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红兰，熊 丽
(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32)
文学批评标准指的是人们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用来分析、评价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价值尺度。它是文学批评者文学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是其用来判断文学作品价值高下的依据。它就像文学批评中的一根准绳，在整个批评活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学批评标准作为人们在从事文学批评时的价值尺度历来备受重视，一些重视文学批评的学者、政治家甚至亲自对此作出研究或者指示。就中国当代文论史而言，当代文学批评标准的确立始于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相关文艺政策的出台与调整而经历了一定的变化。
(一)毛泽东的《讲话》与当代文学批评标准的确立
1942年5月，为了配合延安整风运动，澄清当时的一些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在文艺方面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以实现“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P410)的目标，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文学的本质、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等重要文艺理论问题都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关于文学批评的标准，毛泽东在《讲话》中是这样规定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1](P419)。关于政治标准，《讲话》中是这样解释的：“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
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1](P420)也就是说，所谓“政治标准”，指的是文学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即文学与政治的密切程度。大意是说，如果文学紧扣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当时的政治就是好的；
反之，则是不好的。所谓“艺术标准”，则指的是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诸如美的形式、典型性等。关于这两个标准的关系，《讲话》中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也就是说，判断一部艺术作品的价值高下，首先要看其政治倾向性，然后再看其艺术性。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讲话》成为新中国文艺方面中的纲领性文件，肩负着对整个新中国文艺进行指导的重任，是新中国一切文艺活动(包括文学活动)的依据。就像周扬在1949年7月所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所强调的一样：“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P150)《讲话》中所说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两个文艺批评标准自然成为当时文艺界所必须遵守的准则；
并且，经过周扬、茅盾、胡风、邵荃麟等党的文论家的阐释与运用，逐渐成为文艺界权威性的批评准则。其中，周扬的阐释可能是最接近《讲话》本意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是看分析作品有几分政治，几分艺术，……政治标准第一，是从今天的需要出发，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李后主的词对今天没有好处，可以不提倡它。”[3](P227)这段话出自周扬50年代所发表一篇论文《对编写文学概论教材的意见》，在该文中，周扬认为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应从当时的政治需要出发选择作家作品，对于艺术性较高，但“对今天没有好处”即不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作品，如李煜的词等应予以舍弃。在这里，周扬显然是在践行《讲话》中“政治标准第一”的指示精神。当然，对于“艺术标准”，周扬也是兼顾到了的，在同一篇文章中，周扬曾说：“艺术特点讲起来，无非就是一个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有它自己的逻辑，它是需要有形象的，需要有情绪的，没有情绪，没有情感，一切都是空的。”[3](P111)这说明周扬也注意到了文艺的形象性、情感性等特性。
(二)文艺大批判与文艺批评标准的“左”倾
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文艺批评界能够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前提下兼顾艺术标准，做到“艺术标准第二”，但随着政治领域“左”倾思潮的发展，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场域也跟着“左”起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反右”“反修”等“左”倾思潮的发展，文艺批评领域也出现一些“左”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当时的一些文艺批评，往往从政治需要出发，过分强调“政治标准”而有意或无意地遮蔽“艺术标准”，有种将“政治标准第一”上升为“政治标准唯一”的意味。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当时的一些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就不难发现这种罔顾文学艺术的特性、违背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非理性批评十分常见。
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可以从当时的一些文论家的言论中得到证实。例如，在50年代初，时任文化部长以及《人民文学》主编的茅盾就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如果两者(完成政治任务与艺术性)不能得兼，那么，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上差一些。”还说，“滥造是不应该的，但有时为了革命的利益，粗制实未可厚非。”[4]这样的言论明显有为了政治标准，牺牲艺术标准的“左”倾意味。除此之外，周扬也曾经明确表示，“无产阶级的艺术标准，我以为不必谈”。[3](P272)这些言论集中反映了当时文艺批评界对艺术标准的漠视乃至无视。
另外，当代文艺批评标准的“左”倾，恐怕更明显地表现在五六十年代所发生的数次大型文艺批判活动中。从1951年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开始，十七年期间，文艺界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活动，除电影《武训传》批判之外，主要包括以下文艺批判活动：关于萧也牧等人创作倾向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小集团”批判。这些文艺批判活动，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例如，1951年开展的持续了近半年的电影《武训传》批判，就让当时的人们切实体会到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威力，折射出当时文艺批评的“左”倾与非理性。《武训传》是以清末的一位行乞办学者——武训的人生故事为题材，由著名导演孙瑜所导演的一部电影。该片于1950年底在全国公映，一开始获得很多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1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但到了1951年5月，《文艺报》《人民日报》等开始发表一些批判文章。真正引发全国性大讨论的应该是毛泽东于同年5月2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题目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对《武训传》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为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2](P195)自从毛泽东的这篇社论发表之后，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部门闻风而动，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更是连篇累牍，直到8月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人民、反历史与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之后，这次由文艺批评而上升为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政治批判活动才宣告结束。
如果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看，电影《武训传》之所以遭到批判是因为其政治倾向性“出了问题”。根据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电影《武训传》至少包括以下思想政治问题：首先是阶级立场不对，武训道德品格再高，他也不是纯正的无产阶级；
其次是武训的斗争方式不对，行乞办学动机再好，但走的是一条与封建地主阶级合作的“改良”而不是“革命”之路，显然不符合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所提倡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理论学说。正是因为电影《武训传》出现了这些政治倾向性问题，所以遭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其实，就艺术性而言，该电影还是不错的，甚至在导演、人物表演等方面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环境下，政治上出了问题，艺术性再高也无济于事，甚至被批判得更厉害。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1](P460)
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当时文艺批评标准的“左”倾可略见一斑，随后进行的关于萧也牧等人创作倾向的批判同样践行了“政治标准第一”的方式，也是当时文艺批评“左”倾的表现。到了1957年，反修正主义运动盛行的时候，文艺批评标准被具体化为以下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1](P420)这六条标准基本上都属于政治范畴，后来的文艺批评界就是根据这六条标准来区分“香花”和“毒草”。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文艺批评就这样直接沦为“左”倾政治的工具。到了“文革”期间，文艺批评更是成为四人帮清除异己、阴谋篡权的工具，对当代文艺批评乃至整个文艺理论与创作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从1942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确立逐渐演变为“政治标准唯一”，当代文学批评标准随着当时文艺政策的“左”倾也出现了“左”的倾向，需要从学理上加以反思和重建。
“文革”结束后，全国进入拨乱反正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大胆质疑“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科学性，认为它并不符合文艺本身的特性规律；
并且，政治功利色彩过于浓厚，容易使文艺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林兴宅的《关于政治标准第一的几种论证的商榷》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篇论文。在该文中，作者指出：“政治，它与文艺一样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要受生活实践的检验，尽管他们的地位不同，但政治不能决定艺术。用政治标准去检验文艺，这等于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检验另一种意识形态，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5](P960)这篇论文试图对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作出理性分析，力争从学理上论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有力反驳了以往将政治标准凌驾于艺术标准之上的言论。所以，其后，很多文论研究者都开始意识到以往文艺批评标准的狭隘与非学理性，有的学者建议最好以更为宽泛的“思想标准”来代替“政治标准第一”，以修正文学批评标准过于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如此一来，文学批评的标准就被改成了“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所谓思想标准“是指批评家据以评价文学现象的思想或情感内涵的价值尺度，具体体现为对文学作品思想情感的真实性、倾向性等作评判”[6](P203)；
艺术标准是指“批评家以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的价值尺度”[6](P207)。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文学批评准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也备受人们的冷落。究其原因，主要如下：一是在经历了较长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左”倾政治之后，人们对于政治心有余悸，一种疏离政治即所谓“去政治”的心态成为“文革”之后人们普遍的心态。文学批评标准问题由于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而被当做一种政治话语，因此受到人们的冷落与淡漠。二是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西方的许多文学批评观念、方法随着国门的打开竞相涌入中国，使中国当代文学观念，包括文学批评观念日趋开放和多元。在这样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再来规定文学批评的标准似乎是有些不合时宜。正是鉴于以上原因，文学批评标准问题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综合当代文学批评标准从20世纪40年代到新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一个由“左”倾到理性化、学理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批评标准也由以往的单一封闭逐渐走向多元开放。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当代文学批评标准也经历了一个由“左”倾到理性，由单一封闭到多元开放的过程。
(一)关于文学批评价值观
在现实生活中，文学批评活动仍在进行，仍需要对文学作品做出价值评判。只是随着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到来，人们在从事文学批评时，所持的价值尺度即文学批评标准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标准为文学批评打破旧的文学批评标准，促进文学批评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当前文学批评由于缺乏主导价值观而显得有些杂乱无章，甚至陷入了玄虚化、功利化的误区，导致文学批评公信力的下降。文学批评成为一种作家不睬、读者不看的似乎“多余”的东西。
为了改变当代文学批评所面临的这种窘迫状态，重新发挥文学批评干预文学实践、介入社会现实的积极作用，我们必须在当前文学批评标准混杂多元的情形下，努力确立主导文学批评价值标准。
但是，由于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旧价值观念并存的社会转型期，各种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学价值观念同时并存。而文学批评标准，如果从整个文学批评活动系统来看，实际上是批评家文学价值观念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它是由作家的文学价值观念所决定的。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会有什么的批评尺度。因此，我们认为在研究文学批评标准时，可以作出适当的转换。那么，该如何转换呢？我们的建议是：把文学批评标准问题转换成文学批评价值观问题来研究。这样一来，不但避免了文学批评标准问题上的一元化倾向，而且还有利于改变当前文学批评价值观的缺失甚至混乱状况，为文学批评主导价值观乃至社会主导价值观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
所谓文学批评价值观指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中，在对文学的意义阐释与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价值观念，如审美价值观、社会历史价值观、人文(或人学)价值观以及各种文化价值观等等。”[7](P172)一般来说，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兼及其他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与评判活动，无论是从文学批评的对象——文学作品而言，还是从文学批评的主体——批评者而言都存在一个价值观问题。首先，就文学批评的客体——文学作品而言，它本身就是作家进行价值选择、价值创造的结果，是作家各种价值观，包括历史观、审美观、人性观、文化观的载体。换言之，作家的各种价值观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作品中，需要批评者对之加以阐释与评价；
而对文学作品意义的阐释与评价本来就是文学批评应尽的职责之一。其次，从文学批评的主体——批评者而言，任何批评者在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之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某种价值观去分析、评判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并对之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所以，文学批评价值观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比文学批评标准问题意义更为广泛而且深刻的问题。
(二)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问题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代文学批评受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响，在价值观上也逐渐由原来的统一封闭走向开放多元。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这种开放与多元状态，为当代文学批评破除以往僵化与保守的价值观，建构开放多元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体系、恢复文学批评的自由与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当代文学批评由于受到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在价值观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甚至陷入一些误区：
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为了迎合大众，一些文艺作品不顾历史真实，肆意虚构情节，游戏历史，消费历史的现象时有出现；
一些古装剧过分夸大历史的偶然性，无视历史规律等等。对于这样一些在历史观上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文艺创作，我们的一些文学批评似乎很少对之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与引导。
在审美观上，一些文艺作品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急功近利，片面迎合人的感性欲望，将审美娱乐化甚至粗鄙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0月15日所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但也出现了这样一些在审美观或者价值取向上有问题的作品，“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
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8]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一些文学批评不但没有鲁迅先生所说那样发挥“剜烂苹果”的精神，反而为了经济利益或者别的什么利益而无视其中的问题，“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8]忘记了作为一位文艺批评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与良知。
在人性观上，有些文艺作品片面突出人的本能欲望，诸如色欲、贪欲等等。面对这些将人性粗鄙化甚至动物化的文艺作品，一些文学批评者缺乏清醒的批判意识。
此外，面对大众文化的兴起，消费文化的泛滥，一些文艺批评工作者主张跨越界限、填平鸿沟，取消文化的雅俗界限；
片面强调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积极意义，而对其媚俗、庸俗乃至低俗化的一面却言之甚少。凡此种种，表明其在文化观上也出现了问题。
当代文学批评在价值观上所出现的上述问题，正是当前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价值观混乱的一种折射和反映。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当今时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文艺的多元开放发展以及社会的自由与开放，人们的文艺价值观逐渐走向多元化，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肤浅化、片面化的不良倾向。”[9](P110)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不利于当代文学批评自身的健康发展；
更不利于廓清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价值观方面的层层迷雾。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立场上，以追求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合理健全发展为价值目标，建构起一种科学合理的文学批评主导价值观，才可能使当前文学批评走出以上误区，回归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这样一来，才可能实现文学批评的科学发展，并使文学批评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