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耘，闫方洁
（1，2.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是深远持久的力量。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文化认同的作用日益突出，构成了国家、民族认同的基础。青年一代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因此，着力塑造青年群体的主流文化认同，使其在青年确立人生理想、选择生活方式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对于成长于网络社会、消费社会的当代青年来说，娱乐化、平民化、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相较于叙事宏大、口吻严肃的主流文化来说，显然在吸引力、感染力上具有毋容置疑的优势。因此，如何超越狭隘的对立视角，通过“出圈”和“嵌入”的方式构建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内在通路，从而发掘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认同塑造的积极效用，成为了新时代青年工作亟需解决的命题。
“大众文化”一词是舶来词，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社会的日趋完善，在西方兴起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基于市场规律运作、旨在使大众获得感性愉悦的商品化的文化形态。在当代中国，许多学者也对大众文化给出了总体定义，例如赵勇参考两种最为流行的概念定义指出，对应于“Mass Culture”的概念，可以说“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
而对应于“Popular Culture”的概念，则可以认为“大众文化来自于民间，与民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甚至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①赵勇：《大众文化》，《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第66页。胡疆锋认为，“大众文化是指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从根本上说具有娱乐文化的性质”②胡疆锋：《反文化、大众文化与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10页。。总体来说，中国语境下大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与西方大体相近，同时又是对流行于民众之间的多种日常文化形态的统称。例如，衣着、饮食文化以及面向民众的传媒、文艺作品、文化设施等多种文化形式，还有这些形式所催生的闲暇生活方式以及相应观念等，都被视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语境中，“大众文化”多与“精英文化”相对立；
在中国语境中，人们则常常将“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对而言，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其一，从功能和目标来说，主流文化指代在一个社会体系中具有领导地位和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领域，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建构执政群体的行动准则，并对民众的行动与观念进行总体的引导、教育和规范，和旨在让人们消遣闲暇、培养兴趣的大众文化在功能和目的上大相径庭。其二，从视角与精神内涵来看，主流文化关心的是社会历史宏观命题的整体走向，它所表达的内容往往是关于社会的整体结构的情况及其合法性，通常需要指明社会的理想价值、发展方向等顶层设计因素；
相比之下，大众文化在内容、题材上更加贴近于具体的生活，在表现上着重于对某些特定人物、场景、事件的细致描述，并较为直观地表现人们的共识和日常价值观，因此能充分引发受众的兴趣、激起受众的情感反馈，这就体现出两者之间在内容表述上的差异。其三，从主体与表达方式来看，主流文化是在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受到倡导的、对社会价值塑造起主要影响的文化，这决定了其传播和表达途径是政治宣传、教育等官方渠道；
而大众文化主要依托于产业、资本和市场进行生产与传播，同时也大力接纳“草根”力量的参与，因此它的表达形式更为多元、自由和个性化。
总之，在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形式，具有先进性、系统性、时代性特征的“官方”文化；
“大众文化”则是在中国日趋繁荣的商品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世俗”文化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者的确呈现出上述的冲突和对立，尤其是在先前较为严肃和模式化的宣传教育工作背景下，作为追逐流行与时尚的青年群体常常更加敏锐地感受到“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格格不入。
然而，随着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化以及网络媒介与通信技术的升级换代，“Z世代”青年的生活经验发生了重大变迁，对两种文化的理解也超出了传统的理解框架。所谓“Z世代”是指出生于1995—2009年间的一代人，他们一出生便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深受数字产品和信息技术的影响。①敖成兵：《Z世代消费理念的多元特质、现实成因及亚文化意义》，《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6期，第100页。他们既消费着各式各样的大众文化产品，也对主流文化的阐释与传播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在他们的世界中“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互动、交织与融合日趋频繁。大众文化超出了娱乐与消遣功能，已然成为了青年认识世界、感悟生活和理解社会的重要中介，他们即便在学习主流文化时，也不免借用熟悉的大众文化媒介和元素，以自己更为熟悉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新编码。不仅如此，青年们更是时常创作出一些流行体裁的大众文化作品，以此表达自己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那些具有专业素养和文化底蕴的青年则创作出优秀的文学、绘画、音乐和动画等作品，或是分享历史、社会方面的知识和观点，以此助力主流文化的传播。诸如，近年来在“B站”“豆瓣”等网络流媒体与自媒体平台上，青年用户们积极地讨论国内外的时政新闻和社会热点问题，并且发布了诸多有关主流文化的视频和评论；
在香港风波、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台海问题等重大事件上，不少青年通过短视频创作来表达自身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这一变化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方面，市场经济和商业化的浪潮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的繁荣，青年们所爱好的体育运动、手工艺、绘画、摄影等兴趣都有了更为专业和成熟的资源支持；
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大众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与更丰富的创作资源，他们所熟悉的影视、动画、游戏、现代音乐等文化作品都在互联网空间中发展得欣欣向荣。青年以大众文化的视角阐释主流文化是时代进步和互联网媒介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主流文化在持续通过既有系统影响青年的同时，也采取积极的行动融入网络融媒体环境。例如，近年间共青团、新华社、央视等主流媒体纷纷入驻网络社区与自媒体平台，同时也推出了诸多阐释主流价值的大众文化作品。总之，随着大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文化的普及以及网络上升为主导性媒体，主流文化无法将自己置身于真空中，大众文化的“跨界”与主流文化的“收编”变得司空见惯，二者之间的“分水岭”日趋淡化。由此一来，身为“Z世代”的青年们早已习惯于在闲暇时收看和阅览网络平台上的时政新闻讯息和主流影视作品，也会通过互联网的在线反馈功能对社会事件发表即时的评论和观点，运用青年群体的独特话语和诙谐口吻表述自己对主流价值体系的理解和看法，在网络社区与自媒体平台上生产出视频、文本和图片拼贴等文化作品。当然，青年群体以“狂欢”的姿态参与到与主流文化的互动时，也要警惕过度的娱乐化和戏谑化可能导致的价值误区和意义误判。
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当代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多方面差异和对立客观存在，但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已经为青年认识和理解主流文化提供了多样的渠道，并且为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弥合创造了契机。随着“Z时代”成为当代青年的生力军，大众文化在青年的文化生活之中已然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对青年主流文化认同的塑造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必须受到重视及合理的引导。不论是主流文化的叙述者，还是爱好大众文化的青年群体，都不应故步自封，不应以文化矛盾、代际矛盾的刻板印象与狭隘视野来看待青年与大众文化及主流文化间的关系，而是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紧跟时代步伐，尽可能发掘大众文化在塑造当代青年主流文化认同中的积极效用。
文化认同的基本目标是使大众理解和认可特定文化体系包含的理想、价值、理念与规范。从广义上来说，文化本身是人们在生活之中创造意义的活动，英国文化学者威廉斯指出：“我们所使用的文化一词蕴含两种含义，一指群体意义上的整体生活方式，一指个体致力于艺术和知识探索的创新过程。有些论者只谈论文化的单一含义，我始终是坚持两者并举、不可分割的。”①[英]雷蒙·威廉斯：《文化是通俗的》，高路路译，《上海文化》2016年第10期，第15页。文化认同也应当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动之中逐步凝聚形成。葛兰西也指出：“现代理论和群众的‘自发’情感之间存在量的程度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它们肯定可以相互转换。”“不可以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和意见的片段汇集的、日常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②[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3、373页。任何先进的理论和思想的体系都应当在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进行磨合与大众化，方能获得真正认同。因此，塑造青年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不能够仅仅关注个体在教育和知识方面的进步，而须将主流文化观念和他们对生活的认知密切结合，进而使其产生“由衷”认同。
而主流文化惯常采用的宏大叙事和理论演绎的叙事方法，有时使其内容较概念化和抽象，不能很好地适应于青年群体的文化趣味和精神生活，引起青年们足够的关注和理解。用本雅明的一个形象比喻来说，应当重视文化“在活生生的社群里发生的影响”，好比“往看不见但必须知道的铆钉接口里注入机油”，而如今主流文化内容的传播，却像“爬上涡轮机往里面倒机油”③[德]瓦尔特·本雅明：《单行道》，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那样。例如，教科书、官方媒体或是以理论化的口吻回顾历史、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或是对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大方向作出顶层设计，等等。这些内容在思想逻辑、理论体系方面清晰而严谨，但由于与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缺乏直接联系，导致青年的认识也往往只止于概念和话语，无法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相较而言，大众文化虽然不像主流文化那样有着严格的理论基调，但在内容上呈现出了高度“现实性”的特征，即能够充分联系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各种情感、行动等细节，选取细微的对象和具体的过程加以描述，形成直观可感的内容，能够通过感性、现实的因素吸引青年群体的兴趣，并且依托于微观化、个体化的叙事风格让青年更充分接纳和领会文化作品中的意义和理念，让青年感受到它所叙述的内容和自身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能够更为贴近青年群体的生活，从日常的举动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的观念。正如东欧马克思主义者赫勒所指出的那样，“日常感觉、日常思维和日常情感”三个理论上有所区分的因素“同时并相互联结构成人的认识和人的行动的特征，在实质上是彼此不可分的”④[匈]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实践过程中总是会凭借情感、感觉、经验等感性和直观因素推动认知与思维的发展，而大众文化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能详细地描绘社会环境、风土人情，尤其是能够从个体出发表现单个角色的性格、经历，因此能够让青年受众们有“代入感”地体会到故事、音乐和画面中的情境与人物形象，将文化作品中的情境、角色和氛围与自己的生活经历、心理状态相联系，催生感性上的触动与共情，进而让他们对这些生活化意象背后的内涵与观念产生认同。
不仅如此，随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与精神素养的提升，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感受和应对的问题越发多样与复杂，希望能够在公正、合理的条件下追求幸福生活与价值实现。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的大众文化不再仅仅着力于刻画个体的行动、情感和信念，也在不断拓宽自身的选材和意义内涵，增进自身的公共关怀和价值意蕴，开始更多地涉及青年们对理想的社会结构、有效的制度体系、公平正义的维护等诸多现实命题的思索，与主流文化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现今许多面向青年的优秀大众文化作品既展现出宏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也将这些背景和具体的叙事有机结合，兼具“公”“私”的现实色彩。
对于当代的青年群体来说，“娱乐”不再是大众文化的唯一功能，他们以网络为平台对一些大众文化作品中蕴含的严肃的社会意义进行深入思考和积极讨论。例如，2022年7月在“B站”上流行的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描述了六十余岁的“二舅”少时意外致残，又遭遇诸多困难之后依靠种种手工活计维持清贫生活的故事。围绕着这一短视频，年轻网民们迅速产生了一系列观点和争议，许多人钦佩于“二舅”面对苦难的豁达、坚韧精神，但也有不少网友质疑“二舅”的经历和精神内耗的关联，并指出其中隐含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异等问题，表明不应“歌颂苦难”，等等。这一短视频无疑是大众文化的产物，而青年网民们的争论和态度则表现了他们既希望磨砺自己面对困难的精神意志，同时又盼望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折射出青年群体关于“美好生活”直观而深刻的价值追求。
而受到大众文化环境和青年文化氛围的影响与启发，近年来的主流文化也不再仅仅在理论教育、政策引导和宣传的传统场合展现自己，而开始像大众文化那样关注更具体的现实，从青年的日常生活、感性认知和心理特征入手，运用时事新闻、人物模范、流行元素等具体化的内容感召和打动他们，开始借鉴大众文化的内容架构和叙事模式，在青年文化认同塑造中增添经验和感性着力点。例如，“共青团中央”“央视新闻”“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在入驻“B站”等流媒体平台之后，将诸多关于时事新闻的播报、评论节目和青年喜闻乐见的网络“梗”、动画形象等流行因素相结合，将各类关涉社会、国家和国际事务的观念与要素和青年的文化生活相联系，促使青年在大众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下逐步理解、内化主流文化的理念和观点。
总之，大众文化着眼于青年的“日常”世界，以具体化、情境化内容叙事呈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年轻化趣味，对青年的认知、审美、判断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悄然却高效的方式塑造青年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通过大众文化这个管道，主流文化能有效移植入青年的生活与日常领域，兼顾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与个体的直观感受，从而使青年一代对主流文化认同兼具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温度，提升认同的持久性与长效性。
文学研究者詹金斯对于主体与文化作品的关系进行过解读，他指出：“读者们并不仅仅是盗猎者；
他们还是‘游猎者’，永远在运动中，并非固定地‘在这里或者那里’，并不受永久性私有制的限制，而是不断移动向另一种文本，利用新的原材料，制造新的意义。”①[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页。对于当代中国青年来说，随着日益增强的主体意识，他们在面对各种文化产品时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与主动，例如大众文化的文本、符号和意义范畴在今日频繁地被青年所“盗猎”，成为青年表达观念、意见和情感的素材。由此可见，对当代青年来说，文化认同的塑造和发展并不是单方面接受、内化某些社会规范、道德原则、个人理想的过程，而是具有“对话”和“交互”色彩的过程。
换言之，青年对主流文化的自主诠释、解读和表述，也成为了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环节。究其原因在于，“文化认同”从来都不仅是对社会、群体中文化因素的接受和肯定，同时也是人们借助文化界定“自我”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构建和塑造文化认同从根本上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信念、认识自我、适应于社会，从而在实践活动中更加自由地发展自身。马克思早就强调：“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简言之，文化认同不仅仅是指文化的传播和涵化，也是人们能动、自由地生产文化要素的过程，对于发展空间广大、个性鲜明的当代青年来说尤为如此。因此，在塑造当代青年对主流文化认同过程中，不能局限于传统媒体和课程教育体系等单方面“灌输”的形式，必须鼓励青年通过自主的表达和讨论，产生对主流文化更为透彻的理解和更强烈的情感归属。即便是往日看上去一板一眼、居于“庙堂之高”的主流文化，也不得不俯就于青年人的解码、创作和自我呈现。
大众文化本身蕴含的多样内容、符号和表达形式，能为青年们的“生产性”文化活动提供充足的素材、资源和意象。法国哲学家德塞托指出，大众文化为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之中与固有的秩序、话语和资本主导性的对抗提供了一种“策略”和“游戏”的空间，促使他们自己创造隐秘的规则和符号体系。③[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 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也指出，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们通过不受驯化的、选择性的阅读方式与“粉丝”式的阐释与交流行动，能够以“生产性”的特征去再解读和重定位既有文化体系，体现大众的文化自主性。④[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总之，大众文化本身就具有被任意拼接、效仿、戏谑和挪用的自由度，能够以多种方式承载受众们的意见和评价。对于思维活跃、个性鲜明、熟悉网络媒介的青年来说，他们可以借助互联网时代的发达信息渠道和百花齐放的大众文化资源，尽可能从多样的角度诠释既有的文化和社会理念，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思考和观点，阐发青年一代所重视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成为了他们表示“认同”的新方式。事实上，今天的青年也越来越多地将自己在解码、编码、再创作大众文化产品中形成的经验，应用于对主流文化的解读和再诠释中。他们借助大众文化领域的流行符号、衍生物与文艺作品等种种形式，以独特视角和开放思维对主流文化进行再诠释、重编码和意义的拓展，而这些承载着青年主流文化认同的多彩表达方式，也反过来凸显着当代青年的个性与创新能力。
大体上来说，我们可以从“文本”“场域”“产品”三个角度去透视新时代青年诠释主流文化的方式。
首先，从“文本”的角度来看，青年们所熟悉的诸多意义符号、成句和“模因”是他们再诠释主流文化的重要手段。“模因”也就是青年人所俗称的“梗”，是在网络时代对于某些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文本、情境和形象的称谓；
它就好比大众文化时代的“典故”那样被青年们不断化用、拼贴，从而承载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寓意。通俗来说，青年们在对主流文化的解读之中通过对各类他们熟悉和喜爱的“模因”——流行语、“表情包”、热门的视频片段、经典的影视台词等要素的运用和“变形”，一方面在表征和风格上为原本以严肃的说理、教导为主要形式的主流文化体系增添了通俗、活泼、幽默和多样化的特征，使它进入青年们熟悉的“符码”体系和“游戏规则”之中，在文本、意象上表现出青年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能借助“梗”之中多样的意义解释余地，为自身文化认同的具体意味提供多样、自由的拓展空间，让青年们以自己的符号体系延伸主流文化的解读视角，丰富其时代内涵。
其次，从“场域”的角度来看，青年们充分利用了当代大众文化传播的各类媒介和信息渠道作为锻炼主流文化认同的“操场”。他们在“留言区”与代表主流文化的“官方”们展开对话、交流和意见分享，对各类时政新闻和社会热点加以评论，同时也在各类网络社区、自媒体等线上交互空间中相互讨论，或者借助网络社交和群体关联组织、参与各类集体的活动。大众文化如今正是因为以网络融媒体作为重要的运行载体、传播途径和交流平台，才会为青年们展现自己的主流文化认同提供了多样的场所和丰富的渠道。举例而言，在2019年香港发生风波时，许多青年在国内外的互联网媒体平台先后自发地进行了“帝吧出征”和“饭圈出征”的网络行动，以某种大众文化兴趣作为群体标志和身份象征，向着各种鼓动“港独”的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辩驳和据理力争，展现出了青年人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爱国主义精神”等主流文化价值的强烈认同感。
再者，从“产品”的角度来说，一些青年人开始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才智，在大众文化领域创作出蕴含着主流文化内涵、理念的文化作品，并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和认可。随着时代的进步，网络媒体、文化教育、文艺技法等因素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使得许多青年都能够通过相对简捷便利的过程学习和开展大众文化的创作活动。他们的创作也许是简短的视频、自媒体的文章，或是精致的插图、风趣的漫画等，而这种创作门槛的降低也让他们能够通过真正的大众文化生产来表现他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例如，自2015年起在“B站”播出的系列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就改编于一位青年军事爱好者所创作的同名漫画，通过“动物拟人”的“二次元”手法讲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诸多重要事件，为青年们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增进了国家和民族认同，纷纷打出“每只兔子都有一个大国梦”的红色“弹幕”来表示自己的热忱情感。这类以青年的视角所创作的大众文化作品，以“年轻化”的技法、角度和语言特色展现了种种真挚的情感和以小见大的立意，从而让青年创作者和受众都能够以实践和“在场”的方式构建和阐释自身的主流文化认知，以更具主体能动性的方式增进自身的主流文化认同。
综上所述，大众文化以现实性的内容品格和多样灵活的表达形式，为主流文化的与时俱进、形式创新、有效传播提供了契机，对于塑造青年的文化认同不乏积极价值。然而在现实中，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作与融合进程并不尽如人意，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理念和运作形式间的隔阂，具体呈现为青年和大众文化的“圈层化”趋势以及主流文化对于青年文化生活的“脱嵌”之举。
首先，“圈层化”是今日青年亚文化生活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它指代着青年们通过大众文化的“趣缘”关系所结成的社群。青年们所结成的“圈层”，以兴趣为中心，既具有“圈”的群体性质，又有着“层”的“等级”特征。所谓“圈”，是指青年们借助大众文化的共同兴趣而结成的社交群体，而“层”则意味着“圈子”之中依据成员对特定大众文化作品的爱好、熟悉程度、经验和相关的创作能力而产生隐性的“核心”和“外围”的身份区分。“圈层化”呈现为青年人围绕大众文化进行社交活动，并且很少与兴趣迥异者分享文化生活经历和自身观念的现象，更体现为他们在文化活动中对于“官方”的疏离。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大众文化领域的门类繁多，青年的兴趣因人而异，并且青年的社交活动又受到时间、地域限制，因此他们依靠爱好形成的“圈子”终究是小规模的团体，与外界的联系本就有限；
二是在这些“圈子”之中有着一些通行的“游戏规则”和话语体系，它们既稳固了圈子的“边界”，也促进了成员的“同质化”与“分层化”①陈帅：《论当代青年的圈层认同感的话语建构》，《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1期，第80—86页。，这就使得包括主流文化在内的诸多外界文化在符号和话语上与“圈内”完全不同，难以与其进行联系；
三是“圈层”所发挥的功能本就是青年人之间的兴趣共享和社交活动，而主流文化的“教育”“训导”意图则对青年人间的关系维持发挥不了具体的作用，因此也就受到“圈子”的疏离。
其次，主流文化在面向青年的传播中仍然呈现出“脱嵌”的性质。所谓“脱嵌”与“嵌入”概念相对，“嵌入”源于社会学者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原本指代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性，如今也被引申为指代各类行动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依附性质，也就是说“不仅经济行为，甚至所有的行为都嵌入到关系网络中”②罗峰：《嵌入、整合与政党权威的重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6页。；
相应的，“脱嵌”也就代表着某些实践过程脱离了社会关系网，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主流文化在青年之中传播和发生影响的过程，本来应当是依托于青年的社交关系与文化背景的“嵌入性”活动。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冲突和矛盾，主流文化在其发挥作用时仍不免与青年“脱嵌”，具体表现为在传播的过程中脱离青年丰富的文化趣味和社交关系，对青年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诉求不深入体认，教条化地实行思想的灌输和宣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主流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有时维持既有的说教、灌输模式，受场所、时间之限流于形式，不易触及青年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
另一方面，是主流文化的宣讲者们和青年间的“代沟”与身份差异导致了社交层面的隔阂，致使这些文化工作者们不能够更有效地介入和理解青年们的社交关系、精神状态和诉求；
此外，主流文化由于内容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本质性差别，难以融入青年们的兴趣“圈层”。这些都使得主流文化在没有充分理解和接触青年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移植”，最终使认同陷于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困境。
由此可见，“圈层化”和“脱嵌”这两种相互疏离的行动，无疑加深了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间的成见与隔膜，促使主流文化的传播陷入旧模式的瓶颈，无益于当代青年文化认同的建构。因此，寻求青年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出圈”以及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嵌入”的有效内容与形式，才是在时代背景下塑造青年主流文化认同的重点难点。为此，必须要摈弃二元对立思维，打破“大众”和“主流”间的僵局，主动寻求“出圈”和“嵌入”的契机，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共同发展。
所谓“出圈”是在现今融媒体时代的背景之下时常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代表着某些属于特定领域、兴趣圈之内的要素突然广泛流传，为人们所知晓。而大众文化和青年文化领域的许多概念、“梗”和人物形象近年也是频频“出圈”。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大众文化领域的“圈地自萌”不仅阻断了主流文化的介入渠道，更使其自身陷入封闭、孤立，不利于长远的发展。因此，青年群体有必要在专注于大众文化兴趣的同时着力发掘它与今日的社会环境、公共价值理念的联系，尝试主动与“圈外人”交流沟通，阐发大众文化之中一些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因素；
而主流文化的代表们也应当合理利用产业资源、文化事业、网络传媒、教育体系等途径激励青年群体开展彰显自身理念和态度的“出圈”行动，主动化解圈层壁垒。
与此同时，官方在传播和阐释主流文化时必须采取多种手段积极地尝试“嵌入”大众文化与青年生活世界。这首先需要充分地调查和研究当代青年的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特点，并了解他们偏好的文化领域和文化形式，只有在认知全面、了解充分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嵌入”；
其次，“嵌入”青年的社会网络与文化领域也必须运用多样的途径，借助大众文化领域的丰富渠道，采取平台入驻、文艺创作、网络互动、青年组织活动等方法，充分融入青年所熟悉的社交关系和大众文化的叙事体系之中，推进主流文化观念的符号化、故事化，尽可能适应当今青年的多元个性和广泛兴趣基础；
再者，“嵌入”也要求主流文化的观点、理念和逻辑必须与时俱进，在考虑青年的社会样貌、精神状态和诉求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发展自身思想理论的科学性、批判性、实践性，能够在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中适应于青年们的思想变革与视野的开拓，具备充足的说服力。
总之，在当前中国，主流文化要持续塑造和增进青年一代的文化认同，已然难以绕开大众文化这一汇集着青年的兴趣、思想和认同感的“阵地”；
唯有在形式和内容上借鉴和吸纳大众文化领域的因素，做到紧跟时代步伐，关注社会现实，体察青年的生活与心灵世界，才能够收获事半功倍、持久长效的稳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