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琳，王启才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吕氏春秋》是一部成书于先秦末百科全书式的杂家著作，是吕不韦及其门客博览群书、著其所闻而成，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1]，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据统计，《吕氏春秋》中“禹”字出现46次，涉及31篇，具体为：《孟春纪·去私》1篇，《仲春纪·当染》1篇，《季春纪》有《先己》《论人》《圜道》3篇，《孟夏纪·尊师》1篇，《仲夏季·古乐》1篇，《季夏纪·音初》1篇，《孟冬纪·安死》1篇，《仲冬纪·当务》1篇，《有始览》有《应同》《谨听》《务本》《谕大》4篇，《孝行览·慎人》1篇，《慎大览·贵因》1篇，《先识览·乐成》1篇，《审分览》有《审分》《知度》2篇，《离俗览》有《上德》《用民》《举难》3篇，《恃君览》有《长利》《知分》《召类》《行论》4篇，《开春论》有《开春》《爱类》2篇，《慎行论》有《疑似》《求人》2篇，《士容论·务大》1篇。这些记载作为论据材料而出现，目的是为所要论述的观点服务，但客观抒写了禹征讨不服教化之国、治理洪水、建立夏朝、治国有道等伟大功绩和勤于民事、公而忘家的高尚品格。从史料来源看，部分引用了先秦典籍当中的禹事迹；
也有部分不见于他处记载，为本书所独有，可补禹之史实。《吕氏春秋》中关于禹的资料比较丰富，而至今未见有专文探讨，实有探讨之必要。探析《吕氏春秋》中的禹形象，既可从中窥见该书的一些思想主张，又可了解禹形象在先秦的演变和发展状况。
《吕氏春秋》所载禹的功绩主要表现在攻伐三苗等国、采用恰当的方法治理洪水、建立夏朝、治国有道等方面。
1.1 禹之征伐
主要包括征伐三苗、曹、魏、屈骜、有扈等。
关于禹征伐三苗，《吕氏春秋·上德》记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2]451该篇举此例是为论证“崇尚德治”的主题，未具体展开禹攻伐三苗的事迹，然三苗最终归服舜，禹的征伐应起了很大作用。
三苗部族十分凶顽，尧时，便虐政作威，不肯用善化民，而作五虐之刑，杀无罪之人，帝尧怜惜民众，便发兵“遏绝苗民”[3]536。
舜登帝位后，又“窜三苗于三危”[3]66。至禹治水之时，苗民亦凶蛮，不予配合，“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功。”舜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3]123于是，禹乃率师征伐三苗。《尚书·大禹谟》中的一段记载与《上德》篇所记相似：
(禹)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3]97-99
禹伐三苗，誓言坚强，抱必胜决心，战争之后，苗师溃败，苗民势力衰微，从而为舜行德政、三苗归服奠定了基础。《墨子·非攻下》曰：
昔者三苗大乱……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4]
《荀子·成相》亦曰：
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5]547
《吕氏春秋·上德》参考了先秦典籍中的相关记载，用简明的语言书写了禹伐三苗，削其势力后，舜施德政，三苗归服之事，表达了“尚德”的主张。
《吕氏春秋·召类》记载：“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2]487-488该篇书写禹的此项事迹，是为论证“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2]487的主旨，然征之先秦其他典籍，所言非虚，如：
(帝尧)七十六年，司空(禹)伐曹魏之戎，克之。(《竹书纪年》)[6]45
可知，有禹伐曹、魏之事。
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庄子·齐物论》)[7]95
孙诒让曰：“胥为骨讹，骨敖即屈敖”[8]，则有禹伐屈敖之事。
禹攻有扈。(《庄子·人间世》)[7]147
则有禹攻有扈之事。
《吕氏春秋》据先秦典籍中的资料，对禹征伐三苗、曹、魏等地作了总结，完整呈现出禹征伐不义之师、治理国家内乱的功绩，展现了禹勇毅果敢、坚持正义的英雄形象。吕不韦认为秦国是正义之师，他当政期间，多次发动对韩、赵、魏三国的战争，获得大量的城池和土地，新建了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又在庄襄王三年(前247)和秦王政六年(前241)分别瓦解了东方六国的最后两次合纵。吕不韦还利用东方各国的矛盾，分别与燕、韩两国连横，对东方各国形成了分割包围的局势，大大推进了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另外，他也希望借助禹征伐三苗等国的成功经验，启示秦王朝采取义兵与德政并用之法征服戎夷国家。
1.2 禹之治水
禹最主要的功绩是治理洪水，“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9]在禹的努力下，肆虐的洪水得到有效治理。在民众心中，禹是伟大的治水英雄，其治水事迹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吕氏春秋》中的相关记载也很丰富。
尧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3]40，尧问四方诸侯谁可担任治水职务，他们都推荐鲧，尧于是命鲧治水。鲧用“鄣”的方法，“九载，绩用弗成。”[3]41舜便“殛鲧于羽山”[3]66，又让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吕氏春秋·开春》记载：“故尧之刑也，殛鲧于虞而用禹。”[2]514鲧、禹治水的事迹在当时普遍流传，先秦典籍多有记载，如：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韩非子·五蠹》)[10]
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国语·鲁语上》)[11]
禹并未因其父鲧被杀而衔怨，尽心竭力治理洪水，终日奔劳在外，以致皮肤黧黑，腿生跛疾。尽管如此，也毫不懈怠。
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黧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2]498。(《吕氏春秋·行论》)
不有懈堕，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吕氏春秋·求人》)[2]541-542
禹治水时的辛劳形象，在战国典籍中记载颇多，如：
禹亲自操稾耜而九杂天下之川；
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庄子·天下》)[7]1080
禹跳。(《荀子·非相》)[5]88
禹之劳，十年不窥其家，手不爪，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尸子》)①
《吕氏春秋》引用了这些资料，并有所新创，以“颜色黧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三个词语，生动地描绘出禹劳苦治水的形象。
禹治水时，注重顺应自然，因势利导。
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2]336。(《吕氏春秋·贵因》)
禹顺应水之力，疏通三江五湖，凿伊阙山，使水道畅通，让水流入东海。《孟子》书中也提到禹顺水流之势，治理水灾：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告子下》)[12]924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离娄下》)[12]632
禹主要用“疏”的方法“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3]113。他开凿龙门、吕梁、孟门，疏通黄河，疏导长江，筑彭蠡湖堤防，帮助一千八百个国家免除水患的困扰。
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吕氏春秋·古乐》)[2]106
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吕氏春秋·爱类》)[2]524
以上《吕氏春秋》的资料与下面《尚书》《孟子》等先秦典籍所载禹治水行迹与疏通江河、“人得平土而居之”等事有所不同，可互相补充。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尚书·禹贡》)[3]134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
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
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
北过降水，至于大陆；
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入于海。(《尚书·禹贡》)[3]160-162
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下》)[12]482
《吕氏春秋》还记载了禹在疏导江河之时，有些民众并不理解，反而堆积瓦石去阻挡他。
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乐成》)[2]360
《乐成》篇旨在论述“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2]360，即不能与民众一起谋划革新、创始之事，却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喜悦。这种抬高贤人功绩、贬低民众作用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所用资料未见于其他典籍，客观写出了禹治水时一些民众的表现和做法，可作为“禹史”之补充材料。
禹为治水，终日劳苦奔波，“随山刊木”[3]133，“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12]404，“平水土，主名山川”[3]540，历经13年，最终获得成功，“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3]165，禹遍行四方，助民治理水患、平水土，促进了农业生产，给人们带来安稳的生活，这为他积累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他后来受禅称王的重要原因。
《吕氏春秋》中用较多篇幅叙述禹平治水土，使民众安居乐业。这种安排除颂禹之功外，也反映出吕不韦对于秦国水利工程建设以及农业生产的重视。在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兴建了两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都江堰是秦国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采取“引水以灌田，分洪以减灾”的方针，“深淘滩，低作堰”，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②。这样浩大工程的顺利修建，除了李冰等人正确的修筑方法外，相邦吕不韦的支持也起了重要作用。郑国渠兴建于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郑国“引泾入洛”的建议，得到吕不韦的认可，工程完备之后，能灌溉“泽卤之地四百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③。不管是修都江堰还是郑国渠，都体现了吕不韦的治国理政才能。
1.3 禹之建国
禹受舜禅让而立为王，是夏朝的第一位君王，德配其位，实至名归。
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
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吕氏春秋·去私》)[2]20
《去私》篇举尧、舜禅让的例子，是希望君主能像尧、舜一样公正无私。上博简《容成式》中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与此相近：
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13]
尧、舜都有自己的儿子，但为天下着想，把帝位传给了贤者。禹是一位贤能之人，又治水有功，自然得到了舜的青睐和民众的拥戴，但他“自以德劣于前，谦而不称为帝”④而立为王：
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吕氏春秋·务大》)[2]610
禹没有称帝，但已统一海内，“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4]1641，为万邦之君。《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2]455这在先秦典籍中有类似记载，如：
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战国策·齐策四》)[15]640
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 (《左传·昭公元年》)[14]1150
可见禹时，天下万国是有史料根据的。禹治国期间，有典有则，赏罚分明，举贤纳士，“正殊俗”，使万国安宁。
《吕氏春秋·长利》引《庄子·天地》说：伯成子高认为“禹时，行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不愿立为诸侯。成玄英疏：“郭注云弊起于尧而釁成于禹者，欲明有圣不如无圣，有为不及无为，故尚远迹，以明绝圣弃智者耳。”[7]432庄子列举此事虽是表明其“绝圣弃智”的主张，但客观反映了禹之时已明赏罚之道。
禹作为君王，明御臣之道，使臣得法，如《吕氏春秋》记载：
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汤、武皆然。(《圜道》)[2]65
禹曰：“若何而治青丘，化九阳、奇肱之所际？”(《知度》)[2]396
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审分》)[2]378
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务本》)[2]262
除使臣有道外，禹还重视任用贤人，虚心纳谏。如《吕氏春秋》记载：
非其人而欲有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知度》)[2]398
禹染于皋陶、伯益。(《当染》)[2]36
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求人》)[2]542
禹的这五个贤臣在战国子史典籍中就有所记载，如：
禹有五丞。(《战国策·齐策四》)[15]640
禹傅土，天下平，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荀子·成相》)[5]548
皋陶掌管“五刑”、伯益掌管“上下草木鸟兽”。皋陶曾劝谏禹要“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3]102。他认为君主应注重修身，思长久之道，宽厚待民，禹对此予以赞同。皋陶又提出“亦行有九德”⑤，禹亦深表赞同，并付诸实践，如《吕氏春秋》说：
三代之兴王，以罪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于王。(《论人》)[2]60
勤劳为民，无苦乎禹者矣。(《爱类》)[2]524
禹把百姓生活不够安稳、国家不够稳固的罪过全归于自己，“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12]643，注重自身德性修养，每日勤勉为政，宽厚待民。可知，禹之所以能成就大业，是因为其自身贤明，能知人善任，善使贤才。
首先，禹为人勤劳顽强，勇于担当。面对滔天的洪水灾害，禹没有畏惧，不辞劳苦，毅然担起治水的重任，《吕氏春秋》说：
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古乐》)[2]106
禹周于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人也。(《慎人》)[2]294
禹周游天下，寻求贤德之人，做对百姓有益的事情，把淤积阻塞的水流湖泊疏通，辛勤操劳，毫不懈怠。《吕氏春秋》说：
禹南省，方济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仰视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养人。生，性也；
死，命也。余何忧于龙焉？”龙俯耳低尾而逝。则禹达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经也。(《知分》)[2]483
禹内心坚守道义，即便遇到黄龙把他所乘船只驮了起来，也凛然不惧，面不改色，最终黄龙伏下耳朵、垂下尾巴游走了。这一传说引自《竹书纪年》：
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养人。生，性也；
死，命也。奚忧龙哉！”龙于是曳尾而逝。[6]49
两项比较，《知分》描写更具体生动，真正通晓死生大义的人，能坚守道义，不为外物所惑，从而凸显了禹正义英勇、不惧危难的形象。
其次，禹为公弃私，心怀天下。《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2]119禹为早日治理好洪水，一刻也不敢耽误，幸遇涂山氏之女，尚未来得及成婚，又匆匆去巡视南方。关于禹为治水而没有时间归家的故事，先秦典籍多有记载，如：
(禹曰)：“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尚书·益稷》)[3]123
禹疏九河……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12]404
禹娶涂山氏，婚后仅四天就受命治水，治水期间虽有时途经家门，也因怕耽误治水而未回。《音初》引用禹这则传说，书写了禹心怀天下、公而弃私、勤劳治水的英雄形象。
再次，禹谦逊有礼，尊师重道。当舜让禹担任“百揆”时，禹稽首拜，让于稷、契、皋陶。舜欲禅位于禹时，禹认为自己“德罔克，民不依”[3]90，向舜举荐皋陶。见舜执意传位于己，又说：“枚卜功臣，惟吉之从。”[3]95“禹见耕者耦立而式，过十室之邑必下。”[5]582可见，禹是一个谦逊有礼的人。
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吕氏春秋·贵因》)[2]339
禹到裸国，遵循该国礼俗，“解衣而入，衣带而出。”[16]10《贵因》篇举此例既体现出禹尊礼谦逊的品格，又表达了要善于顺应客观情势的主旨，且未见于先秦他书记载。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吕氏春秋·谨听》)[2]258
禹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好多次站起身来，为的是依礼待贤，弄懂所不了解的知识。
禹师大成贽。(《吕氏春秋·尊师》)[2]74
舜为御，尧为左，禹为右，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奚故也？其知之审也。(《吕氏春秋·疑似》)[2]538
可见，禹礼贤下士，尊师好学，不耻下问。
禹生活简朴，严于律己。禹治水时是衣着简朴、手执耒臿、面容黧黑的形象。山东嘉祥县武梁祠西壁上有禹的画像(图1)，画像中夏禹身着短袍，头戴尖顶草帽，衣着简朴，左臂平伸，手掌向上，右手平曲上抬，持耒，象征禹的勤劳和他率民治水的功绩⑥。
图1 武梁祠夏禹画像
禹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其自律精神。《吕氏春秋·勿躬》篇记载：“仪狄作酒。”[2]391此传说见于《战国策·魏策二》中：
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15]1353
禹品尝美酒后，便预感到后世会有因嗜酒而亡国者，遂以身作则，不但戒酒，而且疏远做酒的人。禹还告诫人们在内勿恋女色，在外勿大肆游猎，不要嗜酒耽乐、大兴土木。如《尚书·五子之歌》曰：
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3]178
从中可以看出他自律的品格。
禹死后，节葬在会稽，无所兴造，不扰民。
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吕氏春秋·安死》)[2]199
禹一生勤勉为民，劳苦功高，乐官作《大夏》以旌其功。《吕氏春秋·古乐》说：“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2]106典籍中多有与此相关的史料，如：
大夏。(《周礼·春官宗伯下》)[17]231
注：禹乐，夏亦大也。郑注云：“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17]233
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14]1107
总之，禹“为人敏给克勤；
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
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
亹亹穆穆，为纲为纪”[18]39。他一生“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19]。正因为有这些懿德伟功，大禹的事迹才被人们历代传颂。
3.1 正统性
吕不韦召集门客编著《吕氏春秋》，是为了适应秦统一天下的大势，欲立典作则，为日后治理天下提供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和治国纲领。禹是古代圣王，勤政为民，事迹与吕不韦的编著思想不谋而合。如《应同》说：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2]251
禹的时候，上天先显现出草木在秋冬不凋零的景象。所以，夏朝以木德王，崇尚青色。这一说法源自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根据五德终始的原理，朝代更替，代火者必然是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以为水德之始。”[18]190禹行事取法于木，建立夏朝，“天下万国”，标志着以“夏”命名的民族统一体开始出现，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战争，直接推动了华夏民族一体化的进程⑦。《吕氏春秋》称引禹，效法禹，强调“代火者必将水”，意欲兴义兵，一统天下，实现华夏民族的大一统。
《吕氏春秋·当染》曰：“禹染于皋陶、伯益……所染当，故王天下”[2]36，论证了君王举贤纳士的重要性。《审分》曰：“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2]378，论证君王应正名审分、懂御臣之道。《用民》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矣。民之不用，赏罚不充也”[2]455，论证君王对待民众应赏罚分明。《吕氏春秋》中描写禹的部分，集中于禹的功绩、治国之道、美德等方面，大多是为其所论述的治国思想服务，充满了王朝递嬗、合理合法的正统色彩。
3.2 质实性
《吕氏春秋》中禹的事迹，多来源于先秦典籍，如《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左传》《国语》《战国策》《山海经》等，取材较为客观。且书中禹的形象质朴，是德行完备的贤圣之君。此外，《吕氏春秋》中的禹形象书写全面客观，除记载禹的功绩、美德外，亦写到一些禹受诋毁之处，这对禹形象从神话到人化演变，具有特别的意义。如《举难》曰：
人伤……禹以贪位之意。[2]468
注曰：“舜推荐禹为继承人，舜死后，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而天下百姓却跟从禹，禹这才继承了帝位。所以有人诋毁他‘贪位’。”[20]在前王朝时期，接受禅位的统治者故意将王位让给其他人，以缓解违背道德和接受原本无权拥有王位所带来的相关恶名[21]42。所以，舜避尧之子，禹避舜之子⑧。而所有的统治权转换，无论世袭与否，都视为同等有效的上天意志的显现，或者由人民的孝忠来决定[21]33。《尚书·大禹谟》记载舜禅让帝位给禹时，“鬼神其依，龟筮协从。”[3]95《孟子·万章上》记载：
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12]697
可见，禹受禅让，既顺从天意，又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而不是“贪位”。
《吕氏春秋·当务》曰：
(跖)备说非六王、五伯，以为……禹有淫湎之意。[2]219
高诱注：“禹甘旨酒而饮之，故曰‘有淫湎之意’。”[2]219“仪狄作酒”之事前文已述，禹预见到美酒误事，便戒酒，并立典则告诫后人，并没有耽溺于美酒。总之，《吕氏春秋》取材客观，所书写的禹质朴真实、较为全面，是一个可敬可亲的形象。
3.3 独创性
《吕氏春秋》所保存的一些禹资料在先秦其他文献中未曾有过，弥足珍贵，且对后世《淮南子》《史记》《汉书》等书中禹的书写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吕氏春秋·贵因》篇写禹曾到过裸国，入乡随俗。《淮南子·原道训》征引说：“故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16]10司马迁《史记·赵世家》也引用了这一资料，说：“禹袒裸国。”[18]1307《吕氏春秋·谨听》篇写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依礼对待贤士。《淮南子·汜论训》对禹有相似的书写：“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16]317
《吕氏春秋·求人》曰：
禹东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攒树之所，抿天之山，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
南至交阯、孙朴、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
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乡；
北至人正之国，夏海之穷，衡山之上，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不有懈堕……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2]541-542
此段书写是《吕氏春秋》独创的，其中“青丘”“黑齿”“羽人”“不死之乡”“其肱、一臂、三面之乡”“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等，均采自《山海经》⑨。受其影响，《汉书·晁错传》说：
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
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22]
《吕氏春秋》中独有的禹史料，既强化了文章的主旨，又可以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禹的事迹，全面深刻地把握禹的形象，为后世书写禹的形象、弘扬大禹精神提供了文献参考。
《吕氏春秋》对禹的书写质实客观，有自己独有的资料，语言精炼生动，较为全面、简明地刻画了禹的形象。大禹作为勤劳朴实、公而弃私、勇毅刚强、礼贤纳士、功勋卓著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主，与《吕氏春秋》欲建立的治国思想与编写主旨十分契合。《吕氏春秋》借禹讨伐不服教化之国表达了兴“义兵”的思想，适用于秦国当时为统一天下而进行的征伐战争；
写禹礼贤下士、重用贤才等事迹，表达了君主应求贤任能、御臣有道；
写禹为民辛勤治水的事迹，表达了君主应进德修身，仁民友爱；
大禹治水的成功经验，对当时秦国正在修建的都江堰和郑国渠等水利工程提供了借鉴。《吕氏春秋》中一些独有的禹事迹，如“袒入裸国”“遍步求贤”等，既可补充禹史，又对后世典籍中大禹形象的书写、大禹精神的弘扬提供了文献依据。因此，《吕氏春秋》对禹形象的书写，既有不见他书独有的珍贵资料，带有对先秦时期禹形象归纳、总结的特点，又对两汉时期禹形象的书写、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禹传播史、大禹精神生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注释
① 参见《荀子·非相》注.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8页。
② 参见李静波《李冰父子和都江堰》,《中国水利》,1962年第21期。
③ 参见梁安和《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丰碑——郑国渠》,《历史教学》,2000年第10期。
④ 参见《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注。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9页。
⑤ 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⑥ 参见(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80页。
⑦ 参见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⑧ 据《史记·五帝本纪》可知，从黄帝至尧之前都是依血缘袭帝位。
⑨ 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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