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传承与乡村现代学校教育关系辨析

摘要:近年来乡村现代学校教育传递的知识需不需要反映乡土文化,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通过对“乡土文化”分阶段概念阐述和乡村现代学校教育变迁文献的分析,发现两者在乡村社会中是一种疏远又亲近的复杂关系。乡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现代学校教育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存在不同的关系,主要取决于此教育形式是否是基于该社会的生活和生产而产生或发展的。从不同社会孕育起源上分析,两者分属不同的教育体系,在延续各自文化的生命过程中产生冲突与矛盾;但在乡村发展“应然”目标上,两者亦“合力”建设乡村现代化。因此,基于以上两种关系和乡土文化传承主体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真实处境上,提倡两者的“合而不同”。乡村现代学校教育需引导周围民众乡土意识而非课程内容形式的表征。

关键词:乡土文化;文化传承;乡村现代学校教育

中图分类号:G05;G4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4-0094-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4.021

英国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说:“在每种文明中,一切习惯、物质现象、思维和信仰,都起着某种关键作用,有着某些任务要完成,代表着构成运转着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1]乡土文化作為我国历史文明长河中的一部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的社会教化作用在社会结构的组成及稳定中是不可或缺的,由它带来的身份认同也是区别于其他文明及文化的重要指证。然而,外来文化的入侵、经济浪潮的冲击造成我国乡土文化传承的落寞局面。在此进程中,乡土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巨变?日显瑕疵的“西方现代”和文化自觉下的“中国传统”的交锋如何演变?而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作为文化延续的生命载体,“从来是某个共同体、社会或民族借以向下一代传递它认为有利于团体生命和发展必不可少或至关重要的文化传统的一种社会过程”[2],文化的传承、延续与发展与教育的传承、变革与创新息息相关。乡村现代学校教育作为农村社区的一部分,在千百年来的乡土文化的传承中又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一、“乡土文化”的历史变迁及传承现状

(一)“乡土文化”的历史变迁

概念是研究之母。研究乡土文化传承的前提,首先需明晰“乡土文化”的范畴。主观解读的差异、客观世界的发展相应引动概念的变化。“乡土文化”经历我国社会变迁时期,不同阶段显现不同特征,大体概括为两大阶段:

1.清末民初前:乡土文化=传统文化

“乡土”二字最早文献出自先秦《列子·天瑞》,内书“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这里的“乡土”指家乡故土,在词典中亦有本乡本土之意。亦泛指地方,《晋书·乐志下》:“乡土不同,河朔隆寒。” 《瘗旅文》:与尔皆乡土之离兮,此处则指故乡。综而观之,古时人具有浓厚的乡土情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及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熟人社会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共同社会经验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乡土之上的生活实践与探索。主动服膺传统的习惯规则,接受社会传统文化的教化即是传承乡土文化。

何为“文化”?在中国, “文”本义是各种交相错杂的伦理。其一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之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化典籍、礼乐制度。其二引申为“装饰人文修养之意”,如文质彬彬。其三引申为“美善、德行之意” 。“化”本义为“变化”,引申为“教化”、 “教行”的意思。中国的文化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强调文治教化。《易经》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指通过诗书礼乐等提高人的道德情操,教化使其内外合乎礼治规范。人们遵循传统礼俗秩序,代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足以应对缓慢的社会交替中产生的问题。无须追寻缘由,延续的权威方式将其自觉内化为个人习惯,从而完成主动的教化过程。人们只需克己复礼,来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内部更替。费孝通定义文化为“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所谓“象征”是指多数人公认适切的共同经验,通过记忆的铭记进行积累形成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此时期的社会结构是传统文化维系的天下,主动服膺传统文化教化即传承乡土文化,在此层面“乡土文化”=“传统文化”。它发源于乡土,存在于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是长期积累的共同社会经验的集合。自觉遵循此套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内化为个人的行为习惯,对行为与目的之间不加推究,只需按规定方法做。传统是维持乡土文化教化作用的力量,此时期的“乡土文化”是维持“共同体”的行为规范。此阶段的乡土文化特征表现为乡土性与普遍性、持续性与传承性、模式化与规范性、自成性与权威性、变迁性与稳定性等的归结统一。

2.清末民初后:城乡分离的乡土文化

清末民初,传统社会结构快速解体。整个社会面对着内外矛盾的巨大冲击。西方文明的入侵,社会转型,变迁的高速使乡土文化维系的社会结构遭遇巨变。以引进西方工业技艺为象征的新式学堂的建立,直至打破“皇权止于县政”的国家强权推及乡村的现代学校的普及,乡土文化的传承被城乡分割。“民族国家”的建立要求培养新式“国民”,掌握世界性的“高层文化”。传统的乡土文化不能应对民族危机的新问题,被认为是“落后”、“守旧”和“迷信”的代名词。乡土文化在与西方现代(此处特指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形成并在清末民初新学时引进的现代文化)的争锋中,从整个乡土社会退居到乡村地区,城市被所谓的现代文明盘踞。甚至在市场经济影响变动的乡村社会中,乡土文化被边缘化,或者变为纯粹的利益商品。此阶段的“乡土文化”的身份象征是人们急声呼吁需有意识传承的“乡村文化”或“农村文化”。笔者通过对周山“田野文化”、刘铁芳“乡村文化”以及冯翠云在《学校布局调整背景下乡村文化传承的困境分析》一文中的“乡村文化”概念的梳理,得出以下认识: “乡村文化”孕育于乡土生产生活实践,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大部分。物质文化为衣食住行相关的表层文化;精神文化包括风俗、礼仪、艺术、宗教等中层文化和蕴含思想信仰、价值追求、伦理观念(例如因果循环、土地观念、民间传说、故事或古谚中的道德人伦思想)等的底层文化。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它的表层地域文化特色与资源,而非突出上一时期的普遍教化作用。此时期的“乡土文化”显著特征为地域性、边缘化、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