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兴，陈云云
(1.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政治建设是政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也是提升本领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措施。延安时期，党在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十分复杂的时代条件下，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牢牢把握住政治方向，坚持正确政治原则，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极大推进了革命历史进程。新时代考察、分析和研究延安时期党在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为探索党的政治建设发展的新境界与新空间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实践资源。
1.1 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强调党的政治建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强调党的政治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创始人，在建党实践中就非常注重政治建设，认为共产党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需要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自己的生产总量。”[1]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加强政治建设作为构成政党成熟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也决定了广大党员必须要从政治上看问题才能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实现党的政治目标。此外，在党的队伍扩大的过程中，党内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保证科学理论对党的作用，并要求必须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作为行动的旗帜与指南。列宁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始终高度重视政治建设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看待问题，就不能维持他的统治。”[2]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离开政治建设，就不能发挥先锋队的性质。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与实践中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强调政治建设。
1.2 历史维度：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优良传统
政治属性是党的第一属性，把政治建设摆在统领位置是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1921年7月，一大颁布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就对党的根本政治目的进行了规定，“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3]192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党对于统一与分治等五项“政治问题”又作了特别的说明。1923年6月，中共三大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中，党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做了深刻的洞察。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书中写道，“通过军队的政治活动，让士兵感觉不是为了他人而战斗，而是为了自己，为了人民而战斗。”[4]641929年古田会议毛泽东明确提出“政治建军”，并提出“提高党内政治水平”。1931年9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中强调，“对于派遣到苏区工作的干部的标准，特别是要注意他的政治认识。”[5]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建党初期，还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旗帜鲜明讲政治历来是党的优良传统。
1.3 现实维度：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
加强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使命。延安时期，一方面，党员人数的激增，在红军到达陕北时，党员人数4万余人，到了1945年，全国党员人数已经激增到120万人[6]。大批新党员缺乏系统的政治理论修养，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必然会对党的政治基础产生影响。另一方面，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党中央虽然对党内“左”倾的错误路线做了纠正，但纠正并不彻底，党内教条主义还未完全肃清，最终导致党内长期存在各种思想政治问题。1938年4月上旬，张国焘逃离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
王明没有经过组织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印刷《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宣传手册,为自己的“左”倾政治纲领进行宣扬，试图重新掌握话语权。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组织内部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党迫切需要加强政治建设。此外，国民党反共限共溶共的政策也严重腐蚀着党，这极大地损伤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不仅反映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尚处于探索阶段，未能够洞悉中国革命的规律，更折射出党在政治上的尚未成熟。从国际方面看，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与反法西斯主义势力正在展开激烈交锋，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之下，必须要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加强党的政治工作。
2.1 把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作为政治建设首要任务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领导力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分裂主义等错误思潮到“四个服从”、民主集中制等强有力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党的政治领导水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一方面，深化政治认同，维护党的权威和全面领导。革命时期坚持党中央的权威与领导权，做到全党上下令行禁止，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使党内政治生活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的有效措施。1937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权，对于统一意识，凝聚共识，深化政治认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指示：“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7]1938年11月党中央再次明确要求“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各级党委会必须无条件的执行”[8]。1943年8月，周恩来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党这三年取得了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的成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得到的。”[9]延安时期，对党内左倾主义、分裂主义进行长期斗争之后，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另一方面，坚决贯彻“四个服从”要求。“四个服从”不仅是民主集中制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党实现团结统一的强大保障。延安时期，毛泽东首提“四个服从”，其中明确强调“全党服从中央”，这也是党用政治纪律方式来调整全党与中央之间在权益、利益层面不相一致的矛盾，严格规定了党员个体必须服从党中央的最高原则，统一了党的纪律、思想以及宣传，也反击了党内投降主义。毛泽东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4]5281945年中共七大将“四个服从”原则写入党章，成为延安时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领域必须严格遵守的铁律之一，有力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也是党加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
2.2 把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作为政治建设的着力点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必须站稳群众立场。延安时期，党在汲取既往经验的基础上，把彻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作为政治建设的着力点。
第一，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革命事业的发展与推进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要求共产党人普遍并自觉地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自觉站稳政治立场。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点。1943年6月，党中央对群众路线首次进行了精准阐释，决定把群众路线置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范畴与视野并加以阐释，开宗明义地强调“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共产党人工作的方法”。此外，延安时期，党教导广大共产党员要以郑重的态度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广大共产党人还要努力成为群众的向导，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夯实群众根基。
第二，把践行宗旨理念作为政治建设的关键。延安时期，“为人民服务”既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员的终身追求，深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道德光辉。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4]522这也号召全党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仅升华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也为党员站稳政治立场作了更深层更精准的概括。在整个延安时期，党的宗旨意识在广大敌后战场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培养了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群众的党员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升到党性的范畴，为站稳政治立场提供了明确的真理标尺。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指出，“我们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0]1004这极大地振奋了全体共产党人和所有参加革命队伍的同志的精神，成为党的每个成员的座右铭，使“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与价值要求，站稳政治立场成为明确判断一名共产党人标准的根本准则。
2.3 把积极构建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作为政治建设的经常性任务
延安时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党把高度重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为政治建设中一种经常性任务来抓，保证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的坚决执行。同时，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好与坏，也直接关涉革命的成败。
第一，严明的政治纪律是确保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保证。延安时期，党在严明政治纪律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成功实践。1939年8月，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11]同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整理和巩固新部队的训令》中指出要严格审查内部成份，整理组织，培养干部能力，传达经验，加强各级的领导及其政治基础。1941年8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在其他方面，党同样制定了严明的政治纪律来规范党的政治生活。在整个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既丰富又严肃，给全体党员划出了制度与纪律的底线[12]，为严明组织纪律，营造积极向上的党内政治生态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第二，坚决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党中央制定了大量的党风廉政建设相关条例以及严惩党内腐败分子等来塑造党内廉洁的政治生态。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贪污论罪给予了详细的说明。1939年，边区政府重新修订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以形成正式法律的效力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使整个陕甘宁边区社会风气与党内政治生态发生明显好转。延安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还严肃处理了刘振球、肖玉璧等具有重大影响的贪腐案件，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第三，抓住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延安时期，党不仅抓住对“绝大多数”的培养和动员，也特别重视对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政治能力的建设。1939年2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同时还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委员会，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业务教育和文化教育都做了系统的阐释[13]。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质”与“量”，不仅对于党组织的政治生态的净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推动了革命的进程。
2.4 把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政治建设的基石
历史经验反复昭示，加强理论学习是加强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设放在优先位置。
第一，回归经典著作，在理论学习上下功夫。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源泉和载体，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深度也是判定党员政治信仰高低的重要标准。延安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坚定政治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临的一个现实任务。1938年5月5日，党中央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专门从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加强经典的深入学习解读，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做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指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原则。”[10]802此外，党中央在倡导全党学习的同时，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中，毛泽东带头精读《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
张闻天组织了《资本论》的学习小组；
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少奇等一大批党的主要领导坚持学习《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时间，延安学习蔚然成风，氛围也是空前浓厚。此后，党中央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学习做了进一步的细致要求。
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必须培育思想政治队伍。延安时期，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在思想方面见识不足，接受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教育有限，致使党内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这也要求必须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培育思想政治队伍。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指出，要开办一批红军学校来培养思想政治队伍。1937年11月，为适应抗战对思想政治队伍的需要，党中央特此成立了以陕北公学为代表的学校专门培育思想政治队伍。为统一领导干部教育工作，1939年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为提升党的理论水平，党还专门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强调思想政治队伍的基本工作原则。经过在延安的专门化学习与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锻炼，大批思想政治队伍被派遣到最需要的前方去，有力地充实了党组织和党的政权。
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个进程，党都将政治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14]
3.1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到延安整风再到精兵简政，在这样特殊的革命形势与环境下，党中央以特殊的方式来加强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十分有必要。新时代加强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一方面要从延安时期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要紧跟时代，结合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时代的考量。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关键的是政治领导。”[15]做到全党令行禁止，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党对一切的领导，最为核心的就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原则，不能仅仅是空洞的口号，需要真抓实干，通过切实的行动才能维护党中央的绝对权威和领导。新时代也唯有全党上下，凝心聚力、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才能够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筑牢强大的自觉力与坚定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3.2 坚持人民为中心站稳共产党人政治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确保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项政治原则，决不能左右摇摆，含糊不定。延安时期党同人民群众建立生死与共的关系，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与拥护，这也是开拓了党同人民群众关系史上最为牢固的时期之一。新时代，一方面党必须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的根本需要，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保持鱼水之情，坚持和维护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把人民群众共同凝聚到国家建设上来，凝聚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浩大之势，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的群众根基。另一方面，要充分汲取延安时期践行的群众路线、七大写入党章的“为人民服务”等一系列方法论原则来更好地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共产党人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在本职岗位奋发进取，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不断锻炼培养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3.3 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促进党的建设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党风正、政风纯的保证。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工作。
严肃党内政治生态为加强政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反映到具体行动上，还必须反对和纠正各种错误倾向。党内政治生态受到党员思想认识、理论水平、政治实践以及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约束，表现为一个不断解决旧问题、出现新问题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在党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对各种错误倾向不断加以反对和纠正。一方面，积极锻造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培育良好政治生态土壤，就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16]因此，必须深刻认知党内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的关系。另一方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营造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培育健康政治生态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保持党的纯洁性，充分说明党中央在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过程中高度的政治清醒和政治勇气。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定政治信仰等方面作表率，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党风政风。
3.4 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共产党人头脑
十八大以来，党所处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已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社会发展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嬗变、利益分配中出现的矛盾等一系列难题不断出现。这种现象的存在必然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造成冲击，其中对党的科学理论认知不清是产生这些现象的重要因素。
发挥马克思主义旗帜作用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本质规定，就是使广大党员坚定政治信仰，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的实质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头脑。同时，在新时代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压力前所未有，要使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就必须把加强理论教育作为政治建设的抓手，深入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具体实践，“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17]同时造就一批理论教育工作者，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体系，更好地宣传和维护党的理论、制度、道路、文化，全面推动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以及科学思想引入党员学习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做到“学、懂、用、信”的结合，以此加强政治建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的总结总是能够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真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坚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确保了党在纷繁复杂的时代当口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时代，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决定着党的建设的质量与效果，必须继承和发展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从而把党建设成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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