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现伟
风险和直接到来的灾难有所不同，风险的核心含义是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风险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防范和应对将要到来或者可能到来的风险，以便为人类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在风险治理的理论体系中，除了风险评估、风险分配、风险控制体系的建构，风险治理主体的思维方式也是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当前研究中，一些学者看到了主体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并把底线思维与风险防控联系起来展开研究①王喜灿，范斐.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国企重大风险[J].人民论坛，2019（4）：76-77.。但他们大多关注的是具体领域的风险控制，对风险治理主体本身的思维还缺乏足够的关注。也就是说，人们到处都在使用风险意识、风险思维、底线思维这些概念，却对这些概念本身以及它们与风险治理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区别于日常生活中对各种风险的一般思考，从底线思维这一方法论角度，研究现代社会中风险治理主体的思维方式，也是值得学界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在考察风险治理普遍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底线思维在主体考虑风险治理问题时的思维方法特征，并试图说明底线思维是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所需要的理性思维方式。
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自身的特性。根据西方学者贝克等人的看法，现代社会风险的第一个特性是它的不易控制性。比如，能源危机带来的风险、核战争的风险、市场震荡带来的风险等，它们的能量巨大，人类现有的技术难以在风险发生后形成相应的控制体系。现代社会风险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不确定性，风险变得极容易传播和感染。随着技术进步，全世界各地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这就极大增加了现代风险发生的概率。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就是风险全球化的典型案例，不同人群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构成了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选择应对风险方式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产生新的风险。无论风险本身的特性和类别有多少，风险治理的基本诉求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生命安全诉求。生命安全是人类的第一诉求，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基本条件。在传统社会以及工业化早期，生活资料还比较匮乏的条件下，人可能会被干旱、水涝等自然条件剥夺生命。现代社会条件下，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因生活资料匮乏危及人的生命安全的案例大大减少。换句话说，以温饱满足为标志的人类需求已经得到了实现。所以，现代风险治理的主要任务是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人的生命安全的威胁和压制。或者说，风险社会的出现恰恰是以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便利和富足为前提的。例如，尽管现代社会中人的基本生活资料已经十分丰富，但是不可预测的暴风雪、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风险，依然是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因素；
或者战争、瘟疫、财产上的重大变故等，都有可能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致命的伤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时代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自觉承担。真正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作为发展的出发点，是避免风险演变成巨大灾害的理论前提。
第二，生存安全诉求。在现代社会中，物质生活资料已经非常丰富，理论上讲人类不应该再为个人的生存安全而担忧。但是，现实中仍有大量的人为生存而忙碌，“生存艰难”依然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问题。生态风险、技术风险等会对人类造成突如其来的挑战，“在风险社会里，由于人们必须思虑事关自己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和灾难问题，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有关风险控制与管理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都无疑经历了一个碰撞与崩溃的过程：首先，人们了解到技术王国里的技术垄断特权使得技术权威们可以随意而武断地确定那些与巨大风险和灾难有关的、社会公众在心理上可以接受的风险底线”①贝克，王武龙.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下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5）:60-72.。但是，人类其实不过是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面对了这个古老的命题：生存充满了风险。在技术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技术权威掌握着关于风险的大量信息。相对而言，技术权威更容易应对这些风险，而对于风险知之甚少的公众来说，生存的风险是成倍增加了。但是，技术权威也只是社会这个庞大系统的一个成员、一个部分，其他领域仍然有大量的复杂系统存在，而技术权威对此也未必拥有足够的知识。所以，技术权威其实和普通人一样，同样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安全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期望风险带来的伤害最小化，能够保护好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安全。相较于生命安全的诉求而言，这个诉求在要求上略微有所提高。这种情况显示，公众对于风险的承担底线具有主观性，风险治理的方案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在接下来的方案实施中才有可能做得更加合理和有效。
第三，发展安全诉求。这一类风险属于高阶风险，虽然不直接涉及人的生命安全，甚至也不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但是却和人的未来发展有重大的利益关联。大多数人在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满足之后，都会有更多追求，以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但并不仅仅是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才叫安全问题，人的发展遇到了风险或者威胁同样也是安全问题。获得了一定经济积累的国家和社会面对的风险主要是来自发展安全的风险。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发展风险指的是我们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能不能顺利实现的问题，它所关联的安全是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安全。这里的安全指的是国家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条件安全”。改革开放40 多年，我们国家面对的风险主要来自发展风险。无论是城市治理、乡村治理，还是环境、交通、金融、国际关系等，我们在治理过程中都必须面对和解决一系列的安全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决策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提高国家在面临各种安全危机和挑战时的应变能力，这也代表着我国在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决心和意志。
底线思维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思维，它要求人们从各个方面探讨事物的联系——既要了解风险发生的可能前提和结果，同时也要了解自己的责任、权利和目标要求，并在这种双向的对比中建立自己的底线意识。由于底线思维的“底线”本身与安全问题密切关联，我们思考底线的实质也就是在思考安全问题的解决良策。长久以来，人们都习惯了用“刺激—反应”式思维处理身边的难题或者风险。当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因应思维多数时候确实有效。但是，在新兴风险兴起的背景下，长期性、慢性和弥散性的风险后果较多，等到造成重大灾难需要进行应急管理的时候，为时已晚①张乐.以风险治理转型有效应对新兴风险[J].国家治理，2019（36）：24-29.。应该说，底线思维把注意力放置在风险预防上，从条件的变化中寻找发展的契机，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质量互变规律的当代运用。底线思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第一，底线思维是对系统思维的发展和深化。日常生活中，“底线”这个词既可以指称最低标准、最低要求，也可以指称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作出让步的某种立场和位置。诸如此类的底线，虽然具体形态和标准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性，都是主体依据自身利益、情感、道义、法律所设定的不可跨越的临界线、临界点或临界域②张国祚.谈谈“底线思维”[J].求是，2013（19）：49-50.。也就是说，底线思维是引导人们去寻找风险边界，并且能够在边界上采取合理行动的思维方式。但是，坚持底线的前提是人们必须对事情有一个系统、整体性的了解。比如，和风险相关的交通、财产、医疗水平、天气等，都应该是要考虑的内容。只有系统考虑之后，才能最终确定行动的底线。当然，系统思维本身并不包含要划出底线的要求，底线是主体带着一种目标去寻找的东西。只有在系统思维的保护之下，人类所认定的底线才能够是科学的，因为底线安全本身已经意味着系统安全。底线思维意味着我们在风险面前要懂得知止，但它不是建立在直觉上的智慧，而是以系统的评估为前提。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抗击过程中，政府决定采取隔离等措施控制疫情的传播风险，就是以系统分析为前提的。
第二，底线思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底线与高线之间、安全与发展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为底线思维的正确使用提供了重要的思维前提。在底线思维看来，发展也应该以维护底线安全为前提，底线和目标之间也是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当人们要坚守底线时，实际上暗含着实现目标的诉求；
当人们要实现某个目标时，也应是做好了充分的风险评估和力量积累。底线思维更加关心对风险进行控制和引导，其理由基于最初设定的目标。如此看来，立足于底线思维，发展才能有坚定的信心，人们才能够在选择中大胆取舍，从而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第三，底线思维承认风险的二重性，是一种谨慎的理性。风险治理理论虽然强调风险的消极后果，但并没有仅仅在否定的意义上来定义风险。实际上，在揭示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的同时，风险治理理论也指出了风险对于促进社会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性，这就是风险存在的“二重性”特征。吉登斯指出：“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
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③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风险还有一种积极的效应和因素。作为尚未成为现实的存在，风险究竟是否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个是难以界定的。从底线思维出发，将有助于我们对即将到来的风险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因为我们知道底线，所以至少能够保护我们的基本安全。根据情况的发展，如果是消极后果的风险，人们应当划定自己的边界，主动去阻止一些事情以维护自身安全；
而对于能够促进社会创新和发展的风险而言，则应该化危为机，重塑并开拓自己崭新的生存空间。所以，底线思维本身表达着一种谨慎的理性，不能把它仅看成一种防止风险的消极方法。
第四，底线思维是一种要求树立责任意识的风险思维。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之一。在以往对自由的理解中，人们更加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自由和经济的联系。但是，在风险社会条件下，自由和责任被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人的发展不仅被理解为个性自由的全面显现，而且也意味着人的责任能力的养成。现代社会总是与各种风险相伴而生，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可能不对他可能遭遇的风险做好承担的准备。历史地看，可能会有一些人由于对风险的恐惧而导致了个性蜕化，变得畏缩不前、胆怯保守，但是这种蜕化只是历史的少数。相反，人类恰恰应该在风险治理中寻求对个人自由的新理解。这种理解的关键是要理性地审视现代风险的多重维度，理性地理解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从保留个性的角度来理解自由。这样看来，人们在风险治理中，维护底线即意味着对人的自由和责任关系的正确认识，所以坚守底线才具有了道德和方法论的意义。
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风险的出现具有两面性，它既可能是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也可能是我们实现目标的重要契机。为了科学合理地治理风险，我们必须认真寻找量变导致质变的那个“度”的条件。与其被动等待风险带来灾难后再行动，不如未雨绸缪，采取主动性治理思维。此外，预防风险不应该是将新生事物扼杀在萌芽之中，毕竟新兴的风险具有长期性，其演变过程的慢性显现特征注定在治理过程中要求人们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操之过急，跟随式的适应性调整策略或许更加稳妥有效①张乐.以风险治理转型有效应对新兴风险[J].国家治理，2019（36）：24-29.。因此，从底线思维出发来思考风险的条件，从而理性地确认自己的安全底线以及自身的行动边界，应该是风险治理的正确思维路径。
第一，掌握真实情况，认识风险存在的方式和条件。现代风险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有时候一些风险信息已经暴露出来，但人们并不确定“一场灾难”是否真的会到来。所以，准确认识风险在哪里、底线在哪里，是风险治理的第一步。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风险治理者首先需要了解该种病毒传播的危害程度和传播方式；
其次需要了解有多少人在什么地方感染了该种病毒，以及他们当下的生活状态；
最后需要了解有无特效药物及最基本的治疗方案有哪些。这些情况都是发现风险之后，风险治理者所必须掌握的信息，同时还需科学评估在现有情况下会不会引发更大的风险及可能会达到什么程度。面对可能降临的风险，即使风险治理者很难了解关于风险的所有方面，也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真实信息。风险治理的第一步，就是风险治理者要了解真实情况，这也是底线思维所要求的。
第二，恰切评估风险相关各方的合理诉求，确定承受风险的能力范围。在对风险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之后，风险治理者还应考虑的是，风险涉及人员以及风险治理者自身所能够承受风险的最低限度是什么。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整体保障水平的提高，个人遭遇的风险往往都不涉及“生命”这一根本的场域。一般而言，风险危及的主要是生命之外的附属物，比如财产、荣誉、发展机会等。但是，这些内容往往也涉及相关人员的核心利益，如果风险降临，个人很有可能把相关事项看成是他的底线。这些不同的底线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人的利益边界。不同人的利益边界的综合叠加，又构成了庞大的系统性的风险场域。所以，风险治理者需要考虑相关人员的利益边界，从而来划定治理主体能够承受的安全底线。相对于掌握优势资源的人群而言，在风险来临的时候，弱势人群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这是因为，弱者的生存边界本身都比较狭小，生活常常缺乏安全感，即使仅仅是生命之外的附带利益受损，他都有可能会把这个损失看成是整个生存安全的丧失。近年来，我们国家大力发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其他各种保险事业，正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第三，立足于发展和成长，反思自己在风险面前应该承担的责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0.这就是说，人这种存在物，他是以发展和成长来衡量自己的，如何继续发展既是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这个人对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应该说，风险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风险使人生活在一个安全感匮乏的环境中；
另一方面，风险又有可能促使个体奋发图强，进而促进自身知识和德行的成长。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目标，就要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坚决反对任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图谋，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这里所说的颠覆性错误，就是指根本性、方向性错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为各种干扰所惑，不生搬硬套西方思想理论和制度模式，这是牢牢把握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的重心所在。
第四，立足于制度建设，完善风险治理的公共决策体系。进入21 世纪以来，我们国家成功应对了“非典”、国际金融危机和地震自然灾害等重大风险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我国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面对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能够快速反应、科学决策，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汇聚成化解和对抗风险的强大动力。另外，风险治理所需要的前瞻性考量，有时可能与一定的短期利益相冲突，需要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风险治理所涉及的范围，常常超出传统治理格局下功能与区域的边界划分，需要不同“条”与“块”之间的有效配合。这些要求的实现，都需要强有力的力量来统一协调和组织。在我们国家，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是风险治理的根本制度保证。
从底线思维出发，风险治理的重要方法就是抓住薄弱环节、关键环节，并且从政策和制度设计上把预防这个环节嵌入治理主体的工作范围和责任范围。严格贯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健全完善责任与权力统一的风险治理体系，是高质量预防和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内容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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