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初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这一时期女装审美意识由于受社会政治的冲击、经济的推动、西学东渐的引导以及近代女性解放运动兴起的激荡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呈现出追求阳刚美、曲线美、个性美等新趋势，体现了女性解放意识的确立和对美的追求与阐释。
[关键词]民国初年；女装审美
[中国分类号]J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1—0138—03
“凡读过汉乐府中的《陌上桑》的人。绝不会忘记采桑女秦罗敷的美的，而人们审视罗敷之美的一个重要角度便是她的服饰衣着之美。”服饰不仅能显示出人的外在形体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折射出人的内在心灵美，同时也是一个人文化素养、情趣爱好的外在尺度和标识，而女性正是这一尺度的追求者、创造者和体验者，她们是领风尚之先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美、都懂美，因为美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字眼，而审美更是一个与个人文化层次、爱好修养、情趣及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紧密联系的字眼。因此，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观念。
特别是民国初年，“可谓是一个消除旧形制、旧制度，孕育和产生新形制的重要时期。”在风尚嬗递的疾风劲雨中，女装一马当先，冲破旧礼教的禁忌，出现了大跨度的变革：新式旗袍、紧身马甲、西式婚纱、西式外套等在五四运动前已较大范围地进入百姓家庭，突破了传统服饰的宽大重长，由反映女性的贤妻良母形象的审美倾向而变为追求曲线美、阳刚美和个性美的审美倾向。
一、阳刚美审美意识的确立
19世纪后半叶，中西并重的办学方针。华洋杂处的文化环境，阅读报刊产生的自觉意识，女子参政权的突破，女性职业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妇女的角色定位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展现了女性从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促进_了她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不少人有了两个基本的觉悟，即“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及“天地生人，男女平等”。她们一方面为革命方便之需要，另一方面由于钦羡男性的自由与民权，一批妇女解放运动的追求者，为一扫女性柔弱之气，纷纷着男装，从而为其女装阳刚美审美意识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那时的女性，无论是先进的知识女性还是女革命家，以至于民间女子、学生，甚或是妓女大都有效仿男装，着男装之趋势。时人曾这样描述秋瑾：“穿着男式西装”。俨然一“男装的美人。”在秋瑾看来，她男性化装扮是着意强调女性的社会地位，追求男性的阳刚之气，争取男女平等。据考，她为革命军——“光复军”设计的军服，成为辛亥革命后的学生装。不仅仅是秋瑾，当时一些妇女活动家如张竹君等，常西装革履，着男装，为世人瞩目。这对当时的革命女性以及其他进步女青年的影响都很大。不仅女权主义者和女革命家如此，社会上的各色妇女亦有人效仿。据载，大街上常有妇女批西式男大衣，戴西式猎帽，即使是一些青楼女子，有的也“喜作男儿装束”。女扮男装乘坐马车出入于酒楼戏院的记载亦不少见。
女尚男装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在当时确实形成了一种时尚。对女装的审美意识起着巨大的冲击作用。表现出女性审美意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倾向。
第一，女尚男装表现出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男装的特点是简洁、朴实、线条分明而挺拔，具有雄性的力量感。男性服装，主要是西装进入女子妆饰世界。其意在扬弃女性服饰的传统角色，认同男性，这恰当地映衬出民国初年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这是因为随着女性在政治经济上地位的提高，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素养的提高，为了表达女性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以显示女性也具有刚毅、坚韧的一面，由于传统的服饰所表现出来的柔弱、无助被看做是受奴役的标志，这当然要摒弃，因而以男装来展示女性的阳刚美的服装审美意识就这样被确立起来了。
第二，女尚男装能衬托出女性飒爽的气质。女人天生的柔美气质和体形的凹凸有致，加上男装的朴实感和力量感以及其线条的分明简洁。更能显示出女性的飒爽英姿。传统女装所创造的是一幅近代贤妻良母的正本图，这是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也是思想开明的女士们不能接受的，更是一般妇女们一心想摒弃的。而恰恰男装的外型轮廓端正、线条分明，有严肃、庄重、朴实的美感。这正合当时女性的审美愿望，于是女尚男装便成为一种时尚，表现出女性干练、洒脱，巾帼不让须眉的独特气质。
二、曲线美审美意识的强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女装特点是无论高矮胖瘦，衣均宽大重长，把女性包裹得严严实实，制造出女性风吹杨柳般柔弱无依的可怜相，根本无美可言，更谈不上显示女性身段的曼妙，突显不出上天赋予女性的独特气质。在传统社会女性着什么装、怎样着装，不依女性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女性在着装方面处于被动接受男性审美意识的地位，虽有审美的愿望和审美的意识，但却无审美选择的自由，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能体现女性特点和愿望的审美意识的普遍认同。
民初中国妇女思想上的开放和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给她们提供了审美的新天地和新标准，因而她们在审视自身的同时开始注重美的要求，而美的最直接表现在服装上，在服装的款式和色彩上，而衡最服装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服装的线条，这就形成了其曲线美审美意识。
这种审美意识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洋装的影响。中国女性亲眼看到西方女性服装衬托下的健康、婀娜的姿态，其曲线之美是中国传统服装无法望其项背的，因而无不仿而效之，赶而超之，其对美的阐释和演绎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趋势。大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也给中国女装审美意识带来新的信息。辛亥革命前后，大批青年学生怀着救国和求知的热切愿望，不辞辛劳，远渡重洋，留学异域，他们回国后，对西式服装身体力行，社会趋新的风气扩大了，不仅男子穿西装的现象多了起来，而且妇女穿西式服装的现象也多了起来。因为洋装的特点在于收腰长裙，彰显女性形体的曲线美，反映了西方以自然为美的文化内涵，这与中国服饰以柔弱为美，甚至不惜扭曲女性天然的形体，人为地制造柔弱美是迥然不同的。晚清以来，在华西洋女子日渐增多，其自然舒适的妆饰为千篇一律的中国女装世界带来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也为中国人评判女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照标准，对女性融贯中西，创造出适合中国女性，表现女性优美曲线的服装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民初的女装多紧衣窄袖，大胆吸收了洋装紧身的原则，使女性的身材显得苗条而修长，下衣裙装加长，裙摆放大，与上衣构成强烈的反差，透露出人体曲线的变化，暗示着社会对女性的审美眼光的变化。少女穿的裤子，剪裁合身，略露脚腕，修长贴身的裤管，显露出女性健美的腿形，给人以挺拔向上，富有朝气的感觉。不仅如此，她们还把中国传统的旗袍加入了现代的元素。摒弃了传统服装宽袍大袖的样式，吸取了西方的审美情趣，发展成兼容中西，颇具时代特色的近代时装：腰身变细，袖子变短，下摆更是大为收敛，女
性的曲线美在袍装中逐渐凸显出来，表现出自然流畅之美，衬托出东方女性含蓄、典雅、端庄、秀美的独特风姿，进而成为民国年间女性最为流行的服饰式样。与这种改良旗袍相呼应的是高跟鞋的出现，与改良旗袍相得益彰，共同表现了东方女性婀娜多姿的曲线美，中西文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融会点。这种改良旗袍成为民国年间最为流行的服饰式样，在中国服饰史上犹如一朵灿然的奇葩。民初流行的女式西装。立体感强，突出“三围”曲线，其线条笔直分明，裁剪合体，充分地显示了女性身材的曲线美。
民初女性服装曲线美审美意识的强化，不仅表现了对女性身体的解放，也表现了女性思想上的解放，充分融合了女性对自体的了解，对美的追求与向往。
三、个性美审美意识的唤起
中国传统社会下的女装大多显得臃肿、繁琐。到了民初，中国女性在服装审美上开始追求自由和个性，尽管女权主义者提倡简朴、素雅，以自然为美的服装审美要求。但在民间，其款式的多样性和花色的丰富性无不显示出不同主体个性化的审美意识，这种意识一旦被唤起。就如浪逐层推，一发不可收拾，使民国初年及以后的中国女装审美意识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同时也表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
民国初年，由于社会变革以及服饰政策的颁行，使得妆饰由等级贫贱的标志逐渐淡化为代表女性情趣，衡量女性文化素养和审美标准的尺度，女性妆饰成为彰显女性个性的手段。特别是在旧的制度已打破，民众性的服装尚未定型之际，人们的服饰打扮由于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各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同年龄阶段的妇女有不同的服饰审美规范，不同的职业范围也有其不同的审美标准，即使是同一年龄阶段、相同的职业范围也有其个性上的差别，不同的年龄阶段和不同的职业范围其服装审美意识也有交叉的地方。一般文明妇女受新思潮的影响较多，多追求服饰的朴素典雅、端庄大方，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更喜欢西式服装：女学生在新式学堂受教育，一般穿着简朴素淡，以白衣黑裙为其典型装束。总之，这一阶段的女性以追求个性化特点的服装审美为标准，不管社会言论如何，其我行我素的勇气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民初女装所体现的个性化特点，尤以女学生的服式最为突出。女学生是民国初年女性当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由“养在深闺人未知”变为时代的宠儿，民主与开放的时代使她们有幸接受近代的学校教育，她们的审美眼光有别于同龄的女性，思想观念超越传统，贴近时代，表现在服装上则是特色鲜明，不拘一格。她们的衣着在民初有意无意间成为时尚风潮的引领者，可谓是领尽风骚，也颇遭非议。1898年5月31日正式开学的中国女学堂(即“经正女塾”)，改变了此前教会女塾包揽中国近代女子社会化教育的局面，1912-1913年，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新学制，使女子在初、中等教育与男性趋向一致，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进一步扩展。其中虽对女学生服饰的长度、式样、颜色甚至布料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女学生受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视野的开阔，使她们在服饰审美上也有了其独特的意识。甚至社会上有人攻击女学生的装束争奇斗巧，他们告诫女学生“在校则布服而着梭衣。出外亦然。求其清洁而不求其华丽，求其端重而不求其飘忽，裙不过长。衣不过短。”有人提出女学生在生活和作风上效仿妓女，自甘堕落。“夫上海为妓女荟萃之地，服装之奇丽久为社会所公认，今以文明之女学生而尤效之，试问扑朔迷离，又孰能辨其是耶。”“其始不过私娟荡妇所为，继则女学生纷纷效法。”而妓女也有装扮成女学生的，北京《醒世画报》上刊出《鱼目混珠》，指责两个妓女的装扮像女学生，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可以在内地省份湖南的报纸上看到类似的报道，即妓女模仿女学生的装束，导致一般公众误解，引起不必的争议，妓女模仿女学生的服饰，不仅是因为女学生被视为“进步、自由、平等、解放”等一系列现代价值的代名词，同时也因为这种服饰能够吸引足够的目光。因此有人发出了“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的感慨。即使是女权运动的反对者也对此大做文章。说奢靡之风是由于女权论者提倡自由平等的结果，妇女的堕落，女权论者难辞其责。
虽然这些女学生的服装可能更艳丽，打扮可能更大胆开放，但亦“含有审美之观念也。”同时，尽管颇受非议，但女学生们并未因此而裹足不前，而是继续创新。大胆的追求她们认为是美的东西，她们所创造出的大方而自信的打扮，显示出自然活泼，无所拘束，扬眉吐气的个性，有着强烈的情绪宣泄和对传统道德的反叛。应该说她们是时代的弄潮儿和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锋者，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有生力量，她们对服装的独特审美意识，彰显了近代女性要求个性解放。追求个性主义的审美愿望。
对于已婚的少妇。她们是享受新式教育的第一批受惠者，她们的服饰也有其独特的个性。她们多以雍容华贵，端庄娴静为基调，一般衣长覆体，过短似有失大家风范，腰身适中，袖口宽大(七至八寸)，出手以半肘为限。“这套包装注重的是分寸严格互为衬托缺一不可的整体效果，所创造出来的是一幅近代贤妻良母的正本图”但她们并不拘泥于此，民间一般妇女在上衣下裙的改进过程中也吸收了许多西方和日本女装的特点。清末民初，社会上开始出现女教师、女医生、女看护、报刊女主笔以及从事宗教事业的女性，有些女性还尝试创办女子工艺厂、女子商店等实业，这些得风气之先的女性尽管只是凤毛麟角。但民国初年女国民的形象已超越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体现了女性由家庭向社会的回归。她们的身体力行和亲眼目睹其他女性服饰的变化以及受西洋服饰的浸染。对自身的妆饰也产生了新的审美要求和倾向。李伯元小说《文明小史》中一位学堂出身的少奶奶是这样打扮的“穿双外国皮靴，套件外国呢子的对襟褂子，一条油亮的辫子拖在背后，男不男，女不女的。”这实际上是说中不中，洋不洋的更合适。虽然被人们视为不中不洋，不男不女，嗤为异类，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个性美的追求，其成熟女性的美加上新式服装的衬托。更显得其魅力十足。风韵甚佳。
而对于未婚女子，她们在服饰上有很大的选择范围，虽她们的妆饰基调的要求为幽雅娴静，华而不俗，用色淡雅，款式简洁、活泼。但是，她们并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少女服饰基调，而是大都有自己的主张。如董国瑛提供的她母亲在1913年十几岁时的老照片上，她母亲的装束是这样的，她“身穿当时时髦的黑纱透花夹衣裤。蚌壳式衣领，窄窄的裤脚，大开襟的下摆，紧口的黑缎鞋，鞋面打了一个花结。头发梳成当时最时髦的刘海剪刀式。”她们的打捞要比已婚女子自由得多。她们是新潮时装的大胆尝试者，其丰富多彩的服装，流露出内心世界浪漫的憧憬。她们对服装的款式，色彩的搭配都融入了自己的审美观，以彰显年轻女子的青春、纯洁的气质，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
妓女是中国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在服装上的新奇艳丽，往往是其他阶层妇女效仿的最好模型。民初妓女服装的特点是衣长不及膝，过身以腰为度，领高及颊。袖长露腕不露肘，袖窄两三寸，衣料多取进口丝织品，以裤代裙，衣裤同色。但由于职业关系。妓女的服饰往往标新立异、引人注目，以达到做流动广告和自我促销的目的。她们的服饰完全突破了规定，表现为样式多样化，色彩艳丽，以紧身漏颈、臂为主。同时，她们也大胆摹仿社会上其他女性的妆饰。她们招摇过市，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不断推出一款款一件件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潮服饰，对女性服饰审美起着诱导和示范作用，以至于出现女则靓装效妓家，恬不为怪的现象。其结果是妓装变为一种时装，而所谓良贱标志逐渐淡化，上海人之好摹仿，有“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的现象。这不但体现了她们对美的阐释和引领，也表现出了她们追求个性美的审美要求。
民初女装的改革和女性服装审美意识的嬗变，不但是对当时社会的最直接的反映，同时对现代服装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和推进作用。女权运动唤起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女性从传统的性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使她们对自身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文化意识为现代女性审美意识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她们追求新的审美标准定下了新的格调，为现代女装朝时装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