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完善

　　摘要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制度长期处于非规范化阶段，直到2010年才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运作阶段。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完善了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制度，但是该实施细则并未臻于完美。由于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相关内容过于模糊、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定位不明，以及受我国的成文法传统的影响，指导性案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本文认为应当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定位，建立健全指导性案例救济机制和备案机制，以充分发挥案例指导制度对于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功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关键词指导性案例制度救济机制监督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8.023
　　一、指导性案例制度概述
　　指导性案例制度，又称“案例指导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为了统一法律裁判标准，期望达到同案同判的法律效果，而在已生效的案件中遴选、公布典型案件作为指导性案例，通过该指导性案例为后案的法官提供指导和参考的一项制度。特别是对于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和社会热点案件，指导性案例制度对于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有利于实现同案同判，使同类型案件得到公正的裁判，提升司法公信力巩固司法权威。
　　作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裁判案件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指导性案例制度对于裁判之公正与否影响甚大，该项制度的运作与执行，并非一项简单、单一的独立制度，而是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庞大整体。从该项制度的生命流程来看，主要包括指导性案例的选择、指导性案例的公布、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指导性案例背离的监督等。
　　二、指导性案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指导性案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制度经过长期的孕育和成长，逐步地发展和完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制度层面上实现了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规范化，形成了指导性案例的选用机制、发布机制及适用机制。然而，指导性案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效果并不是那么乐观。
　　1. 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率低：
　　指导性案例制度是一项自上而下推行的司法裁判指导制度，从全国范围来看，指导性案例制度在地方人民法院的适用效果是不佳的。有些法院的法官对于指导性案例制度持积极回应的态度，善于利用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要旨和裁判精神帮助解决同类案件中的法律判断和适用。而有些法官则对指导性案例持漠视或者排斥的态度，即使正在审理的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属于同类的案件并案情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且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在法庭中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证据提交，也不影响部分法官无视指导性案例的存在。
　　2. 缺乏指导性案例的救济机制：
　　法庭排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并不是最不好的结果，最不好的结果是明明法庭无理由排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当事人却无任何手段或者方式去救济自己的权利。在同类案件中，当事人主张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既是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也间接影响着其实体权益的实现。遍观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制度中相关规定，并无关于指导性案例背离的任何救济机制。因为缺乏救济机制对法庭的约束，反过来又影响了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率。
　　（二）原因分析
　　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以及产生的矛盾都是有原因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和问题，也是一定原因累积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官对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认知程度不够、适用技术不娴熟：
　　由于我国法官在法律业务素养方面层次不齐，对指导性案例制度的理解和领会能力亦不同，实践中存在部分法官并不深刻理解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要旨。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充分完整深刻的认识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的开展。部分法官对指导性案例制度的理解和认知有限，必然影响了该制度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
　　2.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定位不明：
　　司法实践中指导性案例制度所遇到的各种困境和阻碍，除了法官对该制度的认知不足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该制度本身的效力问题。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实施细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为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但该《实施细则》关于指导性案例的规定存有一定的疏漏之处。其第九条、第十条明确了法官对指导性案例必须参照的义务，即法庭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对于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规则和裁判理由是必须参照的。然而其第十一条第二款却又规定：“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引述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并说明理由。”“回应是否参照”意味着对于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与本案相关的指导性案例法官拥有排斥适用的权力。该条款实际上等同于为指导性案例的强制效力松绑，只要不是法官自己提供的指导性案例，法官皆可自主裁量是否适用。可以看出我国在对待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态度上是模棱两可的。这种不清晰的态度明显不利于指导性案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3. 指导性案例制度的适用缺乏监督机制：
　　从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规范文件上看，仅仅规定了各级人民法院参照指导性案例的义务，但对于违背该义务的行为和主体，法律并没有附加任何的处罚、制裁机制或者监督手段。没有监督机制的制度，其运行往往缺乏约束力，执行力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制度正是这样的一项缺乏监督制约的制度。由此以来，法官在审理同类案件时是否适用指导性案例，完全由其自由裁量决定。适用，无嘉奖；不适用，亦无惩罚。没有监督、约束机制的威慑，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往往成了由法官的个人判断决定。
　　4. 成文法传统的影响：
　　我国有着浓厚的成文法传统。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往往是寻找成文的法律渊源来作为其判断、处理案件的指导。就整个法官职业群体而言，我们尚未形成研究指导性案例的良好习惯与环境。成文法环境下的法律工作习惯与固化的法律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