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珍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说话”在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义项是“用语言表达意思”，在《现代汉语大词典》[1]546中还有 “闲谈、交涉、指责、言辞、主张、时间短、事情”等诸多义项，据《汉语大词典》[2]248和《近代汉语词典》[3]2009可知，“说话”在古汉语中也可以表示“说书、话本、争吵、口音、经历、情况”等意思。词典中“说话”最早的义项就是“用语言表达意思”，其他的义项都是后来才有的，那么“说话”作为言说类动词的上位词，最初是如何产生的？目前学界关于“说类词”(1)汪维辉将“说、言、曰、语、道、讲、说话”等表示言说的动词统称为“说类词”，本文借用这一术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言、曰、语、道、说、讲”等单音节词汇的词义对比及历史兴替，仅有汪维辉、邱冰两位学者对“说话”的来源作了梳理。
汪维辉(2003)[4]指出，动词“说”在中古时期有了重要的发展，词义由“解说；
谈论”扩大为“一般意义的说”，并且“说”的受事出现了新的类型，“言、语”等开始充当其宾语，没有见到“话”作为宾语的用例。唐代出现了表示一般意义的“说话”，可能是由“说故事”义引申扩大而来的，汪维辉引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的相关考察作为论据。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认为：“话，在古代有一种意义就是故事，至少在隋代已经通用了，直到宋元明代都保持此意。”[5]202也就是说，汪维辉认为“说话”产生之初就是一个动宾结构，表示“说故事”的意思，之后发生了词义扩大。
邱冰进一步指出：“说”之后接“言、语”等受事宾语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的译经，“说”的词义扩大和新用法的产生都是受到了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梵语和汉语接触的结果。[6]邱冰认为：“‘话’从上古时期开始，主要用作名词，表示‘话语’” ；
中古时期，“话”可以用作动词，“谈话、言话”等属于两个动词的连用；
唐代有了“说话”一词，但不是两个动词的并列形式，而应该分析为一个动宾结构。邱冰指出，“说”后跟受事宾语“言、语”的用法以及“说言”两个动词连用的情况，为“说话”一词的重新分析创造了条件。[7]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从中我们得到了一些启示和参考。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用言语表达意思的“说话”，其历史来源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我们认为 “说话”表示“一般意义的说话”，不是从“讲故事”义引申扩大而来的，理由如下：
其一，《汉语大词典》[2]175和《近代汉语词典》[3]811列出的“话”表示“话文、故事”义的例句最早出现在唐代，两部词典给出了相同的例子：
(1)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唐·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
胡士莹所举“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其出处为宋人所编的《太平广记》，转引自隋代侯白的《启颜录》，董志翘《启颜录笺注》[8]120认为该句中“好话”的释义当为“有趣的话题”，“话”在隋代是否有“故事”义尚未确定。
其二，“说话”这一组合始见于唐代，即使我们承认“话”在隋代有“故事”义，但“说话”的“讲故事”义和“用言语表达意思”义近乎同时出现，在时间上没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很难考证两个义项之间的词义引申关系。胡士莹给出了“说话”表示“讲故事”义的三个例子分别是唐代郭湜《高力士外传》“转变说话”、李商隐《杂纂》“斋筵听说话”、敦煌本《辞道场文》“说话还同父母因”。而目前普遍承认的一般意义的“说话”最早的例子也是出现在唐代：
(2)老多忧活计，病更恋班行。矍铄夸身健，周遮说话长(2)汪维辉(2003)认为“周遮说话长”，意为老年人说话啰啰嗦嗦的，很长。清·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嗻，遮也，广韵嗻多语之貌，集韵啰嗻多言也。”清·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周遮，高言也，吴中谓高声谈论为周遮。”此句理解为“高声谈论不休”虽也通顺，但白居易为河南人，用吴语方言词的可能性不大。。不知吾免否，两鬓已成霜。(唐·白居易《老戒》)
我们赞同邱冰(2009)[7]的观点，“说”的语义扩大可能是受到了佛经翻译的影响，进而有了带“言、语”等受事宾语的能力。不过，邱冰认为“说话”分析为动宾结构，是得益于“说言”等两个动词的连用以及“说”带“言、语”类受事宾语，我们认为以此作为“说话”产生的历史条件似乎还不太充分。
通过北大CCL语料库检索，我们发现周至隋代，一共有26例“说言”连用的语料，能够分析为两个动词并列形式的大约有20例，能够勉强分析为动宾结构的大约有2例，如例(3)和(5)；
“说语”连用的语料有2例，没有能够分析为两个动词并列形式或动宾结构的。略举如下：
(3)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西汉·刘安《淮南子》)
(4)二者於人前好言语，背后说言恶。(东汉·《佛经选》)
(5)若无性者则不能供养。是故如来不应说言。(六朝·《北凉译经》)
(6)昔边国人不识于驴，闻他说言驴乳甚美，都无识者。(六朝·《百喻经》)
由于“说”带“言、语”类受事宾语的形式大多为“说诚实语、说实语、说志诚言、说此语、说此言、说是语、说如是言、说真言、说如实语、说不爱语”，而“说言”和“说语”基本上分析为两个动词的连用，能够分析为动宾结构或动宾结构与动词连用两可的例子很少。“说言、说语”缺少了动宾结构的例子，对“说话”重新分析为动宾结构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在讨论以上两家观点之后，我们对“说话”的来源重新考察，可以发现：“说话”的来源与“说”的词义扩大有直接关系，此外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话”的词义演变，主要表现在感情色彩方面。“话”在东晋之前，作为名词其主要的意思是“善言”，具有明显的褒义色彩。示例如下：
(7)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周·《诗经》)
毛亨《毛诗注疏》：“话，善言也”。
(8)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周·《诗经》)
毛亨《毛诗注疏》：“话言，古之善言也”。
(9)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闲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尚书》)
孔安国《尚书注疏》：“政从君出，为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
(10)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春秋·《左传》)
杜预《左传杜林合注》：“话，善也，为作善言遗戒”。
(11)今惟新诰命尔，敬诸朕话言，自一言至于十话，言其惟明命尔。(战国·《逸周书》)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话，善言也”。
(12)话，合会善言也。(汉·许慎《说文解字》)
东晋以后，“话”的褒义色彩开始褪去，可以指代中性意义的“话语”，“话”表达褒义的言语，需要借助褒义色彩的形容词，比如“清、嘉、良、高”等。
(13)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南朝·萧统《陶渊明集》)
(14)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南朝·萧统《陶渊明集》)
(15)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南朝·萧统《陶渊明集》)
(16)想从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远，良话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暂对，情旗一接，所释不浅，朱昭之白。(南北朝·释僧祐《弘明集》)
(17)如其谠言嘉话，真士智才，亦依名誊上，随事均量，务取厥中。(南北朝·江淹《江文通集》)
(18)侍从之臣，宜简俊，妙选贤彦，使视观则睹礼容棣棣之则，听纳当受嘉话骇耳之言，静应道轨，动有所采，佐清初阳，缉熙天光。(六朝·常璩《华阳国志》)
(19)臣与故司徒臣羡之、左光禄大夫臣亮、征北将军臣道济等，并升御床，跪受遗诏，载贻话言，托以后事。(南北朝·沈约《宋书》)
萧统《六臣注文选》：“ 铣曰：‘谓临终之时审正其意，不至迷乱，则遗于话言也。’”
(20)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六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21)敬览高话，辞切证明，所为彼上人者，难为酬对者也。(唐·释道宣《广弘明集》)
(22)不京兆旧阡，西戎难故。以迥尝从嘉话，辄备所闻……(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例(13)中“良话”指的是亲友的“知心话”；
(14)中的“清话”是“清新高雅的言论”；
(15)中的“情话”是亲人“贴心的话”；
(17)中的“谠言”是正直之言，“嘉话”与之对应为“好的言论”；
(19)中“话”指的是临终遗言，不一定全部是好的话；
(20)中“饮酒”为动宾结构，“言话”应分析为动宾结构与之对应，“话”即一般意义的话语；
(21)中的“高话”，指代来信者“高明独到的言论”。这些例子均可以说明，从东晋至唐代“话”的褒义色彩逐渐褪去，可以指一般意义的“话语”，表达积极意义的言语需要加上褒义形容词。据汪维辉[4]和邱冰[7]可知，此时“说”也可以表示一般的“言说”义，并且可以接“言、语”类受事宾语。因此，一般意义的“话”就与一般意义的“说”组合，产生了“说话”这样的动宾式结构，与“言话、话言、话说”等动词连用形式完全不同。略举几例：
(23)矍铄夸身健，周遮说话长。(唐·白居易《老戒》)
(24)师共僧说话次，傍僧云：“语是文殊，嘿底是维摩。”(五代·《祖堂集》)
(25)因沩山与师游山，说话次，云：“见色便见心。” (五代·《祖堂集》)
(26)三人说话次，老宿见其僧气色异于常人，又女人亦有丈夫之气。(五代·《祖堂集》)
(27)有僧问：“总无人时，和尚还说话也无？” (五代·《祖堂集》)
(28)茗溪和尚对师说话去后，师向云曰：“茗溪向上曾为节察来。”(五代·《祖堂集》)
“话”逐渐演变为一个中性词，这一点，“谈话”的产生也可以作为证据，示例如下：
(29)适之好饮，退朝后即速宾朋亲戚，谈话赋诗，曾不备于林甫。(唐·《明皇杂录》)
(30)有顷，诫之及卢千仞至，于厅上坐谈话，彦玮引之说国家长短，无所忌讳。(唐·《朝野佥载》)
这些例子也间接说明了“说话”不是来源于“讲故事”义，因为“谈话”与“说话”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产生，但“谈话”很难分析为“谈故事”，因此“话”是以“话语”义进入“谈话”和“说话”的。
通过考察“说话”一词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说话”的产生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东汉时期译经影响，使得“说”的词义扩大，出现了新的用法——后接“言、语”等受事宾语；
二是“说话”的来源与“说言、说语”等动词连用形式的关系不大，“话”是以一个中性词的身份直接进入“说话”这一动宾结构中的，表言说行为的“说话”，其产生涉及的是词义的历史演变，与结构的重新分析没有明显的关系，也不是“说故事”义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