之后的反应与采取的行动，中间三个序列讲述了人物展开的行动。最后交代人物行动的阶段性成果， 而人物还有继续下一个行动的可能。
人物角色及其之间的关系是繁多复杂的， 但根据阶级关系可以把不同的人物划分为不同的行动元：剥削者、普通大众、先进分子、工作人员，上述的五个序列可以用行动元模式再简化为：
剥削者与普通大众产生矛盾， 工作人员深入调查， 先进分子开展工作，大众控诉与斗争，大众取得胜利。
小说以“苦难—觉醒—反抗”的叙事模式进行故事的建构，诗歌、 戏剧等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也遵循了这一叙事模式。
“苦难—觉醒—反抗”的叙事结构决定了大众形象的独特性。
在与地主特权阶级相对立的群体性存在中， 大众在党的领导下逐渐觉醒、起而反抗并最终实现对自己的解放。
大众在叙述者多重身份的话语表述下呈现其复杂的形象特点，而叙述者的话语行为是在革命叙事结构中进行的， 革命既规定了叙述者以启蒙与教导、观察与批判、苦难与觉醒为主的话语方式，也规定了故事中大众形象的行为模式，而大众形象的行为决定了大众最主要的特点是坚定的革命性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巨大的进步性。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百年的发展历程，“五四”平民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艺、延安文艺等都倡导文艺倾向于平民大众的价值取向。
文艺创作的现实状况表明，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以及对于这一活动关系的认识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观念以及文艺服务于人民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
大众对文学的介入改变了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方式与面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是文学与大众、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新时代的表达方式，是当下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
对大众在文艺中的存在方式的考察表明，大众以目的、主体、形象等多种方式介入文学，并对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因此而得到的启示在于，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观点认识大众及其与文艺的关系。
其次，在与时代、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认识、挖掘大众真实的、变化的审美需求，只有清楚了解大众的需求才能创作出大众化的、符合大众需求的文艺作品。
新时代条件下，大众需求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应该成为对其关注的重点。
最后，文学与大众之间是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学创作需要不断解决大众的需求与文学发展规律之间不断变化的矛盾关系才能促进文学的发展。
大众化的文艺创作不仅需要了解大众多样化的、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也需要不断探索与大众审美需求相适应的文艺创作形式，忽略任何一个方面可能都会导致文学与大众之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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