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南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昆明 650091）
从2016年8月审议通过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到2018年9月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又从“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到“健康乡村建设”的推进问题，无不强调“健康”之于人民、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对民族乡村而言，健康乡村建设及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追求伴随着乡村振兴的全过程，由此“健康”成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词。
目前，学界对“健康”的定义大多认同《世界卫生组织宣言》中提出的“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不体弱，而是一种躯体、心理和社会功能均至良好的状态”[3]。地方生物学研究认为，在强调身体的生物性和体验性的同时，也要将这种生物性与外在的地方情境联系起来[4]；
保罗•法默认为，应当从生物性与社会性因素的互动角度来理解生物社会[5]。人类生存于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疾病、健康、寿命与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都密切相关[6]。21世纪以来，“大健康”理念已渗透到生活的全方位和全周期[7]。从大健康的内涵看，健康由生态、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状况、政治文明共同决定，健康水平是反映民族文化和自然生态发展状况的主要指标。关于乡村振兴与健康问题的研究，汪三贵等从健康扶贫中总结经验与不足，提出了乡村振兴与健康乡村建设夯实基础的政策建议[8]，金媛媛等以产业发展视角对乡村振兴中的健康话题展开讨论[9]；
白描等则从医疗与公共卫生视角对健康乡村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展开探讨[10]；
于法稳等从居民身体健康的视角对农村生态系统、农业生产系统以及农村人居环境系统状况进行全面探讨[11]。以上这些研究文献对认识乡村振兴与健康关系有借鉴意义。但目前从人类学、民族学视角研究乡村振兴中地方性“健康”认知问题还很少。
由于人们生存环境不同、生活方式各异，常见疾病及其治疗方法呈现出地域性特色，对“健康”的认知与实践也不尽相同。于是笔者于2021年8-9月前往云南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黎明村傈僳族开展了为期30余天的田野调查发现，他们自古对“健康”有一套自身的认知体系，通常用“好”“自在”“好过”等词汇表述“健康”一词。在旅游发展、文化振兴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黎明村傈僳族认知发生了转变，认为的“健康”已不限于无疾病，对之追求呈现为更全面、更深层次。他们对现代健康的认知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与国家、社会、游客等外界主体的互动建构的，是一个不断调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有意义”的地方性“健康”理念加以传承，对不合理的理念或摒弃或转变，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美好追求，对推动当地健康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促进身心健康的良好基础，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也可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黎明村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老君山黎明景区的核心地，也是老君山傈僳族文化的腹心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黎明村平均海拔2800米，常年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具有宜居的生态环境。
对客观环境和地方经验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思考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同形式和性质，进而更好地理解人们在不同场所中行为方式所具有的深层意义[12]。在傈僳族原始社会残余时期，他们生产方式以狩猎渔集为主，游牧为辅，直至改革开放前夕，他们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生产方式，这一时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由于各地文化的差异性，人们对其所处环境的认识与理解可能会因地而异[13]。在当地流传着肆意毁坏山林树木后会有生病、死亡或精神失常等现象发生的传说。由于这些传说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对生态保护起到了规约作用。如“三月不撵獐”“七月不掏蜜”等一些伦理禁忌构建了他们的传统生态健康理念。“七月不掏蜜”是因为七月逢雨季，蜜蜂难于去采蜜，如若在此时段掏蜜，整窝蜜蜂都会死去；
“三月不撵獐”是因为三月份正是动物繁殖的季节，所以春天禁打猎①。这样的生态理念和智慧，不仅促进人们保护生态环境，且将生态健康与人之健康紧密联系。
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源、塑造生态文化。同时人类活动又会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发生变化[14]。在长期的狩猎渔集与原始农耕生产生活中，他们与鸟兽虫豸咫尺为邻，通常将动物人格化，而后与自己的生活相联系，以生态理念为“教科书”教化后人，流传着“靓狗不撵獐，美人懒做活”“老熊后面有蜜尝，老虎后面有肉吃”等谚语，得益于当地广袤的原始森林和天然草坡草地，生态优良，水草丰美，在农业现代化不断普及的当下，他们为了顺应自然伦理，在养殖与种植方面仍保持着犁铧耕地、“无公害”种植、“绿色”放养等手段。傈僳族传统种养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健康”蕴意，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构建了现代“健康”意识，并营造了良好的生态大环境。
地方生物学认为，有差异的地方情境会使得人们对生理变化的感觉不同，这种差异是生物医学和社会文化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15]。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因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的差异，产生了形式多样的就医选择和“健康”认知。人们用以解释和解决“健康”问题的地方性知识在就医选择、日常生活和节日活动中。这些地方性知识是他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在文化群体内部约定俗成、代际传承的一种文化符号系统，是他们当地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需要而自主形成的一种地方功能性知识[16]。生病就医是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基本诉求，而聚会、节日、节庆等休闲娱乐活动所达到的舒服、自在和快乐则是人们对心理和精神健康的追求。
上世纪末，由于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黎明村大多数人生病时主要采取民间信仰仪式治疗与草医草药相结合进行治疗。LZK是黎明村小有名气的傈僳族草医，学习和传承了其母亲的草药医病技术，主治骨折、咳嗽、胃疼和小儿疾病等。如治疗“咳嗽不止”，他通常会将贝母、沙棘、苦僧草等采来捣碎，与蜂蜜拌匀，让患者服下。还未明令禁止猎杀野生动物之前，黎明村傈僳族会成群结伴上山捕猎熊、麂、獐和豹子等野生动物，取用其油脂涂抹以治疗烫伤等②。只要人们从文化上将病因归结为人的结构性构成不完整或不纯洁，民间信仰仪式治疗就会必然存在[17]。他们认为，“尼古爬”“尼爬”③的民间信仰仪式治疗与看病吃药并不矛盾，并不会反对民间信仰仪式治疗完毕后又去吃药打针，甚至民间信仰仪式治疗和西医之间还有一些相似禁忌，如民间信仰治疗仪式完毕后不能吃辛辣食物等。同时，“尼古爬”“尼爬”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心理治疗和精神治疗手段。当然，当下傈僳族完全接受和相信现代生物医疗，他们只有在西医救治无果或久治不愈时，才会去做民间信仰仪式治疗，小病小痛中，求医问药的意识正在不断提高。
传统膳食习惯是解释传统“卫生”“健康”认知的重要形式，但随着社会发展，傈僳族传统饮食习惯只有在一些炊饮手段和小吃上保留了地方特色。第一，在他们看来，“烧”是最快捷最原始的食品加工方式，几乎所有食品都可以进行烧加工。如面食、土豆、包谷、肉等都。他们认为，火塘里的灶灰通过高温消毒，呈碱性，残留在食品上对人无害。第二，黎明村盛产野生天然药材，品种丰富，质量上乘。他们常用贝母、冬虫夏草和燕窝等药材和炖鸡蛋食用，进补强身，利用龙须草、车前草、牛蒡子和虎掌草等煮烹药膳，祛病健体。第三，在茶饮习惯上，傈僳族长老都喜欢在火塘边煨茶罐，在茶里加入油料，他们认为，这样的茶口感浓香，容易“上瘾”。但只有每天喝茶，才会“自在”。第四，他们凡家中有请工、聚会和宴请时，便是“无酒不成席”。其中，水酒是备受主客青睐的饮料，一般用龙胆草酒曲发酵，有消炎败火之功用。黎明村丰富的“酒文化”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以酒壮胆，以酒会友，以酒驱寒，并舒筋活血。
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基础，现代文化又是未来的传统文化，循环往复，生生不息[18]。少数民族从传统到现代的“健康”认知亦然，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持续性变迁的过程。健康乡村建设并非局限于关注村民的身体健康，还包括村民精神、心理的健康及村民价值观、世界观的健康，还有整个乡村的社会良好发展和族群关系和谐。
从健康视角看，实现乡村振兴，就是要确保农村生态、农业生产系、农村人居环境等三大系统的健康。黎明村各小组根据其区位分布和生态环境不同而产业发展不同，较为可观的有烤烟、蓝莓、白芸豆、花椒及各种药材种植和旅游发展等产业。经济收入稳步增长使他们摆脱贫困，对美好生活有所追求，几乎所有家庭都已实现“有钱看病”“有钱休闲娱乐”。蜜蜂养殖和蜂蜜出售成为他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是一项“甜蜜事业”，并是“健康事业”④。黎明村有传统猎蜂习俗，即用火攻方式烧取蜂蛹，搭“天梯”攀岩上树割岩蜂蜜，蜂蛹是高蛋白食品，而岩蜂蜜可食用兼药用。由于黎明村环境良好，蜜源丰富，蜜质优良，随着蜂蜜市场价格连年攀升，调动了当地养蜂能手的积极性，家蜂养殖逐渐成规模化、产业化的趋势。蜂蜜成了黎明村傈僳族对外宣传“健康”的农业附加值，也是他们表达“健康”认知的重要载体。
全球化大背景下，地方性知识不仅受到传统家庭、社区、族群文化、社会价值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主流媒体、健康教育专家、专业化知识的冲击[19]。发展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健康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并对传统“健康”认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千龟山步行栈道和安七宁帐篷酒店的修建，以及飞拉达攀岩项目的实施把“绿色”“生态”“康养”等健康新视角、新观念、新思想进入黎明村。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外来游客由少到多，极大地改变了当地民族的生计方式。同时，黎明村傈僳族在接待游客中，对“健康”“自在”的认知也随之改变。
身体无病痛，一定的经济收入能满足一定的基本生活，有适当的闲暇时光做自己喜欢的事，亲朋好友经常相聚闲散聊天是黎明村傈僳族对美好生活、健康生活的追求。乡村文化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内生力量，乡村振兴不仅需要经济富足，生活美好，社会和谐，还要有乡土文脉的传承，乡村文化的自我更新[20]。文化振兴实践中，黎明村傈僳族注重村民民主权利，尊重其在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性，倡导推行积极、健康、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文化。娱乐是构建精神健康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传统“打跳”文娱活动不断深入人心，孺幼皆知。乐舞文化的兴起为他们村民相聚、交流创造了机会。就个人而言，亲朋好友难得相聚，乐舞文化活动强身健体，促进交流，愉悦身心；
就社会而言，乐舞文化活动满足了他们自我娱乐的同时，游客、外乡镇村民的参与促进了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
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国各地的乡村经济发展和文化振兴受到一定挫伤，疫情对黎明村旅游、养殖、种植业和外出务工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黎明村积极配合和响应上级党政部门的疫情防控工作。黎明村管理者采取通过微信群宣传、设置防控点、安排人员对出入人员进行登记、消毒等措施，实行网络化管理。在接种疫苗、汇报人员流动时，要求网络员层层落实，精确到每家每户，使疫情防控成为一项常态化工作。与此同时，广大村民深感“国家在场”与村卫生室的重要性，对建立家庭签约医疗团队极为支持。黎明村医疗工作者、基层管理者都是“国家在场”的体现，与村民共同营造当地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健康。与传统“健康”认知相比，他们的“健康”认知是国家、政府与人、物和信息的流动及游客进入等外部环境给予的。当然，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疾病的出现使得他们加速接受了疫情防控的“健康”认知。
村民是乡村的主体，也是“健康乡村”的践行者。就昔日黎明村傈僳族而言，有酒喝、有肉吃、有衣穿、有钱就医也是他们追求的美好生活，对于健康的认知也仅限于不生病。而如今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追求的美好生活已不限于不愁吃穿住，他们需要更好的生活环境，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对“健康”的认知也已大大超出了单纯的身体无疾病和身体感觉良好，而是积极追求心灵和精神上的快乐、自由和浪漫，甚至开始注重康养趋势。
在实现“健康”理念的现代化之前，一些偏远民族地区没有“健康”“康养”这样的概念，但有与之相似的身心感知和地方性知识。当然，这些地方性知识所包含蕴意与现代健康理念有所区别，但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以及所处社会环境有接近现代理念的认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现代健康理念在偏远民族地区得以创造了条件，使偏远民族开始有盼头，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础。
在纷繁复杂、知识爆炸的全球化时代，对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地方与现代之话题的探讨促使人们有深刻的家园意识和家国情怀。同时，为地方全球化的研究提供了案例借鉴。从地方的、民族的、传统的理念认知向全球的、现代的、科学的认知转变是一个不断调试、缓慢过渡的过程。本文以滇西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黎明村傈僳族为例，以地方性“健康”认知与乡村振兴问题为视角，从生态理念、地方经验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云南乃至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健康研究与健康事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访谈对象：LWL（取报道人姓名汉语拼音首字母，下同，不另作说明），男，53岁，纳西族，黎明村傈僳族乡文化站站长，2021年9月2日访谈于黎明中村。
②访谈对象：LZK，男，79岁，傈僳族，黎明中村人，2021年8月20日访谈于黎明中村。
③尼古爬：傈僳族民间祭司，主持人生礼仪，并为民招魂纳福和消灾除邪；
尼爬：傈僳族民间巫师，除了“尼古爬”职能外，可以预测未来，施巫放蛊、除蛊等能力。
④中国蜂产品协会：《关于开展“蜂业扶贫先进县”和“蜂业脱贫攻坚之星”推选活动的通知》，202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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