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越南的人，常常把它形容为“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国度”。这句话里或许还藏着一个隐喻：越南正骑着摩托疾驰在一条以经济建设为目的地的马路上，虽然起点不高，动力不足，但速度飞快，人们亦乐此不疲，以至于来不及看一眼沿途的风景。站在这里，时光就像穿越到了二十年前的中国。
秋天的西贡河，偶尔有油轮经过，橘红色的河面漂浮着不少浮萍和垃圾，在夕阳下变得忧伤无比，眼前的场景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杜拉斯笔下的《情人》。这是我第一次到达胡志明。因为拿的是记者签证，一名来自河内、能讲流利中文的外交官决定全程陪同我们访问。入关时，头发上洒满了定型胶水的边检员不怀好意地冲我笑了笑，故意盘问了几个问题。这个小插曲无意中释放出了来自这个国家的信号。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贡”被改名为“胡志明”，但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并没有被抹去。一路上随处可见众多法式建筑，古朴老旧。市中心红教堂附近的设计和巴黎香榭丽舍大道风格如出一辙，就连街心公园也充满了一种法式的娴静。路边的小咖啡摊上，坐满了各种肤色的人，聊天的、读报的、发呆的，每个人看起来都耐心十足。
最壮观的还要数迎面而来的摩托车车流。马路上隆隆声四起，各种颜色的摩托车首尾相连，一会如涓涓细流，一会如江河奔涌，一会又像万马奔腾。看得人热血沸腾，又心惊胆战。市区内的十字路口大都没有交通灯，过马路就成了一个挑战。面对随时可能与你亲密接触的车流，你得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还得养精蓄锐、当机立断。
到过越南的人，常常把它形容为“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国度”。这句话里或许还藏着一个隐喻：越南正骑着摩托疾驰在一条以经济建设为目的地的马路上，起点不高，动力不足，但速度飞快，人们亦乐此不疲，以至于来不及看一眼沿途的风景。站在这里，时光就像穿越到了二十年前的中国。
“意外”的污染
我们的酒店在一栋很古朴的法式小楼里，离著名的市政厅不过300米的距离。大厅被装修得金碧辉煌，但电梯却只能勉强挤进去3个人。狭长的过道，逼仄的房间，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也许是被“打了招呼”，酒店的服务生礼貌地要求扣押我们的护照，只能同意。这里是胡志明市的第一区，最黄金的地段，满大街都是从世界各地涌进来的游客，物价贵得离谱。同行的伙伴去隔壁买了一听可乐，标价2万越南盾，相当于人民币8块钱。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越南环境记者论坛的带头人黄国勇，在他身边还多了一位负责管理宣传工作的官员。行程的第一站是去南部同奈省隆城工业区，距离胡志明市大约2小时车程。为了避开车流高峰，我们必须在凌晨6点出门，赶在7点前出城。
一切还算顺利，到达工业区时已将近9点。车子在一家名为苏拿迪兹的污水处理厂门口停了下来。走进去，偌大的会议室里满满当当坐了十几号人。对方请来的翻译是一名四十出头、曾在工业园内任职的邓先生。一名自称是苏拿迪兹隆城分公司的代表开始发言，详细介绍了自家的污水处理厂是如何变成“污染源”的。
苏拿迪兹污水处理厂是隆城工业区的配套设施，负责处理园区内42家企业的排污情况。2011年8月，苏拿迪兹被发现利用3条地下管线，向巴隆运河中排放了大约9300立方米的污水，恶臭的河水污染了附近谭公社区的水源，超过113公顷的流域瞬间便被废物填满。滚滚的黑水甚至还流向了胡志明市的重要水源——同奈河。
胡志明国家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受污染影响，巴隆运河内的天然捕捞业已完全被摧毁，老运河周边栽种5年以上的果树也全部死亡。自2008年以来，养殖户不断受到疫病的困扰，鸡鸭的产量分别下降了76%和62.9%。由于该事件影响巨大，当地居民递交的请愿书超过260封，索要的赔偿总额超过160亿越南盾，相当于76.8万美元。
该名负责人解释称，污染事件只是个“意外”，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究其原因主要是一家韩国公司排出的污水温度过高，杀死了处理厂内不少用于生化处理的微生物，处理厂设备有限，无法补救才导致了事故。为此，他们不但负责了95%的赔偿，还被开出了最高额度的罚单——5亿越币（折合人民币约17万元）。
被放宽的标准
在我们的追问下，苏拿迪兹公司还出具了一份最新的越南环保控制指标表。正是这个“错误”的公关动作，引发了我们更大的好奇。
这份越南的环境控制标准上有4个指标，在2009年的时候，制定得更为严格，而到2011年修改之后，却变得宽松起来。例如，化学氧需求（COD）标准由过去的81mg/L 放宽到了121.5mg/L，色度标准也由70放宽到了150。
难道是在为经济发展让路？这种老路中国也曾走过。
下午，我们被安排与同奈省的政府官员座谈。有关环保标准放宽的问题成为了追问的焦点，但是对方一直闪烁其词，不愿正面回答。倒是坐在我对面的一名环保警察引起了我的注意。越南的环保警察相当于国内的环境监察大队，有执法权，总是和各类排污企业打交道。一坐下，对方当即露出了手上戴着的一枚硕大无比的戒指和价格不菲的名表，活脱脱一个越南“表哥”。
座谈会信息量不高，官员们的话语体系惊人的一致，真难为了翻译，内容雷同的话翻来覆去地讲。会后，我们有幸被允许参观苏拿迪兹的污水处理厂，厂方介绍，这里用的都是“欧洲设备”，采用的是“越南标准”。记者们依旧对标准降低的问题不依不饶，一名环保官员招架不住轮番“轰炸”，终于承认：“最开始时制定的标准不仅影响了招商引资，也脱离了企业实际，后来政府只能面对现实把标准降低了。”
如果站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看，越南的做法无疑于一把双刃剑。早在2005年，中国珠三角地区就对污染行业下达了“逐客令”。不少纺织、化工企业都开始往东南亚地区转移，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宽松的环保政策是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因素。
然而，想要GDP上涨的欲望越强，其带来的环境冲突就越激烈。不久前，一家取名“味丹”的台湾味精厂将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湄公河的支流——市威河，切断了沿岸渔民的生路。愤怒的村民们掀起一场蔓延至全国的、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环境的退化也威胁到了越南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利润丰厚的养虾场濒临倒闭，以旅游为卖点的国家形象受损。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担心市威河中的化学剂会腐蚀船体，拒绝在附近的港口停留。我们原本也计划去味丹厂参观，但遭到了拒绝。
在污水厂内走了一圈，一名中国记者偶然瞄了一眼苏拿迪兹的核心控制室，结果发现，这里仅有三分之一的设备在运转，大部分机器均处于停工状态。这倒和中国的现实颇为相似。我们不禁怀疑，或许 这些开工的机器也是为了展现给我们这群多管闲事的人看才假意开动的。
为了证明水质无害，离开工厂后，司机被授意拉我们到位于巴隆运河附近的排污口检验。滚滚的水流就从眼前两个1米粗的管眼里缓缓流入同奈河。有人问，这样的水能养鱼吗？一名负责人缓缓地答：“我们又不在这水里养鱼。”
湄公河畔的忧伤
尽管我们再三要求，但是仍然没有被允许与当地社区受污染的村民接触，组织者给出的答复是时间不够。其实也能想象得出，即使同意，当局给的名单里也多半会是官方代表。无法听见来自民间的真正的声音，实属遗憾。
离开越南的前一天，我们选择了去越战纪念馆参观。纪念馆门前摆满了各种美式轰炸机，处处彰显着这个国家的骄傲。来这里参观的，大多数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人，倒让我们这几个亚洲人看起来成了异类。墙面上的照片残忍而刺目，沉重得令人无法呼吸。在一幅大照片前，我们停下了脚步。照片里全是光秃秃的树木，没有枝叶，一个全身赤裸的孩子矗立在中央，目光恐惧。这是在美军大量使用“橙剂”后拍摄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军为了消灭藏身于茂密丛林中的越共游击队，用飞机向越南丛林中喷洒了7600万升落叶型除草剂，清除了遮天蔽日的树木，也毁掉了大片的水稻和农作物。喷洒的面积占越南南方总面积的10%，其中有34%的地区被多次喷洒。“橙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也让不少越南人和美国老兵深受其害。毒素破坏了他们的身体，也改变了他们的生育和遗传基因。时至今日，在越南长山地区，还保持着很高的畸形儿出生率。就连苏拿迪兹公司附近的谭公社区也仍在受到影响。
这是一个在环境创伤中挣扎的国家。也许杜拉斯早就为它奠定了基调——充满了悲怆、欲望和哀愁。那天晚上，我们坐在西贡河边喝咖啡。身后的马路上，是呼啸而过的摩托大军。刚下过雨，风从河面吹来，夹杂着一股湿热和腥臭的刺鼻气味。2000多公里的湄公河，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剖开大地的伤痕涌向西贡，沿途所到之处竟然都如此浑浊不堪，无一幸免。想到这里，我的心突然黯然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