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楷，王丽蓉
（平凉市博物馆 甘肃 平凉 744000）
乌氏原为商周时期生活在泾河上游“八戎”之一的乌氏戎，秦惠文王（前337—前310）灭乌氏戎后，设置了乌氏县，乌氏成为陇东地区设置最早的县之一。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年）灭义渠后置北地郡，乌氏隶属于北地郡。西汉元鼎三年（前114），武帝析北地郡地置安定郡，乌氏改属安定郡所辖。但是，由于重要的历史地理典籍《水经注》遗失了泾水篇，学界对于汉代安定郡县地望探讨，多依据《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对于安定郡属乌氏县治的研究也一直存在争议。
秦人得乌氏地，时在春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秦国置乌氏县，时在战国。《括地志》记载：“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也。”②李泰：《括地志》，贺次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但“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此乃北魏时期的乌氏，而非秦汉时期的乌氏城③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62页。。乌氏戎是丝绸之路上最出名的贸易商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竒缯物,间献遗戎王……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957页。乌氏倮作为一介牧夫或者商人竟与大臣同参朝会，一起议论国事，足见地位之崇高。《汉书·地理志》记载：乌氏为安定郡21县之一，“乌氏，乌水出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莽曰乌亭。”②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5页。《后汉书·郡国志》安定郡条下：“乌枝，有瓦亭山。出薄落谷”刘绍注:（瓦亭）牛邯军处，（薄落谷）本传有龙池山,《地道记》曰乌水出③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19页。。唐以后关于两汉“乌氏”地望的史料多引自《括地志》，而这非汉代乌氏县治，故不再引证。因此，弄清乌水、都卢山、瓦亭山、薄落谷成为研究乌氏地望的关键。
《史记》记载：“黄帝东至于海，西至崆峒，登笄头。”司马迁担任郎官之后，经常随汉武帝巡行四方，他也说：“余尝西登崆峒。”④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54页。《魏书》云：“泾阳有薄落山，泾水出焉。”⑤魏收《:魏书》，中华书局，2003年，第2619页。《元和郡县图志》引《淮南子》曰：“筓头山,一名薄落山。故泾水,亦曰薄落水,又南流经都卢山，山路之中,常如弹筝之声,故行旅因谓之弹筝峡。”⑥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91页。唐代诗人张籍的诗作《将军行》中就有“弹筝峡东有胡尘，天子择日拜将军”的诗句。《元丰九域志》也认为“弹筝峡即都卢山峡也”，又引《水经注》云：“都卢山峡之内，常有弹筝之声，行者闻之歌舞而去。又云：弦歌之山，峡口水流，风吹滴崖，有似音埙也。”⑦王存《:元丰九域志》，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91页。而瓦亭位于六盘山中段东麓的瓦亭峡水北岸，东距泾阳大概20公里左右⑧许成，余军，王惠民《:瓦亭故关考略》，《宁夏社会科学院》1993第6期。。可见，筓头山即崆峒山，薄落山又名都卢山，也为泾水的发源地，崆峒山属于六盘山支脉。刘满也认为从大概念来说，在古文献记载中这些山实为一山，即今六盘山⑨刘满：《秦皇汉武巡幸陇右地名路线考释——兼论历史上的鸡头道》，《敦煌学辑刊》2015第2期。。而从安国镇出发溯颉河而上，东起三关口西至瓦亭的这一段峡谷，危峰耸峙，岩壁如削，河水澎湃，激流飞泻，在古代被称为“瓦亭峡”，又名薄落谷、弹筝峡、都卢山峡。
两汉时期乌氏地望究竟在什么地方？王北辰认为汉代乌氏县在今三关口峡谷以北、瓦亭河谷一代⑩王北辰：《三水、乌氏、他楼城考》，《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罗丰也认为在今三关口峡谷?罗丰：《固原地区历代建置沿革考述》，《固原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
李春茂认为乌氏县治在今平凉市西郊太统山下的崆峒镇?李春茂：《平凉古地名初探》，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张多勇认为乌氏县治在今崆峒区十里铺的阎吴沟（演武沟）?张多勇：《从居延E·P·T59·582汉简看汉代泾阳县、乌氏县、月氏道城址》，《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
刘满认为西汉时期的乌氏县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瓦亭附近，西汉末年迁移至今平凉市以东的十里铺?刘满：《固原访古记——三论萧关的地理位置》，《河陇历史地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郑炳林、吴炯炯与刘满持相同观点?郑炳林，吴炯炯：《乌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
张德芳认为乌氏的位置当在今平凉市崆峒区?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
卢丛夫认为汉代乌氏在今崆峒区三角城?卢丛夫：《从“居延汉简”谈西汉乌氏县的确定》，《平凉日报》2015年1月15日第3版。；
李小明认为西汉乌氏县治在今崆峒区北后街?李小明：《西汉安定郡属县治城新探》，《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李天野认为汉代乌氏县址的位置在六盘山东侧瓦亭河谷至下游三关口一带，或者在今天的安国油坊庄—新集乡—古城乡一线上?李天野：《两汉乌氏县考》，《陇东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乌氏县标在泾阳以西的瓦亭附近?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3页。。
以上观点均围绕《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乌水”到底属于今天那条河和“道路里程简”展开讨论。第一种是以王北辰、罗丰、刘满、郑炳林、李天野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乌水”属于今天的清水河，“北入河”，入的是黄河，因此，他们推测汉代乌氏地望位于泾阳县以西的瓦亭河谷一代，只是刘满、郑炳林认为西汉晚期乌氏又迁到了泾阳县以东的平凉十里铺，而李天野认为朝那、乌氏、泾阳三县的关系比较复杂，她的推测范围更广。显然，上述观点与“道路里程简”成矛盾，因为，里程简明确指出乌氏位于泾阳以东，史料也没有发现西汉晚期乌氏县进行过迁移的记载，况且当时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变革和战争，且要跨越泾阳县进行迁移，从逻辑上也说不通。第二种是张多勇认为“乌水”为平凉市区以东十里铺由南向北流的大岔河，“北入河”入的是泾河，同时根据“道路里程简”推算出演武沟遗址为汉代乌氏县址。但汉里与今里数一样计算，显然也存在问题，已有多位学者指出。另外，笔者在演武沟遗址调查采集的陶片所反映的时代特征比较集中，主要为龙山时代，文化面貌与关中西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的面貌比较接近，不见汉代建筑残件。演武沟遗址也不具备汉代县级城址的基本条件，更不可能是汉代乌氏县治。第三种是李春茂、卢丛夫认为“乌水”为崆峒山后峡流出的胭脂河，笔者认同这个观点。据明代赵时春《平凉府志》记载：“泾之北，支出焉，曰后峡”①赵时春：《平凉府志》卷4，北京：线装书局，2018年，第3页。，焉支水即今胭脂河，在崆峒山前向南汇入泾河。《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别将定北地、上郡。破雍将军焉氏。”索隐：此处“焉氏”同“乌氏”②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26页。。而在古代文献记载中，“焉”与“乌”二字比较接近，在抄写时难免会发生笔误，因此，焉支水可能为乌水，这也符合《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乌水出西”。只是，李春茂认为乌氏县址在平凉城西的太统山下存在一定误差，其一，这一带没有发现符合县一级的汉代遗址，其二，从这里到安国的油坊庄也不足汉代的50里。其三，卢丛夫认为今崆峒区三角城为汉代乌氏城也有问题，因为三角城不仅面积很小，而且只有唐以后的遗存。其四，李小明认为乌氏治所在平凉市崆峒区北后街，他在考证时指出2014年在北后街城墙下基建施工时发现有汉代文化层，并出土一件汉代龟形铜炉加以印证。确实，2014年在平凉市南门十字北后街以北的基建工地发现有青铜器，笔者曾参与了清理。但是，出土铜器的地点在明清城墙外，北后街只是紧靠北城墙的一条街道；
其二，由于出土环境已经破坏，没有发现汉代文化层，周围偶有零星灰陶片和汉代的砖，推断应该为一汉墓；
其三，出土的龟形铜灶为东汉中晚期③葛飞，牛文楷：《甘肃平凉出土一件龟形铜灶》，《陇右文博》2015年第2期。，而这种龟形铜灶常见于两汉时期的墓葬。
（一）汉代泾阳县治考
泾阳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六月》记载：“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而《六月》正是歌颂了尹吉甫奉周宣王之命讨伐猃狁一事。王国维认为猃狁是先秦时期居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的祖先是猃狁④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侯仁之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周宣王当年征伐猃狁的路线基本是溯泾水而上，汉武帝北伐匈奴胜利后设置泾阳县可能也是为了纪念周宣王讨伐猃狁一事。《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和宣太后之子，“秦昭王六年(前301)，泾阳君质于齐”⑤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323页。。《汉书·地理志》记载：“泾阳，笄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过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⑥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5页。。《说文解字》亦提到“泾水出安定泾阳笄头山”⑦许慎撰：《说文解字》，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21页。。《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⑧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9页。。古人常将山南水北称阳，因此，泾阳应该位于平凉城以西的安国镇，笔者曾多次前往安国周边考察，在今安国镇油坊庄村北的二级台地上确实有汉代遗址，即泾阳古城址。
泾阳古城址位于泾河支流颉河北岸的二级平台上，城墙因年代久远已不复存在，遗址与颉河的落差约10米，直线距离0.8千米，遗址现存南北0.4千米，东西0.8千米米，东距平凉市区20公里。遗址南边因为人为和自然因素破坏最严重，中间被公路从中切开，暴露的断崖上文化层非常丰富，有绳纹瓦片、灰陶片等，遗址地表的汉代瓦砾俯首皆是，农民耕地时不时有铜箭簇、弩机残件出土，东西两侧的台地边上有两座汉代烽火台，当地人称之为龙眼。安国镇周边山上也发现有不少汉墓。20世纪70年代，老百姓平田整地时在城址亦发现了西汉、王莽时期的大量钱币。此处地势险要，西南有六盘山天堑，向北扼守着火龙要道，平凉地方学者祝世林认为“从安国镇河北的火龙沟北上,是瓦亭峡道未开通前，平凉北去固原的古道”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平凉市委员会：《平凉文史资料》（第二辑），1991年，第9页。。因此，在汉代，泾阳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几乎是阻隔西北游牧民族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反之，一旦破防则一马平川，沿泾河可直达长安。
目前，学界对汉代泾阳县的治所认识也比较统一。《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认为汉代泾阳县治所在今甘肃平凉市西北四十里安国镇油坊庄②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7页。。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泾阳县标在平凉市崆峒区安国镇附近③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3页。。综合以上资料，崆峒区安国镇油坊庄村北二级平台上的汉代遗址即西汉泾阳县治所。到东汉时期，由于羌汉之间多次的战争冲突，各地“徙郡县以避寇难”，大量的县被省并了，《后汉书·郡国志》安定郡条下已经没有了泾阳县。
（二）道路里程简
1972年在居延甲渠候官遗址考古发掘出土“道路里程简”以后，为我们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下面我们列出京畿段、安定段内容：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三十五里，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
（第一栏）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95页。
（第二栏）
“道路里程简”记载了汉代从长安出发经安定郡进入河西的基本路线、走向、里程以及停靠站体系，按走向从东到西可以分为六段，其中安定段为第二段⑤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后汉书·隗嚣传》记载：建武二年(公元26年)“嚣遣将军杨广迎击，破之又追败之于乌氏、泾阳间”⑥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7页。。说明赤眉军离开长安后，沿泾河西上，被汉将杨广击败于乌氏、泾阳间，从追击顺序可知乌氏位于泾阳以东。夏鼐认为安定段路是两汉时期丝路东段的主干道⑦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马智全称这段路为“安定道”，他认为安定道是当时丝绸之路东端连通长安与河西最重要的官方通道⑧马智全：《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安定道》，《豳风论丛》，2016年。。因此，扼守于安定道上的泾阳、乌氏、月氏等县城对于早期丝绸之路贸易和军事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悬泉汉简的发掘者何双全认为，汉代传置的位置和驿道地望，其特点是因河而设，沿山缘而行，在县府驻地设有传置，每置之间路段恰是一天内可到达的里程，传置的位置一般情况下尽量建立在靠近县府所在地的要道上，有些地段距县府较远,但靠近大交通线,这种情况下，传置就不一定设在县府所在地⑨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薄〉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对置邮驿间距离有明确要求，说明在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北地、上郡、陇西三郡为每30里置1邮，比内地各邮间的距离为大。但通过“道路里程简”可知，由于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在西汉晚期时，实际上驿置邮之间短则50里，长达90里。比如，泾阳至高平140里，一天之内很难到达，故在中间设置了平林置，泾阳以西有瓦亭（平林置）可能也是源于此。
（三）秦汉时期出土的“乌氏”器物
战国及两汉时期，出土了不少关于“乌氏”的器物。上海市博物馆藏有一件“乌氏扁壶”，铭文为“乌氏，三斗少半斗（初刻）。今三斗二升少半斗（二刻）。重十六斤（二刻）。”黄珊从字体考证，认为是秦篆不是六国古文①黄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葛亮认为“乌氏扁壶”铭文初刻的年代在商鞅变法前②葛亮：《乌氏扁壶与商鞅变法前的秦国量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战国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81页。。也就是秦惠文王置乌氏县之前，而此前乌氏已经臣服于秦，属于秦国的管辖范围，青铜器刻铭文自然用秦篆。乌氏扁壶与河南三门峡上村领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的扁壶相同③河南省博物馆：《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出土的几件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第3期。。这也是目前出土有关“乌氏”最早的器物。
考古出土资料证明，秦国不仅设置了乌氏县，还对其进行了有效管理，比如西安相家巷出土的封泥中，就有“乌氏丞印”④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486页。。1995年夏，修建西渔高速公路时，考古人员在西安市临潼刘寨村遗址采集了一批因修路取土而暴露出来的带有陶文戳记的瓦片和陶片，其中有一件为“乌氏援”瓦片⑤刘晓捷：《临潼新丰镇刘寨村秦遗址出土陶文》，《考古与文物》1964年第4期。。鱼池遗址也出土了一件有“乌氏工昌”陶文的瓦片,这两遗址均在秦始皇陵园内，袁仲一认为修建秦始皇陵的人除了刑徒、平民外，还有工匠，“乌氏援”“乌氏工昌”为官营徭役性质，他们就属于这类人员，来源可能是秦国辖区的乌氏县⑥袁仲一：《秦代陶文》，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118-351页。。王学里认为乌氏国尽管被秦国所攻灭，但国人仍以国为姓，称乌氏，有时单称姓，为乌。“援”“工昌”应该是这些工匠的名，“乌氏”是他们的姓。又比如秦国的勇士乌获和孟说，都能力可扛鼎，曾受到大力士秦武王的宠爱，也演绎过一段武王绝膑而死，孟说被灭族的故事⑦王学理：《乌氏倮的中介贸易与秦统一大业》，《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年。。
1979年8月，宁夏固原古城公社群众在黑土梁取土时，出土一件铜鼎，铭文为“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初刻）。今二斗一升，乌氏（二刻）。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三刻）”⑧韩孔乐，武殿卿：《宁夏固原发现汉初铜鼎》，《文物》1982年第12期。。汉代的青铜器铭文仍延用战国时期的“物勒工名”制度，一般刻有器物制作地点、时间、制造者、监造者、重量、容量等信息。有时青铜器批量生产，故而铸刻有数字编号或者天干编号⑨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朝那鼎除刻铭地点发生变化外，容量也有变化，可能是行政区划变迁，或者是容器检校标准发生了变化。
（四）两汉乌氏县治考
由于泾阳县治位于崆峒区安国镇油坊庄村北的二级台地上，根据“道路里程简”记载“乌氏至泾阳五十里”。而丝绸之路安定段的走向是溯泾河而上，祝世林认为汉代丝绸之路基本是沿今之西兰公路走的（即312国道）⑩祝世林：《平凉市地方史考述》（内部资料），1997年，第21页。。因此，乌氏则位于泾阳以东50里的泾河岸边。泾河在平凉段是南岸稍高，泾河偏北流淌，312国道也是沿泾河南岸的山脚一路修筑，从泾川的王母宫到崆峒区的八里桥基本属于直线，颉河在八里桥汇入泾河，沿颉河而上到安国镇油坊庄大体也属于直线，且两县之间行走也不存在什么翻山越岭。《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升，井方一里，是为九夫?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19页。西汉一里即三百步一千八百尺。又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可知，西汉时期1尺为今0.231米?梁方仲：《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5页。。那么西汉一里大约等于今天的415.8米。因此，汉代50里，约合今天的20.79公里，从泾阳向东走50汉里，大概到今平凉市崆峒区政府所在地，此处即为汉代乌氏县治所。
一座城市的选址有很多因素决定，《管子·乘马》认为，城的选址要“高毋近旱,而水用足”。西北地区的秦汉古城一般修建在河谷中的河流冲积平原上，而平凉城（乌氏县城）的地形就比较符合这个条件，第一，平凉城是泾河在平凉段唯一凸起的一个梯形台地，西高东倾，城池可避免泾河水灾的侵害；
第二，平凉城南边有太统山作为天然屏障，前有泾河，城南有太统山发育的“八溪”环围，可以说是九溪绕城，不仅靠近水源，而且利于军事防御；
第三，平凉城处于丝绸之路“安定道”的必经之道，区位优势明显。
1964年，在平凉市南门十字文化馆后院的汉墓中出土一东汉时期的灰陶灶。1969年，又在同一地点的汉墓里出土3枚王莽时期的货布。1971年，在平凉市区北门坡下的汉墓出土一件铜投壶和两个件灰陶罐，投壶与2013年西安北郊万达广场汉代砖椁墓M23出土的投壶不论是纹饰还是器型都比较接近，时代大概属于西汉末年至新莽时期①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万达广场汉代砖椁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1期。。1984年，在平凉城区北后街一居民院内修房子时出土了一对东汉代时期的铜坊和四件灰陶罐等。
城址周围一般都存在墓葬，鉴于平凉城区近年来常出土汉代遗物，笔者认为，今平凉市区南门十字以及北后街以北的明清北城墙下的缓坡地带属于汉代乌氏县的墓葬区，今崆峒区政府所在地的大平台则为乌氏城址。由于历代各级政府机构在此筑城营建，以致早期地层被破坏，除一些基建工地出土汉代残砖断瓦，目前，尚没有发现明确的汉代城墙。但是，经过上述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崆峒区政府所在地可能为汉代乌氏县治。
东汉时期，羌人对汉王朝边患的威胁慢慢超过了匈奴，羌汉冲突贯穿于东汉始末，较大的战争发生了五次，分别是建初二年（77）至永元十三年（101）；
永初元年（107）至元初五年（118）；
永和四年（139）到永嘉元年（145）；
延熹元年（159）到建宁二年（169）；
中平元年（184）至建安十九年（214）②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1页。。其中，二、三、四次对安定郡的影响最大。因羌胡为乱，边患严重，朝廷采取“徙郡县以避寇难”的政策。安定郡先后两次内迁，第一次永建四年（129）复归旧土，第二次于汉安二年已归于旧土（143）③王茂福：《汉末北地、安定郡内徙新考》，《西北史地》1997年第3期。。连年的战争导致郡县省并，人口凋零。《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安定郡有21县，人口14.3294万人，到《后汉书·郡国志》时，安定郡只剩8县，人口只剩2.9万人，安定郡人口减少了90%以上。泾阳、卤等县已消失。《后汉书·郡国志》载“乌枝，有瓦亭山，出薄落谷。”由于泾阳被裁撤，东汉末期泾阳以西的瓦亭已经属于乌氏。另外，彭阳县古城镇出土的朝那鼎，对于刻铭使用地的变化，张多勇认为东汉晚期安定郡的行政区划有了较大变化，原属朝那的部分区域已经属于乌氏管辖了，但“朝那鼎”并未迁移他址,只是同一地点的归属发生了变化④张多勇：《朝那县城址变迁概述》，《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9第1期。。另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尚书仆射虞诩建议将原来内迁的北地、安定、上郡复归原地，顺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侯驿”⑤鲁人勇：《皇甫氏籍地朝那县考》，《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而安定郡从美阳回迁后，原郡治以北的县全部消失，高平已是城垣被毁，田地荒废，因此选择临泾为郡治。而对于东汉晚期安定郡县的迁移，鲁人勇认为州、郡都要驻在某县,本身并无地盘,而县是有地盘的，州郡可迁者,有政权可动,县不可迁者,因故土难移61。因此，乌氏作为临泾以西唯一的县，虽然也两次内迁，但战争结束后又返回了原地，扼守六盘山，起到护卫郡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