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臣之，郑涵
(深圳大学 教育学部，广东 深圳 518060)
红色文化是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重要见证，也是推动粤港澳教育合作、建设人文湾区的珍贵资源。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纲要》明确指出推动粤港澳教育合作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利用好湾区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岭南文化，共建人文湾区。[1]文化是连接粤港澳强大的精神纽带，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红色文化在粤港澳三地都有深厚的基础。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转化有利于推动湾区教育和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凝聚湾区共识，彰显独特的人文魅力。当前，粤港澳教育合作相关研究较多集中在高等教育，粤港澳教育合作发展仍旧停留在经济效益层面，对粤港澳历史文化尤其是粤港澳红色文化的价值意义关注较少。就广东地区来说，红色文化资源未能被有效利用，也没有打造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红色品牌。全国300处红色旅游景区中，广东省仅有13处，12个重点红色旅游景区中，广东未能上榜，更没有位居30条全国首批红色旅游精品线上。[2]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为切入点，通过梳理湾区红色文化资源的类型、特点，探讨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转化的价值意蕴和路径策略，以期推动粤港澳深度交流交往、交心交融，提升湾区文化软实力，助推湾区建设。
红色文化发端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类型，学界有不同看法。我国学者曾喜云将红色文化分为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和非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3]汤红兵认为红色文化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指的是革命时期遗留下的遗址遗迹等历史遗存以及后来修建的纪念碑、纪念馆等；
软件包括革命文艺、革命文献等在内的革命历史记录及蕴含其中的革命精神。[4]本文将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分为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种类型。物质形态红色文化资源包括了革命活动旧址、名人故居、烈士陵园或纪念碑、纪念馆或博物馆；
精神形态红色文化资源包括红色歌谣戏曲、红色文学作品、红色影视作品及革命期间相关的报刊或图片资料。
(一)红色文化资源种类多，分布范围广
粤港澳大湾区红色文化资源种类多，历时长，分布范围广。调查显示，广东省革命遗址总数共4189个，和革命历史相关的其他遗址385个。
就珠三角9个城市来说，物质形态红色文化资源涵盖多种类型，典型代表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广州)、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行遗迹(珠海)、孙中山故居(中山)、西海抗日烈士陵园(佛山)、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深圳)等。除了实物型红色文化，珠三角九市还拥有丰富的精神形态红色文化。在红色戏曲歌谣方面，广州采南歌剧团、东莞醒天梦剧团等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创作了《地府革命》《文天祥殉国》等剧，歌颂革命志士，号召民众群起革命。[5]《广州在轰炸中》《抗战三部曲》等一批优秀文学作品，生动形象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困境中团结互助、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从已有的档案记录来看，抗战期间广州的剧院还播放过《淞沪随军日记》《卢沟桥事变》等红色影片，这些影片突出中国军队为打击侵略者，不惧牺牲、浴血奋战的光辉战绩，将民众对日本的家国仇恨推向高潮,极大激发了国人的抗战信念。[6]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政治环境，成为抗日救国的“第二条战线”，在对海外统战宣传、争取外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物质形态红色文化资源典型代表有罗家大屋(港九大队的活动基地及交通要站)、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孙中山纪念馆等。随着茅盾、萧红、戴望舒等一批著名作家抵港，香港文坛勃然中兴，成为战时抗战文学的中心。《华商报》副刊“灯塔”连载茅盾的《抗战以来》《祖国十年》等作品。《文艺阵地》向香港读者介绍了《华威先生》《差半车麦秸》等与抗战联系密切的写实作品。[8]《孤岛天堂》《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一批以抗战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在香港反响极大。[7]政治性极强的《华商报》从创刊号开始连载众多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的罪恶行径，呼吁文化界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侵略。[7]
澳门地区物质形态红色文化资源的典型代表有叶挺将军故居、冼星海纪念馆。出身澳门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抗日期间创作了《黄河大合唱》《救国军歌》《保卫卢沟桥》等抗日歌曲，用音乐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抗战期间，澳门四届救灾会通过戏剧演出、讲演等形式进行专门的宣传工作，《还我河山》《前进曲》《抗敌歌》《布袋队》等歌曲戏剧内容发人深省，极大激发国人的爱国意识。《明末遗恨》《生死恋》等剧目在澳门进行公演，并转往内地进行巡回演出直到抗战胜利。[9]此外，澳门地区的《新声报》《平民报》《民生报》《澳门时报》等几家中文报纸都曾积极参与抗日宣传，以爱国青年为后盾的《朝阳日报》《大众报》也常以较大篇幅报道青年人的抗日救亡运动，发表他们创作的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成为南方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10]
(二)品质级别高，抗战主题鲜明
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革命历程的重要结晶。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粤港澳命运休戚与共，政治、社会文化交往密切，三地联系空前紧密。广东党组织积极在港澳开展统战工作，通过组织机构、创办报刊、培养人才等方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大批港澳青年回粤参加抗日斗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精英推动港澳地区抗战文化繁荣发展。抗日战争不断扩大粤港澳爱国统一战线，三地人民同仇敌忾，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壮烈篇章。光荣的革命斗争史培育了粤港澳大湾区红色文化的高品味。截至2022年，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广州)、东江纵队纪念馆(惠州)、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行遗迹(珠海)、西海抗日烈士陵园(佛山)、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东莞)、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深圳)、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主讲纵队司令部旧址(中山)、香港的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以及澳门的冼星海纪念馆，先后获列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叶挺纪念馆(惠州)、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广州)等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是在特定的革命历史环境下形成的，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不仅是中华民族缅怀革命先辈的重要载体，同时也能满足青少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传承革命精神的需要。
(三)文脉相近，资源联动性强
粤港澳同属岭南文化，文脉相近，红色文化资源相互依托、相互补充，形成独居一派的湾区红色片区。广东地区空间资源突出，实物型红色景观分布广东各个城市，珠三角九市红色文化资源多以静态红色景观为主，“产研学”配套较为完善。港澳地区文化资源突出，反映革命史实的文献、著作、图片资料非常丰富。尤其是近年来，反映港澳革命与抗战的著作不断增多。例如，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莫世祥出版《中山革命在香港(1892-1925年)》《日落香江：香港对日作战》等著作；
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合作建立的“抗战时期澳门中文报章文献资料库”，该资料库包含200多万字的抗战史料，这些著作、文献资料为研究中华民族革命历程提供了崭新视角。粤港澳三地红色文化资源联动性较强。就广东地区而言，相比井冈山、西柏坡等著名红色景区，珠三角九市的红色文化资源知名度不高，对市场吸引力不足。但广东作为港澳统线工作的前沿阵地，留有与港澳相关的大量红色文化印记，可以通过既定史实形成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的串联或联结，以“文化寻根”为理念，突出革命、华侨、抗战等主题，打造粤港澳红色片区，广泛吸引国内外游客，提升知名度。对港澳地区来说，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转换需要政府、民间上下共同努力，充分利用粤港澳区域优势，增加港澳与广东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机联动，有效解决港澳地区物质形态红色文化资源不足的问题，最大程度发挥港澳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效。
表1 粤港澳大湾区红色文化资源(不完全统计)
(一)传承红色文化，推动实现内在价值
红色文化是一个开放流动的系统，它同外部世界先进文明不断碰撞融合，从而不断丰富、提升其内在价值。[11]作为一种开放发展的文化形态，红色文化扎根于中华大地，结合时代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传承红色文化，推动红色文化与时俱进、赓续发展，这是红色文化内在价值实现的需求。然而，当前红色文化内化面临本体论困境，即红色文化研究未能针对现代国人的实践体验提出有效的论证逻辑，也未能全面论证红色文化相对于其他国际国内文化而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优势。[12]虽然红色文化包括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精神内涵，但其主体依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精神与光荣传统。红色文化资源时间上的久远性，决定其必须要积极融入时代发展潮流，融合时代特色创生重建，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呈现，才能发挥其深刻的内涵价值。随着粤港澳世界城市群的推进，红色文化处于文化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中，既有本土的主流文化、大众文化，还有外来的西方文化、消费文化和网络文化。面对多元文化冲击，粤港澳红色文化必须坚守初心，坚守共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干精神的基因本质，同时坚持开放的发展思维，以宽广的视野对待多样文化，汲取其思想精华、为我所用。新时代湾区红色文化需要在新的发展环境中创生重建，构建红色文化新时代话语体系，不断增强对外传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努力占据港澳文化交流的制高点，推动实现红色文化的内在价值。
(二)凝聚文化共识，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港澳回归之前，由于主权隔阂，粤港澳文化交流还有很多人为障碍，三地文化以各自的发展为主，港澳回归以后,三地文化交流产生重大改变,最终结果是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的形成。[13]文化是连接粤港澳的强大精神纽带，红色文化在粤港澳三地都有深厚基础，红色文化将成为构建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的重要支柱。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转换有助于凝聚粤港澳文化共识，调动湾区群众的建设热情，塑造湾区独特的人文精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发展重大战略，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尽管粤港澳三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合作基础，但必须承认一点，以往粤港澳合作交流并没有“湾区意识”，今天粤港澳三地依旧面临制度、心理上的磨合和调试。[14]比起政策和制度要求，文化蕴含的情感力量是巨大的。粤港澳红色文脉彼此相连，借助红色文化可以进一步增进粤港澳三地的交流和凝聚力，唤醒港澳同胞的爱国情、民族情，齐心协力参与湾区建设。此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政治、文化和教育功能，红色文化的经济功能也日益凸显。有研究指出，普通民众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接受度较低，甚至部分港人还存在抵触情绪，这是因为普通民众更多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对于与自己利益无关的往往兴趣不高。[15]红色文化作为湾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利用粤港澳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粤港澳红色旅游高地，发展红色文化产业能够切实推动湾区经济发展，提升粤港澳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进一步调动粤港澳普通民众参与湾区建设的积极性。
(三)涵养家国情怀，提升港澳青少年国家认同
红色文化为国家认同提供政治合法性论证，并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和情感体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红色文化却未能充分发挥其对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调查显示，60%的学生认为红色文化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57%的学生并不认为红色文化是中国优秀的先进文化，69%的学生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革命事迹了解不多。[16]红色文化是爱国教育的有效载体，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增强公众的国家认同迫在眉睫。红色文化是粤港澳三地共同的历史、政治记忆，能够有效增强港澳青少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增强港澳青少年国家认同。相比广东青年将国家认同放在第一位，港澳青年则更加注重社会和谐、享受快乐，他们的价值观大多属于“自我享乐型”“创新求富型”或“保守传统型”。[17]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港澳青年在短期内很难接受内地文化和价值观。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极易导致隔阂冲突，甚至产生政治离心风险。[18]部分意志薄弱的港澳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很容易淡漠国家意识，甚至消解民族身份。虽然粤港澳三地经济发展、社会观念有所差异，但却拥有共同的红色基因，红色基因凝聚了个体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关系，构成了粤港澳三地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以红色文化为切入口，推动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转化，有助于让更多港澳青年进一步了解三地的历史、文化，从红色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唤醒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增强国家的身份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
(一)植入“红色基因”，加强粤港澳红色文化在课程与教学的有机渗透
粤港澳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加强湾区中小学红色文化教育，植入红色基因，是增强学生国家、民族认同的必然要求，对于传承红色文化，培育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强调用好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和红色资源，促进学生认识家乡，涵养家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当前，内地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历史等课程标准中，已将革命精神作为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目标，课程内容还提到了解重大革命事件、热爱革命领袖、继承革命传统等，将红色文化切实融入课程建设。《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更是建议以“探寻红色文化的历史基因”为主题，综合运用道德与法治、语文、地理等知识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强调利用本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帮助学生了解红色文化中的“人、物、事、魂”，为教师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提供了新的参考指引。相比内地，港澳中小学虽然比较重视国民教育，但没有将红色文化作为明确目标并统领课程内容。从香港政府颁布的教育文件来看，没有专门的国民教育课程和教材，国民教育分散在通识教育课程和人文社会等课程中，缺少传播国家观念、民族情感的国民教育师资。[20]澳门的国民教育主要体现在品德与公民课程，从制度层面保障基础教育阶段爱国爱港教育的顺利开展，但对红色文化教育关注度不足，红色文化教育课程设置和内容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教学方法上，粤港澳红色文化教育教学尤其要克服知识教学倾向，教学过程要注重学生深度认知的培养，培养理性的爱国者。例如可以运用辩论法引导学生对新时代粤港澳红色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入探讨，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红色影视、文学作品或报刊资料，提高学生对粤港澳不同价值观、生活方式的认识，教师在其中针对关键问题进行引导，以民族共同体视角审视湾区文化认同。学校还可以围绕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重阳节、中秋节等时间点，开展红色文化主题征文、观赏红色影视剧、参观红色文物展览等活动，帮助学生了解粤港澳文化同源、民俗相近，强化民族文化记忆和认同。与此同时，学校还应该利用抗战胜利日、国家公祭日等开展相关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实地参观、调查研究等各种形式，使学生牢记粤港澳共同的抗日历史，增强民族凝聚力。总之，粤港澳红色文化教育教学应该注重学生的体验学习和深度思考，提高粤港澳青少年的民族团结意识，进而促进国家认同。
(二)开展“红色研学”，打造湾区联动多点贯通红色研学基地
粤港澳红色文化教育需要全面推进研学旅行活动。粤港澳三地学校要积极与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家庭等协调配合，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发挥三地协同创新力量，打造粤港澳三地联动、多点贯通的红色研学基地。例如，依托粤港澳便利的交通条件，构建“珠海+澳门”红色遗址研学点，“深圳+香港”博物馆研学点，“中山+香港”孙中山纪念馆研学点，加强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节点互动，使粤港澳红色研学资源相互补充，增强虹吸作用。研学初期可以利用科技手段完成网络共享课程知识培训，帮助学生了解重要的人物事迹、文学作品，建立“湾区意识”；
研学中期可以参观走访革命活动遗址、名人故居、烈士纪念碑、纪念馆或博物馆，同时可以邀请表演艺术家编排红色历史剧，开发情境演绎、手工制作、绘画摄影等主题活动，让学生切身体验红军生活，感悟革命精神；
研学后期则以当代湾区建设为目标，学生可以多形式走访粤港澳高新科技公司，了解科创团队成长过程，参与体验科技创新设计活动，领悟感知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目标愿景，激发广大青年参与湾区建设的热情和动力。
丰富多彩的研学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大湾区位优势，不仅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对祖国的认识和了解，增强粤港澳青少年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理想信念，更有利推动了粤港澳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和创新。需要注意的是，粤港澳红色研学旅行活动要有明确的课程目标，要通过研学旅行增进粤港澳三地的交流，帮助学生了解国情、开拓眼界，提高社会责任感。尤其是要增进港澳青年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认同共同的历史、文化，感悟粤港澳光荣的革命历程和伟大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
(三)改编“红色经典”，丰富教育内容推动粤港澳红色文化教育生活化
“红色经典”是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转化的有效载体，既指革命岁月的文学作品，还包括依托革命事件创作而成的小说、画作、影视剧、音乐舞蹈等。受历史条件和环境因素影响，粤港澳部分红色文化类型无法完好保存下来，但通过改编“红色经典”能够最大程度拉近与“历史”的距离，还原革命年代中华民族捍卫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风貌，再现革命先烈为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舍生忘死的崇高民族气节。改革开放后，“红色经典”已经超越传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等所包含的经典红色故事也成为改编的重要题材。[21]“红色经典”是粤港澳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它承载了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彰显了中华民族忠于祖国、团结一心、守望相助、不惧牺牲的英雄气节。
近年来，电视剧《觉醒年代》、话剧《香山之夜》、电影《革命者》等系列红色文艺作品就是基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些作品以现代话语主动融入当代生活，将革命先辈以可亲可敬的方式生动地呈现给当代观众，不仅重申了党国的政治合法性，而且创造性地重建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以批判性地反思当代社会、文化和道德，影响深远。“红色经典”的回归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要充分利用粤港澳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坚持正确方向，创作出符合大众审美、彰显粤港澳同根同源的文艺作品，不断丰富粤港澳红色文化教育内容，提升“红色经典”当代影响力。粤港澳三地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加强合作，深刻把握“红色经典”的精神内核，尊重历史，以视听艺术形式，将粤港澳的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可视化，加强人民群众对历史的认识和对英雄的尊崇，助推粤港澳红色文化传承发扬。
(四)开发“红色网络”，结合现代科技扩大粤港澳红色文化的覆盖面
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的转化需要结合现代科技，依靠网络交流的便捷性、互动性跨越时空限制，实现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有机互动。粤港澳湾区独特的革命史实赋予三地丰富的红色资源题材，同时以腾讯、华为为代表的一批高新科技公司的发展也为红色文化资源转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粤港澳可以利用其区域优势，充分挖掘抗战、华侨、革命等题材故事，通过设计相关红色网站、利用VR技术制作虚拟红色旅游立体网站、开发红色网络游戏等方式，不断扩大粤港澳红色文化的覆盖面，让更多人了解粤港澳的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认同。例如，2022年，澳门博物馆与内地多家博物馆加强合作，利用VR虚拟技术推出“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绸之路“专题展览，公众通过电脑或手机进入澳门博物馆网站，通过触控屏幕或滑动鼠标，便能360度观赏展厅，欣赏展品高清图片及查阅文字说明。
粤港澳红色文化发展需要加强与科技的融合，新冠疫情之下，政府部门、纪念馆或博物馆更要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开发“红色网络”，逐步推出更多线上资源，为学习者带来丰富红色文化资源和更真切的学习互动体验。粤港澳三地要重视红色文化网络建设，将红色文学、红色影视、报刊或图片资料等相关资源分享到网络平台上，让更多人能够了解粤港澳共同的历史，加强红色记忆。在“红色网络”情境下，学习者在网页浏览过程不知不觉就获取了知识，粤港澳红色文化教育变成一种开放、轻松的学习过程，红色网络教育得以发挥最大效用。
[注 释]
① 林益,魏法谱.广东省革命遗址普查报告[OL].(http://dangshi.zsnews.cn/Attachment/Files/2019/01/23/20190123201956322WjND),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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