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翠萍
(温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美国华裔文学是指有中国血统和在美国出生、成长、受教育、工作或生活的华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关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1)美国华裔文学(也有学者使用华裔美国文学)，历经众多国内外学者专家的概念界定，至今没有定论，本文中的概念参考张子清在《与美国亚裔文学共生共荣的美国华裔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中对该概念的梳理。[1]。可以说美国华裔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被烙上了“族裔化”的印记，族裔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和存在方式。不同发展阶段，华裔作家对族裔化的表现程度和形式不尽相同。19世纪初期，华裔作家和作品很少，也没有明显的族裔化现象。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初，深受美国文化影响，华裔作家在处理族裔化问题时倾向美国化。尤其是二战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华裔作家逐渐认同“模范族裔”观点，竭力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背景融入到美国主流文化中。中美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对等的，美国文化和美利坚的自由和文明凸显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怪异和落后。20世纪60—70年代，受美国本土社会进步运动(包括民权、女权运动等)的影响，华裔作家希望能够改变“模范华裔”的刻板形象，开始重视华人民族个性的彰显。这一时期华裔作家在族裔化表达方式上有了分歧，出现了著名的“汤赵之争”，但是首要的目标都是希望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华裔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试图透过作品展示中美民族文化可以共存。新时期(主要指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大量新生代华裔作家崛起以及经典华裔作家文学书写的转变，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有意或无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去族裔化”现象：即淡化或模糊作家的华裔身份，书写非华裔、非中国题材，突破以族裔文化身份认同为中心的政治诉求式书写模式，试图创作不带华裔标志、体现普世主义关怀的文学作品。该现象为美国华裔文学在新的世界视域下的反思、自省和重塑开阔了更为高远的眼界，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可能性；
但同时也对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概念和民族特质性造成了冲击，使之面临更多的未知性和潜在的问题。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空间和研究者群体上先后在美国本土、中国台湾和大陆展开，并在范畴上一直是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一支。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推进，在世界文学新观念、离散、跨国别研究等理论的影响下，美国亚/华裔文学呈现出世界性的批评视野，从本土化向国际化转变，正在进行开放式的、多维度的研究，并呈现去民族化转向。黄秀玲(Sau-Ling C.Wong)在《去民族化之再思考：理论十字路口的亚美文化批评》(DenationalizationReconsidered：AsianAmericanCulturalCriticismataTheoreticalCrossroads)一文中指出，亚美研究中出现的去民族化转向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对文化国族主义关注的日益减弱、亚洲人和亚美人之间渐增的互渗性、从美国本土观点到离散观点的转换[2]。林英敏(Amy Ling)在评论任碧莲的小说《莫娜在应许之乡》时，认为作者在进行文化异装(即模糊族裔界限)，并指出“如果一个人不跨越……传统但武断的界限(出生、血统、种族和民族的概念)，就会停滞不前[3]。马圣美(Sheng-mei Ma)在《美国亚裔和亚裔离散文学中的移民主体性》(ImmigrantSubjectivitiesinAsianAmericanAndAsianDiasporaLiterature)一文中，跟随许多研究跨国主义或去民族化学者的脚步，试图从作品的敏感性、生产和接受条件等方面来探讨可以被称为“散居”的亚裔文学作品[4]。在《跨国主义亚裔美国文学：场所与过境》(TransnationalAsianAmericanLiterature：SitesandTransits)一文中，林玉玲(Shirley Lim)和其他编者们也认为应该从跨国的角度研究亚美文学中的问题[5]。可以看出国外仍然将美国华裔文学纳入美国亚裔文学批评范畴，新时期，他们更加关注亚裔美国人作为全球移民的身份和美国亚裔文学跨国和离散的特质，甚少直接涉及“去族裔化”现象。
与之相比较，国内研究者对新时期美国华裔文学的“去族裔化”现象则给予更多的关切。《新世纪的美国及海外华裔文学》(2)本文记录了青年学者王凯对来自国内外的12位美国及海外华裔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作家的访谈。一文详细记录了华裔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学者对该现象的观察和思考：赵文书分析了几部新近发表的美国华裔小说中的“去族裔化”现象；
陆薇认为该现象使一些华裔作家的创作显示出了美国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的特征；
潘志明指出这一现象与华裔作家与中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中国近30年来发生的变化不无关系；
张龙海提到全球化浪潮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
石平萍指出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亚裔文化民族主义运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去族裔化”写作[6]。徐颖果在《离散文化视角下的美国文学及其发展趋势》一文中，认为近年美国文学发展中“主流文学的族裔化”和“族裔文学的经典化”之间的区别正在模糊，这使得“去族裔化”的创作取向和作家定位取向在族裔作家中普遍存在[7]178。与此同时，一些优秀的博士论文对该现象也有涉猎。董美含在《90年代后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一文中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后登上文坛的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去族裔化”写作[8]35。在《规训与抗争: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研究》一文中，唐书哲从族群边界和作品内容方面分析了新时期一些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本越界”现象和“去族裔化”趋势[9]79。另外，新世纪出版的一些著(编)作也涉及“去族裔化”现象。魏金凤在《边缘生存：北美新生代华裔小说的存在符号学研究》中探讨了刘绮芬、刘恺悌等新生代华裔小说家作品中的“去族裔化”现象[10]43-78；
张琼在《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主体反思》一文中提到了经典华裔作家谭恩美在新作《拯救溺水鱼》中的“去族裔化”写作转向[11]110-119；
还有徐颖果主编的《离散族裔文学批评读本：理论研究与文本分析》，也收录了不少涉及“去族裔化”现象的研究文献[7]91-186。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专家和学者也敏锐地意识到该现象背后潜在的问题。潘志明在《跨国主义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之我见》一文中指出新时期的一些作品中的“去族裔化”现象本质上是“去中国化”，是对中国文化的拒斥，是美国化移民意识的翻版[12]；
徐刚在其博士论文《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裔美国文学话语流变研究》中警示没有文化根基的“去族裔化”和普适性价值追寻无异于空中楼阁[13]。
综上所述，新时期，国内外尤其是国内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文献中，“去族裔化”现象早已是频频出现的话题，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相关论著是专注于该现象研究，已有研究多止于概括性的评述，缺乏深入的理论探究和文本分析。同时，对越演越烈的“去族裔化”现象，研究者更多肯定该现象给美国华裔文学带来的机遇，但是对潜在的挑战和风险缺乏深入的分析。本研究结合已有研究，依据相关理论，深挖现象背后的原因，再结合文本分析，探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去族裔化”的表现形式，最后辩证反思该现象对新时期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可能带来的意义和挑战，并提出自己的构想和观点。
美国华裔文学的“去族裔化”现象从零星出现到新时期的快速发展，受到全球化发展、文学理论批评、主流媒体和作家自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推动。
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变化，更是文化上的革命，尤其是对民族文学的概念和传统发起了潜在而巨大的挑战。资本全球化对各种界线的抹平使全球呈现一种去民族化的地方化、碎片化的景象，全球化下的文化和文学正在经历去民族性的过程[14]120。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空间距离逐渐消失，地理位置也不再是互动和交流的阻碍，民族和身份认同逐渐被去中心化、趋同化、流动性等全球化思潮影响和取代[15]133。全球化的语境似乎为原本处在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和各少数族裔的文学发展营造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空间和氛围，所谓主流文学的中心地位会被不断冲击和瓦解，他们只要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自然融入，并成为世界文学中重要的一支。这一背景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带来了鼓舞和难得的契机，深受全球化视域下散居、多重移民和世界公民等观点的影响，活跃在新时期的美国华裔作家慢慢建立起在移民和散居语境下实现身份认同的自信，因此，华裔性和中国执念在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很强烈的折射。越来越多的华裔作家，不再聚焦在族裔问题和族裔化表达上，开始更多地关注普世话题，不断拓展和丰富自己的写作主题和文学表达方式。
美国华裔文学的“去族裔化”现象也得到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助力。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转向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中族裔性内涵减弱有关。反过来，也会影响华裔作家淡化“族裔性”、重视“文学性”的创作观念的转变。正如汤亭亭所说：“我觉得自己在美国亚裔文学中的角色是：我努力写作，希望人们认真地将我们的作品视为文学，而不仅仅作为民族学、娱乐节目或异国情调来看待。”[15]95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亚裔文学批评呈现出世界性的视野，在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学新观念、离散、跨国别研究等诸多文艺理论的引入，大大拓展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维度，推动了“去族裔化”转向。歌德在19世纪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随后众多西方学者也对世界文学提出种种构想，随着世界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世界文学观念不断更新成熟，成为旨在打破民族/国别文学研究的人为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之成为探讨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之关系的一门开放的学科[16]。新的世界文学观念提供了一种动态的多维视角的研究范式，进而文学研究逐渐摆脱传统的僵化局域，它提倡各民族、各国家、各时代的文学都有权力和机会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获得一种平等地位和话语权[15]133-135。时至今日，“去族裔化”既是美国华裔文学进军世界文学舞台的一个途径和手段，也是美国华裔文学世界性批评转向的一个结果和表现方式。
美国主流文学媒体的影响也是美国华裔文学出现“去族裔化”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同时期，美国华裔文学和作家的发展和成功离不开主流媒体的推介，如黄玉雪(代表作《丑女阿五》)、汤亭亭(代表作《女勇士》)、谭恩美(代表作《喜福会》)等，都曾获得美国主流文学媒体和学者专家的推介，斩获各类文学奖项，然后开始慢慢进入大众的视野，再引起国内相关学者和专家的研究和推崇。新时期，尤其是21世纪，不少80后的华裔作家开始崭露头角，慢慢成熟起来，并引起美国主流作家和文学媒体的关注和推荐。值得注意是，获得关注的作品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淡族裔化”和“去族裔化”现象。伍绮诗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其长篇处女作《无声告白》获得美国亚马逊年度图书和马萨诸塞州图书奖、亚太裔美国文学奖等众多奖项，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热销。她的第二部作品《小小小小的火》同样受到热捧，在摘下当年的美国亚马逊年度图书桂冠的同时，更是囊括了27个年度图书大奖。目前这两部小说的中文简体版已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引起了国内很多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和研究。而这两部作品中，族裔都不是核心主题。《无声告白》以一个中美跨族婚姻家庭为框架，探讨了边缘人、女性发展、亲子关系、家庭教育、青春危机、个体发展和同性恋等众多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话题；
[17]《小小小小的火》主角是一对白人母女和一个白人家庭，族裔内容只是佐料[18]。另外，还有不少深受美国主流文学媒体青睐的新时期华裔作家，在作品中也用了“去族裔化”的表现方式。比如何舜廉的获奖小说《玛德琳在沉睡》(2004)，讲述了巴黎女孩玛德琳在梦幻中跟随吉普赛杂技团去流浪的故事，没有一丝华裔的影子，也没有中国文化因素[10]20。如果说早期的族裔化写作是华裔作家走入美国主流文学媒体和寻求自我发展的途径，那么，新时期“去族裔化”写作也是华裔美国作家寻求商业利润、追求自身文学价值、融入主流文学等多重需求下的最佳选择。这种趋势和转向从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持续关注具有移民、多重文化身份的作家及其创作主题也可以窥见一斑[19]。
华裔作家自身的原因也是美国华裔文学“去族裔化”现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一方面，新时期的许多华裔作家都是移民二代、三代，甚至是四代，虽然他们出生在华裔种族群体中，但他们不一定在意识层面上具有华裔种族身份，或者这种种族意识已经被大大削弱。因为种族不一定总是被赋予的，它更是一种在“上下文”“情境”和连续的定义、形成、变化和重新定义过程中的构建[20]；
另一方面，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美国国内对少数族裔的殖民方式从显性的法律、政策转向了隐性的刻板印象，新时期的华裔作家与深受显性殖民和族裔歧视的前辈相比有了不一样的感受[21]16。历经几代人的抗争、努力和积累，新时期华裔美国人慢慢改观了原有的负面形象，文化水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大大提高。在现实生活中，种族所带来的身份困惑和危机并没有全然消失，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和歧视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华裔与以往相比，有着更宽松的话语和诉求的氛围和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隐藏或消解了族裔压力。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强大，中美之间的对话也不断加强，借助技术和交通的便利，新时期的华裔作家不再对未知的中国文化充满东方主义影响下的扭曲与妖魔化，能以更加客观和理智的态度来对待中美文化差异问题[21]44。作为生存在美国的少数族裔，华裔作家依然深切关注身份问题，但是已不像早期华裔作家那样，执着于作品的“族裔化”内容和表现形式。他们成长在提倡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各种文化思想和潮流的影响和塑造，更有勇气去拒绝和颠覆已有的模式，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层面上，更多地关注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出现了私密化、个人化趋向，淡化了其作品的族裔特性，更接近美国的主流文学[22]。
20世纪末，随着新生代华裔作家的崛起以及经典华裔作家的创作转变，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去族裔化”以多种方式呈现。他们不再着力于族裔本质论的求索，开始将创作集中于华裔美国人个体的深层心理与诉求，并将华裔文学提升到对人性普适价值的意义层面，华裔的自我求索走向了反本质论的多元探索道路[23]。
首先，美国华裔文学不再只讲述华裔的故事。在新时期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华裔角色依然占据很大比重，但是已经不是绝对的主角，作品角色越来越多元化，包括美国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比如何舜廉的《玛德琳在沉睡》描述了法国农村女孩玛德琳的梦境[10]170，伍绮诗的《无声告白》的女主人公是一位白人女性，《小小小小的火》的主要人物则是一对单亲白人母女和一个中产阶级白人家庭。新时期，经典作家作品中的角色选择也有这样的变化。比如谭恩美的新作《拯救溺水鱼》中的12位游客就有白人、非裔和华裔，包括专业人士、家庭主妇、抑郁症患者、同性恋、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白人是其中着墨最多的人物[11]110-119。
其次，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创作主题出现了明显的“去族裔化”现象。新时期的美国华裔文学所涉及和探讨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民族性、身份追寻、母女关系等，还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比如，伍绮诗在《无声告白》中探讨了白人女权、亲子关系、同性恋的话题，其另外一部小说《小小小小的火》则主要涉及生殖自由、单身妈妈、规则与自由、领养关系等主题。美国新锐华裔作家林韬，在其代表作《咿咿咿》中探讨了平庸无聊的日常生活下面充满梦幻、虚无、怪诞、暴力等内容的无意识世界，以及现实生存中的精神困境和心灵深处强烈的意义渴望[24]30；
邝丽莎的侦探小说《花网》讲述了中美两国警察合作破获一桩熊胆走私案的故事，其中涉及的中国文化只是背景和外衣，动物保护、人权状况和文物走私等问题才是主题[10]159-169。与此同时，一些成名华裔作家也开始在作品中尝试“去族裔化”书写形式，不拘泥于书写华裔的美国经验，而是把目光投向全人类，探讨和平和命运等超越族裔性的普适主题，超越了传统华裔文学的主题边界[9]82。汤亭亭的《第五和平书》以美国当代人的生活为语境，表现了世界和平的主题[9]97；
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以12位种族、职业、地位不同的美国人的一段神秘的旅行为故事框架，探讨了包括民族、命运、传媒等在内的普遍话题，以及人与人、苦难和命运的关系[9]88。新时期的华裔作家不再以中国元素为创作核心，尤其是普世元素的加入，可以帮助作品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与共鸣。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并非完全抛弃了族裔问题，有些采用了杂糅的方式，将族裔问题融合进人类普适命题中，让华裔问题作为故事的“佐料”，使读者在关注其他问题的同时留意到华裔群体的困境，无形之中为华裔争夺话语权助一份力[21]48。
美国华裔文学的“去族裔化”还体现在文学表现形式上。早期传统美国华裔作家擅长以自传的形式和历史性叙述方式，常以洋泾滨式英语，描述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生存经历。新时期活跃在文坛的华裔作家群很多都经过专业、学院的文学创作训练，在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语言与创作技巧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文学素养，作品的族裔化痕迹已经很淡，多了对经典的传承和文学上的创新。在文学表现方面更加重视世界化、文学化和个性化，对族裔性的表现更加隐性，常以多元化的书写策略来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和文学思想。比如，林韬善于用超现实和黑色幽默的笔法展现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状态，在《咿咿咿》中，他灵活运用了林奇主义的叙事方式，突破了理性化、逻辑化的传统叙事模式的束缚，尝试超验性叙述，让读者深刻体验到貌似荒诞不经但又极其真实的21世纪现代都市社会生活的无意义化的悲剧性[24]30；
黄锦莲娴在《点心》中，熟练运用“个人化”写作，通过书写个人生命体验解构以往宏大的叙事，彰显其审美意识，体现了作者对传统华裔文学的超越与独特的文学追求[25]；
何舜廉则戏仿式地重写了西方经典童话，对压制边缘个体的主流文化进行了颠覆，其长篇小说《玛德琳在沉睡》所体现的奇幻叙述情节和“超文本”叙述技巧深受评论界赞赏[10]170-179。不但新生代作家如此，一些已经成名的经典华裔作家在新的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突破了族裔化表现形式，有了更多新的尝试。如谭恩美在新作《拯救溺水鱼》中，一改往日有意而为的“华裔”风格，尤其在语言方面，通篇没有简单、平面、可爱的洋泾滨语言，文字优美生动、精湛典雅[11]110。
全球化语境下，新的世界文学观念为美国华裔文学跨越民族文学的辖域限制提供了实现路径。美国华裔作家从早期试图通过文学发声，争取平等的权利，到借助在文学作品中高歌文化融合，以获取融入主流文学和文化的途径。如今，他们可以摆脱“族裔化”写作的羁绊和束缚，不必局限于自身的华裔身份和族裔性创作主题，自由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实现自己的文学追求和抱负，实现个人身份构建和价值。“无须通过与其‘中国性’划清界限来证明其身为美国文学一部分的合法性。因此，创作想象的发挥空间不受任何局限，作家冲过重重限定，享受着将自己的作品变成“真正的文学作品”的快乐和自由”[8]6。“去族裔化”也为美国华裔文学摆脱边缘地位，走入世界文学主流并积极发声带来了可能性。以骆里山、林玉玲、金伊莲为代表的亚裔文学批评家，主张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为媒介，形成亚洲文学联盟对抗全球化的歧视现实，使亚/华裔文学面向世界,具有更高层次的多元性,兼具族裔性、全球性、跨国界性的特征[15]133。“去族裔化”不失为美国华裔文学对抗歧视、走向世界的一种迂回方式。在新的历史舞台中，美国华裔文学可以通过“去族裔化”的方式，将目光投向更具普世意义的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融入世界主流文学，然后抓住机遇，不断重塑自身，以独特的文学价值和艺术形式渗透或冲击世界文学格局，成为其中耀眼的个体。
然而，“去族裔化”现象给美国华裔文学带来的不止是机遇，还有冲击和挑战。它在给新世纪的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带来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美国华裔文学的概念和范畴，会使之陷入超族裔化和泛中心化的危险，丢失自己的历史根源和族裔特质性。要超脱狭小的族裔空间，同时又被它在一定意义上限定，这是许多华裔美国作家要面临的问题。任碧莲曾经很不乐意被称为“亚/华裔美国作家”，她认为每一位作家都希望成为一名普通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者。不过后来她也承认，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如果一个作家不被标签化，那么他就会被遗忘。因为在人人都质疑和寻求自我的美国，身份认同非常重要。华裔作家游朝凯(Charles Yu)以新作《唐人街内部》(InteriorChinatown)获得202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小说奖，小说主人公威利斯·吴(Willis Wu)，以一个模式化、通用亚裔人(generic Asian)的身份参与拍摄一部以唐人街为背景的警匪剧《白与黑》，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唐人街的秘密和自己家庭的历史，小说以幽默而又尖锐的方式揭示美国社会对亚裔和其他族裔及边缘人群的刻板印象问题[26]。作品的成功和引起的广泛评论说明族裔问题是华裔作家无法避免、也不应该回避的命题。
新时期越演越烈的“去族裔化”现象已然将美国华裔文学发展推到了“后美国华裔文学发展时代”，美国华裔文学需要在新的世界文化和文学视域中对自我进行重新定位，并兼取所长、规避所短。首先，不能过度和极端实践“去族裔化”，从而陷入超民族主义、趋同主义和泛中心化的误区。“全球化绝对不是脱离民族文化而存在的超民族文化，推动文化的全球化不能通过削弱和消解文学的民族性”[14]122。“认真地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创造有充分民族特点的民族文化”[27]是消解全球化所带来的趋同化危险的重要途径。民族文学要突破民族和地域的狭隘性，才能成为世界文学。但是世界文学的目标不是文学的趋同化发展，世界文学以其对话与异质性，可以被视为是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多维的网状关系，一种在发生、建构的文学关系[28]。同时，也要警惕部分作家和研究者将“去族裔化”和“去中国化”相提并论，变为翻版的美国化移民意识。面对越演越烈的“去族裔化”趋势，华裔作家更需要保持自省的清醒和理智，抓住机遇进行自塑和重新定位：在全球化推动的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勇敢越界、不断突破自我的同时，坚定自身的族裔性；
在世界各国文学共存的格局中，坚持互动和对话的原则，积极融入世界主流文学、重塑新经典的同时，高举美国华裔文学旗帜，坚守自己的异质性。
新时期，美国华裔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皆出现了跨国、跨界和流动的概念和趋势。“去族裔化”现象，有助于华裔作家和文学研究者突破早期民族、身份认同的单项关怀，广泛拓展写作话题、创作模式和研究途径，对既往的历史与文化认知进行更深刻地追问、探究甚至反叛，重构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格局，突破空间和族裔的限制，积极融入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和世界文学发展的新格局。但是过度或极端的“去族裔化”也会使美国华裔文学执着于追求文学的世界性、主流性，从而削弱和消解美国华裔文学的民族性和异质性，失去自己的历史根源和特色，走入超民族化和去中心化的发展误区。在全球化不断推进和世界文学格局日益变化的新形势下，华裔作家需要理智对待“去族裔化”现象，在勇敢越界、寻求多元化发展和坚守美国华裔文学民族异质性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坚信族裔文学也可以成为经典，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打破身份认同和文学创作的族裔性束缚，寻求自我发展和重塑，力争在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百花齐放的新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同时，文学不是脱离社会现实地基的凭空的想象，美国华裔文学除了追求文学审美价值，也肩负着社会使命。在全球化发展和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美国国内对少数族裔的殖民方式从显性的法律、政策转向了隐性的刻板印象，尤其在新冠疫情时期，美国社会种族问题凸显和“反对仇恨亚裔”活动持续进行的背景下，美国华裔文学更需要在广阔的文学和创作空间中，灵活利用“去族裔化”写作的优势，深刻挖掘族裔这个世界主题，或者采用杂糅的方式，将族裔问题融合进人类普适命题中，追求文学价值的同时，肩负为华裔群体发声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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