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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保障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优势就需要找到动能转换的支撑因素。本文根据已有文献分析了“新动能”的三种来源渠道：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及结构转换动能，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反推出了各个要素动能的核心代理变量，并构建了国际贸易竞争动能转换指数。本文研究表明，我国国际贸易的动能转换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动能增量效应达到了每期0.7%的水平，保证该发展效应的持续作用，需要进一步促进市场开发，加强人力资本培育，提升产品附加值。
关键词：动能转换 全要素生产率 国际贸易 结构变动
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指数测度体系
（一）动能转换指数的理论基础
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增量可以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动能，此后这一理论被推广到区域及行业中，成为衡量产业动能攀升水平的最佳指数。但传统理论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往往是基于索洛剩余方法，郑江淮等（2018）认为该方法仅仅能够反映动能的当期水平，而无法识别动能的来源，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在结构性转变的关键时期，分析新旧动能来源有助于明晰我国产业竞争的优势所在。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借鉴郑江淮（2018）的理论分析，构建了一个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全要素成产率模型：
模型（1）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包含资本要素（K）、高技能劳动力要素（H）、低技能劳动力要素（L）的双时期集合，在短期内由于生产技术的标准化，各个要素的弹性均为1/3;中长期内则表示为可变系数，从而将各种动能转换情况纳入分析，对各个要素而言，其生产率增量为：
由单个要素的生产率增量公式可以看出，增量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要素密度与异质性变化率，将上述单项公式代入（1）化简得出：
模型（5）中， Δt反应了异质性变化率，且有、、、、。同时模型中也将劳动力占比进行了简化，对劳动生产率而言，采用王晓娆（2017）的份额偏离分解法可得：
公式（6）中劳动生产率被分解为部门间劳动力静态配置、部门间劳动力动态配置及部门内劳动力动态配置，劳动力生产率和份额的增长是部门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当动态配置提供了“结构性”优势时，该部门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即公式（6）中的两个动态效应的值为正，否则反之。公式（6）是对劳动力生产率的分析，也可以进一步推广到资本生产率要素之中，本文不再赘述。
至此，本文分析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指标，包括总需求变化量、要素生产率增量、要素密度、要素结构和要素异质性五个方面，可以全面反馈产业增长的动能来源，从而根据动能转换的本质属性，分析新旧动能转换时新动能对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新动能指数”（New Engines Index）的简约形式如下：
模型（7）中，各项动能均为多种指标的集合，且在不同部门发展中具备不同权重，本文将其引用到我国国际贸易中，具体分析如下：
需求侧动能。国际贸易的优势产生，首先来源于内部需求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开始享受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能够将现有收入投入到更多的渠道，当食品消费的比例降低到某一层次时，居民消费累计产生的产品需求就能够推动产业的发展，这一现象被称为“恩格尔效应”，根据杨中卫等（2016）的测算，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处于并将持续处于“恩格尔效应”区间，系数的持续下降不仅对居民消费差异产生了有效的平抑作用，并且推动了整体消费市场的扩大，进而促进我国产业规模上升。其次需要优化外部需求结构，吕品等（2016）的研究从我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出发，分析了外部需求冲击对产能利用的影响，该研究中说明了不同制造行业对外部需求的反馈并不一致，产能利用率存在分行业的正/负向作用，根据外部需求进行产业结构调节就成了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孔璐琳（2016）认为对于外部需求的结构优化，可以从产品附加值入手，以進出口产品的高附加值调整产业技术水平，进而促进结构转变。在指标集合中，本文采用了国内中间投入比例、国外中间投入比例、出口产品附加值、进口产品附加值等代理变量反映国际贸易中成本变动的情况，进而估计需求侧动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供给侧动能。改善产业供给侧结构，是强化供给侧动能的唯一途径，肖苏（2017）测算了不同执行部门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认为我国工业企业受到技术驱动的效果最强，而美国的高等教育部门的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更高，我国的大量企业受制于技术水平的滞后，难以提升产品竞争力，这就需要社会资本的注入，强化R&D产出水平。在指标集合中，本文采用了R&D与企业收入弹性占比、高技能劳动力与劳动人口占比、全社会融资规模、直接融资规模在GDP中的占比等代理变量反映国际贸易中技术进步的情况，进而估计供给侧动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结构转变动能。实现我国国际贸易水平突破，就要追求向国际产业分工产业链上游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再分工具体到产业中，就是要素的再分配结构的变动。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在实现国际化销售的同时，要注重国际化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将低附加值产品投入到高劳动密集度的国家，或是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更高的国家，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构建产品制造的优势;将高附加值产品投入到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更高的国家，能够有效实现产品附加值的转换，提高产品生产的良品率。向倩雯（2017）提出，我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事实伴随的另一个事实——我国的高技术劳动力占比不断上升，将密集型产业迁移到我国周边地区，或是“一带一路”合作国家，让我国现有产能转向更具附加值产品，是结构转变所能够带来的比较优势。在指标集合中，本文采用全球价值链位置、出口产品与国际产品的中心距离等代理变量反映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情况，进而估计结构转变动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中动能转换指数的测算
本文的新动能指数仅仅关注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竞争水平，因此不同于郑江淮（2018）文章中综合近20个指标所构建的全面动能转换指数。根据公式（7）及上文的分析，本文针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测算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构建，在需求侧动能构建中本文采用了Jensen et al.（2013）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构建的外需动能，即 dln（Xi）/dln（TC），供给侧动能中更关注与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度变动，也是人力资本红利的显现，即dln（H/L）/dln（TFP） 。在结构分析方面，基于Koopman et al.（2014）测算的价值链相对位置的结构转换动能，即 dln（GVCPi）/dln（Xi）。对于各个动能值的合成公式采用了加权合成法：
（8）
供给侧动能和需求侧变量需要考虑动能转换的速度，即本期动能相比于上一期的变化，代理变量均经过了无量纲化处理过程，即将本期指标数据与上期进行了比对：ωi=Di/Di-1;而结构动能变量更需要考虑我国动能和国际动能的对比水平，在无量纲化处理过程中，将我国数据指标与本期各地区最大值进行对比，以得出指数：ωi=Di/Max（Di，Dj，…，Dk） 。本文所构建的指数能够综合反馈动能转换速度和转换程度两个方向，并且准确区别动能来源和方向。
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价值链升级效应
本文的样本时期为2002-2016年，数据主要来源于WIOD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由于2015及之后的产业数据尚未公布，本文采用平均增长率估计此后的GVC值，其次对需求侧动能的测算也使用了一部分World Bank所公布的宏观数据。根据Koopan et al.（2014）测算的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GVC，纳入模型（7）的计算中，可以得出如图1所示的结构转换动能指标。
如图1所示，自2002开始直至2012年中期，中国的价值链攀升动能均为负值，这一情况直接對应了中国加入WTO的事实，由于自由贸易市场化的加速以及全球化生产链的强化，跨国企业发现了中国密集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纷纷将国内的低端制造业迁入中国，以实现企业成本的控制，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享受产品制造带来利润的同时，自身发展动能也受到了密集型产业的限制，产业链位置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下探，并在2003年达到最大负值-2.47。
但国内企业在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同时，也通过代工实现了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并获取了一定的技术，随着国际价值链地位的不断下降，这一情况在2008年得到了改善。随着我国代工工厂的内部“血拼”竞争步入白热化，大量的代工业务逐步集中到几家规模较大的企业，代工厂也开始创建自有品牌参与国际竞争。结合本文的供给侧动能和需求侧动能，利用公式（8）计算，并与结构动能进行合成，可以得到如图2所示的国际贸易竞争动能指数。
如图2所示，加入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动能后，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整体发展动能处在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之中，由于在2002-2007年间我国的结构性动能为负数区间，导致这一时期整体竞争力动能处于一个较低区间（低于2%），上升趋势也并不显著。这一时期可以视为我国内生需求增长时期，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但产值较大，故整体处于结构调整之中，动能转换始终处于正值区间，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在2008-2013年，我国国际贸易处于产品附加值不断上升的区间，新旧动能之间开始发生显著转换，推动整体发展水平的上升。这一阶段，动能每期增量达到了0.3%，产品价值的强化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上升，产品的比较优势（成本低、有一定附加价值）使得我国国际贸易的整体竞争水平有了较强的突破。在2013年之后，动能增量进一步达到了0.7%/每期的水平，显然，我国开放性水平的持续上升带动一批国内企业更大规模地走出去，同一时期技术水平的突破，导致国际贸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金流动成本进一步下降，资源在国际市场上更有效配置推动了更为深度的国际竞争力上升。
中国对外贸易新型竞争优势培育建议
本文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出发，分析我国对外贸易2002-2016年的新生动能来源。根据本文分析，我国现有的国际竞争动能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区间，能够有效推动竞争力水平的上升。贸易竞争动能主要来源于下述方面：
第一，劳动力“人口红利”的下降。我国的用工价格不断上升，是由于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学历结构、技术水平都与以往产生了极大的不同，针对生活物质环境要求的变化，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人口需要更多的报酬以保证更高的生活水平，经济环境的改变使得用工成本变高;第二，人力资本红利的显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成了人力资本红利，更多的高学历、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产品生产中的技术性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更快的学习能力意味着更优的劳动力产出，人力资本的不断上升，实质上使得企业用工的相对价格产生了下降，同时也倒逼企业改善其技术结构，使得高技术劳动力能够发挥出更多的单位生产能力;第三，市场化政策的不断推进，随着我国对市场经济的重视，新生动能向产业政策的转移，许多中小企业得到了较好的扶持，贸易成本的降低、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使得我国企业在内部配置上产生了较好的协同性，在应对国际贸易竞争时也具备了更强的优势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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