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志轩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游，初作“斿”，旗帜的垂饰之意，许慎《说文解字》记载：“游，旌旗之流也。”[1]指旗帜上飘动着的飘带如同水流一样，后引申为不固定的，经常移动的，有旅行、交往的含义。在文学作品中，“游”通常意味着游离状态下无拘无束、不受限制的行为方式，代表着对自由意识的追寻和个体思想的解放，尤其在明代以来的神魔题材小说中，“游”构成了建构小说主体情节的普遍方式，并形成叙事母题在神魔小说中被反复重述。
美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斯蒂·汤普森将“母题”定义为：“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存于传统中的成分。”[2]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自身的内部结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并且能够在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构成某种特定的叙事模式。明代中期，随着《三遂平妖传》《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作品的大量刊行，神魔题材小说蔚然成风，此类小说基本都是以主人公“游”的经历来叙述的，经过一番“游历”从而成长蜕变，最终成仙成佛，因此“游”以叙事母题的形式建构起了此类型小说的主体情节。最为典型的例如《西游记》，书名就直接指明了“游”，唐僧师徒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历程便可视作一次“游”的过程，完成了“西游”，他们便得道成佛。《西游记》的问世引发了大量以“游记”命名的神魔小说，例如吴元泰《东游记》两卷、余象斗《南游记》四卷、《北游记》四卷和杨志和《西游记传》四卷，这四种合称为“四游记”。除直接以“游记”来命名的小说之外，还有很多作品仍然是以主人公的游历成长为主体内容，例如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根据郑和下西洋故事敷会而成，讲述主人公们游历西洋的故事；
邓志谟《飞剑记》主要叙述吕洞宾得道成仙之后游遍各地济世救人等，均是如此。由此可见，神魔小说所讲述的成仙故事大多都以“游”的过程作为依托，在被反复重现的形态之下，“游”母题也影响了神魔小说的模式化叙述，一般来说，“游”母题所具体呈现的模式化叙述存在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幻游式，主人公进入虚幻世界游历的情节在神魔小说中非常常见。受到自古以来游仙文化的影响，古人认为世俗之人白日飞升即为成仙，将通过炼养求取长生久视的活动称为游仙，“即在意识和观念中虔信仙界的存在和仙人之虚无，在现世生活中努力超越生命的极限，达到永生永恒，就是古代中国人渴望突破有生进入无验的一个极好的例证”[3]。游仙是道教有关神仙之说的传统叙述题材，是古代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超越生死、证悟无限的方式，代表着超越与永恒的朴素追求。仙界是神魔小说时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人物在寻仙访道途中常常会进入仙境游历，此时作者多以铺陈之势对仙境进行描绘。除了游历仙境，冥游也是幻游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冥游也就是地府游历，地府是统治人死后灵魂的场所，神魔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冥游”情节的书写，例如《西游记》第三回“四海千山皆供状九幽十类尽除名”中孙悟空大闹阴曹地府、第十回“唐太宗地府还魂”等；
《咒枣记》中萨真人和王善同游地府；
《绣云阁》中虚无子魂游地府；
《钟馗全传》《斩鬼传》等全书以鬼为描写对象，以冥府为主要游历场景的。仙界游历和地府游历是神魔题材小说幻游式叙述模式的两种主要模式。除此之外，“梦游”这一幻游形式在神魔小说中也有体现，例如李百川《绿野仙踪》中第六十五至第七十回关于温如玉做“甘棠梦”的情节，“甘棠梦”是“黄粱梦”故事的化用，作者主要讲述的是温如玉的梦游历程，温如玉在冷于冰的设法之下进入梦境，之后来到了华胥国，经历了三十余年的荣华富贵之后又遭遇人头落地、一朝梦醒的故事。幻游的呈现形式更多地突出了神魔小说“虚幻”的本质特征，因此“游”母题也承载了神魔小说对于现实时空的超越。
二是历险记式，“游”母题通常伴随着主人公历经各种劫难的全过程，神魔小说的人物在游的过程中总要经历一番劫难，这些磨难可视为对其修炼心性的考验，道教认为成仙得道需要修心炼性，只有摒弃一切的欲望和诱惑才能够体认到玄妙之道。《老子想尔注》中说：“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生，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容身，不食无味以恣，不与俗争，即位后其身也”[4]。而要获得长生不老之身，必须经历身体的历练，正如《抱朴子》所言：“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
或见光影，或闻异声；
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
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
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5]为主人公设置劫难的情节在神魔小说中随处可见，他们需要经历一番脱胎换骨，承受住劫难，方可得道成仙。一般小说中的劫难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肉体设难，求仙者的身体能否经受住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
二是对欲望设难，求仙者能否抵挡七情六欲的诱惑，因此主人公们在“游”的过程也是一次身心的成长，经历劫难是“游”的必要条件。例如在《吕祖全传》中，吕洞宾决心修道，在拜师的过程中遭遇了误饮水蛇、乌鸦啄目、苍鹰博胸、蝼蚁食足等劫难，最终一路擒龙缚虎方乃成仙。在《韩湘子全传》中，韩湘子前往终南山拜师，钟离权、吕洞宾二位神仙一路设难，命令土地化为美女、蛇虎，命鬼判拦路，在他守丹炉炼丹时，又遭遇金甲神人威逼，毒龙猛虎吞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苦难方修成正果。再例如《西游记》唐僧师徒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艰难取经过程，《封神演义》中哪吒经历脱胎换骨跟随太乙真人修道等等，这些均是主人公们在“游”的过程中经历身体由凡至仙的身份转换，而这样的转换是需要经历劫难作为支撑的。从文本的情节内容来看，大多数神魔小说都可以视为主人公们的一次“历险记”，小说所讲述的就是他们一步步战胜艰难万险并修成正果的故事，因此历险记式的叙事结构也成了神魔小说“游”母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神魔小说中，“游”作为一个常见的叙事母题，具有相当丰富的思想意蕴。首先，受宗教思想的影响，“游”是小说人物获取神仙身份的必由之路；
其次，只有经历了“游”的活动过程，小说的主人公们才能够获得心灵的转化，真正实现“长生不死”的意愿；
最后，从“游”本身的内涵来看，它象征着自由、无拘无束，神魔小说的作者借助寻仙访道、神魔斗法等情节模式表达对自由意识的追求和解放思想的高扬。
（一）行为层——“游”的动态属性
不同于现实题材的小说，神魔小说的作者总是试图让其笔下的人物脱离社会现实，摆脱君臣父子的伦理规则，从而设想一种处于游离状态之下的生存之法，这是神魔小说中“游”母题在人物行为层上所呈现出来的主体内涵。“游”是一种动态的生存方式，这种动态性主要体现在文本中上天入地、穿梭时空等内容，在整个神魔题材小说的宇宙体系中，包含着三个维度的时空境界：一是仙境，即神仙的居所，包括天上仙境、海中仙岛和地上洞天福地；
二是凡间，即人所生存生活的现实世界；
三是冥界，也就是阴曹地府，属于佛道构设的鬼蜮世界。仙界、凡间和冥界共同组成了神魔小说的时空体系，主人公们大多都能够在这三重时空中自由出入，无限制地游走于三界之中。例如在《南游记》当中，主人公华光天王的成长历程就是在游历三界的过程中完成的，华光本是民间信仰的五显神，余象斗在小说中重塑了这位民间之神的成长史。华光天王在仙界“大闹琼花会”“闹天宫烧南天宝德关”等之后，得玉帝震怒，便派遣天兵天将捉拿华光，后来华光在萧家庄投胎吉芝陀圣母，在凡间占据清凉山，又与铁扇公主成亲，闹蜻蜓观和东岳庙。后来其母萧太婆去世，华光又游历至一十八重地狱，声讨阎王救母，在阴司大闹一场，之后便又三下鬼城丰都，遍游天下，积满功德之后最终得玉帝依奏，加封其为五封佛中上善王显头官大帝。可以说华光天王的成长历程就是三界游历的过程，无论是在仙界、凡间还是阴司，他都经历了各种斗争，并在斗争中一步步成长。再例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整篇故事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作者罗懋登笔下的金碧峰、郑和、张天师等人一路游历了宝象国、爪哇国、女儿国、苏门答腊国、撒发国等十八个国家，描绘了不同国度的风土人情，在整个游历期间夹杂着神魔斗法、斗宝场面的书写。由此可以看出，神魔题材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始终处在动态的生存状态之下，书中人物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文本所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是无拘无束、不受限制的，因此，神魔小说中的“游”母题首先呈现出来的外在特征即是主体人物行为方式的动态性。
（二）心理层——“游”的心灵认同
“游”承载着神魔小说中主体人物的成长历程，由凡到仙的身份转变需要到达灵肉合一的境界，这就要求“天理”规定性压倒性地战胜“人欲”本能，才能真正地脱胎换骨，换成个体生命的自我转化。因此“游”母题在心理层面暗含着对天理战胜人欲的价值认同，从而体悟“道”的真谛。《韩湘子全传》有诗说道：“酒色财气四堵墙，多少迷人里面藏，若有世人跳得出，更是神仙不老方。”[6]这首诗明确指出了摆脱对酒色财气的痴迷是成为神仙的不二法门，与世俗欲望的对抗不仅是经受肉体的折磨，最根本地在于心理层面对世俗欲望的摒弃。例如《飞剑记》中“钟离子五试吕洞宾”，《绿野仙踪》中冷于冰众弟子入丹炉考验道心等等都是情与理的斗争。在神魔小说中，“天理”要想真正战胜“人欲”，对于修道者则必须是“天理”的规定性在修道者的内心获取绝对性认同，也就是说“道”的至高无上成为修道者的潜意识观念，并逐步达到无意识的状态，它能够不受欲望束缚，彻底摆脱身体本能的压制，从而获得绝对的自由，这也就成为“游”的终极使命。《西游记》第五十八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中，真假悟空上天入地，拜访各路神仙探其真假，最终找到如来佛祖，如来“对大众道：‘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7]719。所谓的六耳猕猴实际上暗喻的是孙悟空的心中魔障，只有去除心魔，摆脱一切杂念，才能一心一意取得真经，悟空的“游”在于修炼心性来摆脱一切烦恼，只要达到了“无心”的境界，“魔”也就不复存在了，正所谓唐三藏所言“心生，种种魔生；
心灭，种种魔灭（第五回）。”对神魔小说中的主体人物而言，小说文本所呈现的“游”的状态在本质上是心理层面的，最终他们所达到的理想彼岸一定是实现灵肉合一的超越性转化。因此“游”母题所承载的是心理上对“道”的皈依，悟道成仙的过程是“心”所经历的对人欲本能逐渐放逐的过程。
（三）理念层——“游”的象征意义
“游”本身含有无拘无束、不受限制的含义，作为母题在神魔小说中被反复重述，蕴含着其对自由意识的象征，升华为精神的自由解放状态，这是“游”母题在理念层面的表达。神魔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处于脱离“管制”的状态之中，体现出鲜明的反抗精神和自由意识。例如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孙悟空是天地化育的石猴，自出生起便脱离了人伦物理的束缚，在水帘洞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我等日日欢会，在仙山福地，古洞神洲，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7]7。他跟随菩提祖师学道，追求“与天地山川同寿”的长生之法实质上也是追求生命的永恒长在，是对极度自由的渴望。之后无论是他“大闹天宫”、搅乱“蟠桃盛会”，还是“偷仙丹”“闹地府”等反抗行为皆是追求自由的外在表现，可以说孙悟空就是一个自由之神。同样的，类似于孙悟空对自由意识的极致追求在同题材作品中比比皆是，例如《封神演义》第十二回哪吒大闹东海水晶宫，《东游记》第八回铁拐李与诸仙童“戏放青牛乱宫”，《南游记》中华光天王大闹阴司等等。总体来看，神魔小说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肆意妄为”的世界，它已经超出了自然规律的限度，在这个世界里，颠覆了纲常伦理的束缚，摆脱了死亡的威胁。“游”母题的书写象征着对自由意识的追求，这恰恰使得人们追求个性解放的理念得到了确证。从“游”母题在文本中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延伸到小说家的创作层面，也不难看出，“游”母题折射出了小说家群体的思想倾向。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受李贽心学思想的影响，个性解放思潮影响到文学创作，小说家们对自由意识的崇尚越高涨，作品中主张肯定人性，张扬人的主体意识，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观念就越强烈，正如“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典型地代表了明代心学思潮影响下日益强化地个体自由人格”[8]。因而“游”母题的书写也正好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小说家主张反抗现实、追求自由的意识和渴望张扬个性的思想倾向。因此，理念层面的“游”母题不仅仅象征了神魔小说本身对自由精神的传达，还蕴含着作者群体的创作旨趣。
“游”作为母题参与到神魔小说的叙事中呈现出不同的功能价值，从文本创作的角度来看，“游”母题搭建起了故事情节的整体结构，将众多叙事单元串联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故事链条，此外“游”母题以其自身的动态性特征为小说叙事提供了不同的场景和情节，为读者创设了阅读期待。
（一）搭建故事框架
“游”母题参与到神魔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具有搭建故事框架的功能，也就是说“游”为文本的情节布局和总结安排提供了结构上的支撑。神魔小说普遍采用的是“天—地—天”结构模式，并且指出了此种结构模式的基本特征：“小说情节以‘天界’的神仙活动、或神仙开天辟地的‘创世’‘创生’神话为起首，以主人公在‘尘世人间’的各种‘救济’和‘修道’活动为主体，以主人公功成圆满，回归‘天界’为结局”[9]。而这种结构模式通常是通过“游”来进行链接的，“天界”的起首开始也就意味着“游”的历程的开启，主人公在凡间的救济、修道活动是主人公“游”的过程，最终回归天界的结局也就代表着“游”这一活动的结束，可以说“游”贯穿了“天—地—天”的时空转换全过程。例如在《女仙外史》中，唐赛儿本是月宫仙子嫦娥，因其与天狼星在天界结怨犯下戒规被玉帝贬谪到凡间投胎，之后恰逢“靖难之役”，作者又借助山东地区的一起农民起义本事，将唐赛儿化身为起义军的首领与天狼星转世，燕王分为正邪两派针锋相对，唐赛儿作为谪仙，从“天”到“地”的任务就是起兵勤王，她和鲍仙姑等四处游历、千征百战，最终燕王被灭，新帝登基，朝堂颁布新的诏令后天下恢复了安宁，唐赛儿也得以重返仙界，此时也就宣告了唐赛儿“游”的结束。在这部小说中，“游”参与建构了小说天地转换的始终，成为搭建起唐赛儿天界结怨后下界，完成任务后又重回瑶台的桥梁。《铁树记》也是从“群仙庆贺老君寿”谈到许逊降生，跟随吴猛在凡间学道，六斩蛟龙后功德圆满最终拔宅升天，“游”的过程就是许逊完成身份转换的过程。再例如《八仙出处东游记》，虽然其中的每一位神仙的成仙历程各有差异，但不变的是作者将他们纳入了整个完成天地转换的“游”的历程之中。还有《飞剑记》《咒枣记》《韩湘子全传》等作品皆是如此。由此可见，“游”母题以其自身的动态性特征为神魔小说“天——地——天”的时空架构提供了支柱，为小说文本搭建起了故事框架，“游”也成了神魔小说天地转换过程中所必然显现的内容。
（二）承载叙事单元
纵观明代以来的神魔小说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在整个大故事的讲述过程中通常包含着多个叙事单元，“游”母题的书写通常是将这些叙事单元串联在一起构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形成“串珠式”的结构序列。例如神魔小说的代表《西游记》一书，整个故事的主体线索就是“西游”，小说所讲述的就是师徒四人从唐长安城到西天灵山的“西游”的历程中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他们在取经路上经历的种种都成为“游”所承载的内容，包括《西游记》成书之后的一大批续书和仿作也是如此，比如《续西游记》所讲述的唐僧师徒在灵山雷音寺取得真经之后返回长安城的故事，一路上斩妖除魔，一次又一次磨难在返程之“游”的过程中一一上演。因此，正是因为“游”串联起了每一个小的叙事单元，组合起来才构成了一个个完整的“西游式”故事。再例如《绿野仙踪》这部作品讲述冷于冰这一主线人物“游”的故事，文本中的绝大多数叙事单元均是串联在冷于冰“游”的活动之中的，冷于冰的“游”自其成年离家求取功名开始，仕途受挫后参透真理便决心四处云游、寻仙访道，经历了一步步身心的考验之后得火龙真人指点逐步练就成仙之法，他在游历的途中四处降妖除魔、济世禳灾、逢难必救，中途还结识了温如玉、连城璧等人并收其为徒助他们成仙，积满功德后正式飞升，“游”也至此结束。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书中君子国、女儿国、无肠国等一个个异域国度的风土人情通过主人公唐敖、多九公等人乘船在海外游历的视角引出，“游”承载了文本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故事的出场和完结。还有《北游记》《东度记》等作品同样如此，由此不难看出神魔小说所讲述的主体故事由一个个不同类型的多个叙事单元组成，作者对这些叙事单元的拼接组合基本都是通过“游”母题的书写来实现的，正是“游”为小说故事情节的串联提供了创作平台，所以说“游”母题参与到神魔小说文本中具有承载叙事单元的功能。
（三）创设读者期待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神魔小说中的“游”母题的叙事功能还表现在其能够创设读者期待视野，从“游”对神魔小说主体结构的充分参与可以看出，“游”母题之于阅读接受者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游”所形成的动态视角能够呼应并进一步激发起读者的“尚奇”心理，明代社会各类小说、杂剧、戏曲等民间文学的兴起为广大民众提供娱乐消遣，又受到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求新求奇的风尚应运而生。而由宋元话本发展而来的通俗小说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尚奇”的文学表达，一些文人直接将“奇”列入作品的标题当中，例如《今古奇观》《初刻拍案惊奇》等，可见“尚奇”风尚在明代社会形成了一种时代风气。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者来说，追求奇趣已经构成了读者内心既定的心里图式，神魔小说中“游”母题的书写更是为接受者的这种“尚奇”心理提供了牵引。前文提到，“游”母题将小说中的各个叙事单元串联在一起，承载了一个个小故事的开启和完结，其自身动态属性能够为已经形成追求奇趣的思维指向与观念结构的读者提供指引，他们通过作品中“游者”自由的视野一步步探索每一个叙事单元，从而进一步获取对于“尚奇”心理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在于“游”与虚幻世界的联结为读者提供梦幻体验，和现实题材不同，神魔小说总是以呈现虚幻世界的故事情节为文本特征的。当现实情境无法满足接受者自身的心理需求之时，他们往往会将脱离现实的渴望投射到文学作品中，而神魔小说仙界、凡间和冥界共同建构起来的“三界”时空以及虚妄荒诞的故事情节与读者所期待的梦幻体验成功对接，“游”母题对于天地时空转换的建构功能恰恰为文本接受者的体验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所以说“游”能够满足接受者对于梦幻体验的期待，将其引入虚幻的时空之中获取愉悦的心灵体验。接受美学理论强调，“当读者面对一部具体作品时，他是根据作品所提供的各种语言、意象的暗示和信息来调动自身期待视野内各层次的经验积累，以首先找到作品与自身视界的共同点和连接点，然后方能把经过选择的作品的意象、意义纳入自己的视界结构，加以‘同化’”[10]。期待视野的生成是小说的接受者通过文本所创设的情境与自身经验相结合并融合在一起，而“游”母题在神魔小说中所显现出的对于奇和幻的追求恰好为接受者自身经验和阅读经验的“同化”创设了前提。
“游”是明代以来神魔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叙事母题，其自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参与到文本的叙事过程中也显现出一定的功能价值。除此之外，“游”也是我国古代文化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也正因如此，“游”母题蕴含着非常丰厚的原型内涵，并能够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叙述模式在小说中被反复重述。“游”母题的生成及其背后的深层思想更多的是关于古人对于生命存在方式这一哲学命题的考量，“游”的精神“更是要寻求生命的归宿，解除死亡的忧惧，希望转化世俗生命成为与道合一的存有”[11]。因此“游”的生成与人的生命意识有关，而要探寻神魔小说中“游”母题的发生学问题，还需要回归传统，从“游”的精神文化起源的范畴中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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