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将我国塑造成为世界贸易发展史上的一个传奇，但是随着近年来低碳经济潮流的兴起，这种发展模式所体现出来的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特征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落后性，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空前的挑战。转变现有的粗放型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势在必行，但是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审慎对待转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平衡好外贸发展模式转变与对外贸易稳步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低碳经济；对外贸易；外贸发展模式；碳关税
Low-carbon Economy and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JIAO 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Since our reform and opening-up more than 30 years ago, China has been bloomed into a legend in the world trade development history through carrying out the export-oriented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ode, which is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Bu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spring up of low-carbon economy tre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severe pollution and low added value, increasingly show the out of date end of the mode, and the unparallele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 in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It is imperative to change the extensiv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ode, but also give the actual national situation a thorough consideration, treat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seriously, an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ode transition and the steady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Key words：low-carbon economy, foreign trad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ode, carbon tariff
一、引言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是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他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的，书中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认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途径，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提供了机会，同时还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宣布到2050年要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1]。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认同和积极推崇，欧盟将低碳经济视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制订了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并以此来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行动；日本首相和内阁先后提出将低碳社会作为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寻求建设一个富裕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美国的奥巴马政府也在不久前推进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经济新进程”，一方面提出新的气候变化方略，另一方面积极寻求能源技术方面的突破。[2]现如今，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上一股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以低碳为核心，坚持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同时也是我国国内经济尤其是贸易发展的需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建立起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对外贸易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在货物贸易出口方面，使“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据统计，我国目前鞋类出口总量达到60亿双，占世界出口总量的60%以上，全世界平均每人接近拥有1.5双中国生产的鞋子，服装出口平均每年也达210亿件，全球平均每人每年约购买三件[3]。但是，就是在繁荣发展的背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长期以来依靠低价和数量竞争取胜的粗放型外贸发展模式，给我国的资源与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低碳经济的趋势越来越不相适应，只有认清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努力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才能实现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从低碳经济角度审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特点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贸易总量不断攀升，商品结构持续优化，出口市场逐渐扩大，这些都是必须得到肯定的，但是在总体趋势良好的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在结构上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这主要体现在：
（一）货物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贸易相对滞后
近年来，我国货物贸易发展异常迅猛，在1998—2008年的十年间，进出口总额增长了接近七倍，年增长率22.97%；出口额从1837.09亿美元增加到14285.5亿美元，增长了6.78倍，年增长率22.77%；进口额从1402.37亿美元增加到11330.9亿美元，增长了7.08倍，年增长率23.24%；贸易差额在1998年为434.7亿美元，到2005年攀升至1020亿美元，此后三年继续发力，2008年已增长至接近3000亿美元。
服务贸易相对于货物贸易来说发展则相对滞后，同样在这十年中，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98年的530.4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60.36亿美元，增长了4.77倍，年增长率为19.16%，出口额从240.6亿美元增加到1471.12亿美元，增长了5.11倍，年增长率为19.85%，进口额从289.85亿美元增加到1589.24亿美元，增长了4.48倍，年增长率为18.55%，各项指标均落后于货物贸易；不仅如此，服务贸易差额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并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2009年已接近300亿美元。此外，目前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优势部门仍然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旅游服务和运输服务上面，一些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业，如通信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服务、电影音像服务等在出口中所占比重从0.12%到4.25%不等，国际竞争力并不强。
（二）加工贸易占比过大，一般贸易相对薄弱
我国的加工贸易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外贸体制改革和吸引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首先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时期，一般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1981年到1985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占当年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最小比重仍为87.64%。但是，由于加工贸易这种形式在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同时能有效避开中国开拓国际市场经验及能力不足和资金技术欠缺的短板，因此很快便由小到大地迅速发展起来。1993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806.2亿美元，占当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的41.19%，与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所占比重41.52%基本上并驾齐驱，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所占比重更是超过50%，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最重要渠道，尽管2000年后比例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仍然维持在45%—50%之间，只是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所占比例略低于一般贸易（表1）。
（三）出口产品以中低端制成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较低尽管三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结构一直在不断优化，但是从图1中还是很明显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产品出口中，中低技术含量制成品仍然占据很大比重。1990年，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和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超过总出口比重的60%，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比重仅为5.3%；1995年，中、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占比超过65%，高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比重上升至13%；2000年，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已经占据总出口比重的1/5强，但是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和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占比并没有明显下降，依然超过60%，高技术含量制成品挤占的仅仅是日用品的出口份额；2005年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适当降低纺织品等容易出现贸易摩擦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重大技术设备、IT产品、生物医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之后，三者比例才渐渐改善，尽管如此，目前高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比重也仅有大约33%，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和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合计占比依然在55%左右。
图1 中国个别年份出口产品结构分析①①资料来源：国际贸易和一体化（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gration）网站（四）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依赖严重，市场集中度偏高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口“人权”问题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时期，香港地区由于承担了转口作用，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1991年和1992年均占到我国出口贸易总额的44%以上，日本和美国是第二集团，占比在10%左右浮动，德国、韩国、新加坡、瑞士、荷兰、意大利、英国、泰国等欧洲和亚洲国家与我国的贸易关系也十分密切，占比均在1%以上。1993年之后，随着我国同欧美国家关系的好转，香港地区在我国出口市场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所占比重逐渐减少到20%—25%左右，但在1999年之前仍然占据第一名的位置，美国所占份额稳步上升，台湾地区高速崛起，跻身我国出口贸易伙伴国的前十位，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也有所上升，但尚不足5%。1999年以后，美国稳坐中国出口市场的头把交椅，所占份额一直维持在20%左右，香港、日本、韩国、德国分列二到五位，其中香港和日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韩国和德国比重则稳中有升，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新兴市场所占份额进一步扩大，2007年已经达到9.03%，但毕竟90.97%的市场份额仍然集中在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出口市场的集中度仍然比较高。
以上从贸易内容、贸易方式、出口产品、出口市场四个方面归纳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基本特点。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些特点，是因为它们与低碳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变化密切相关，它们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有可能在未来的低碳经济潮流中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
三、低碳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冲击与挑战我国贸易结构上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反映在外贸发展模式上就是一种以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为条件、以大量廉价劳动力投入为支撑、以大量碳排放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型外贸发展模式，这与低碳经济倡导的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值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一旦世界各国广泛达成并切实贯彻关于低碳经济的规则和承诺，我国现有的外贸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的冲击与挑战。
(一）贸易内容以货物贸易为主，形成高消耗、高排放相比较农业和服务业而言，制造业对能源的需求较大，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也较高。通过对表2中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5年四年不同行业能源消耗情况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从总量上来看，工业能源消耗量最大，占到能源消耗总量的70%左右，农、林、牧、渔、水利业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不足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1990年和1995年占比在5%以下，2000年和2005年上升至7%以上，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所占比重则更小，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3%左右；从生产每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上来看，虽然能耗效率都有所提高，但工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单位能耗明显高于其他三类，2005年工业创造每亿元GDP所消耗的能源为2.1万吨标准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创造每亿元GDP所消耗的能源为1.6万吨标准煤，而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相同指标仅为0.3和0.4。这说明大多数服务行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是比较小的，而我国服务业发展不足，2008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1.8%，层次又比较低，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占到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的70%以上，这客观上造成我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
（二）贸易方式中占很大比例的加工贸易以外商投资为主，产品附加值低，且转移进大量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加工贸易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以国营进出口公司组织的加工装配业务为主，加工贸易的主体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末，港澳地区的商家以及华人华侨纷纷前来大陆投资建厂，加工贸易的主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资产优化重组开始出现，许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看中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宽松的环境规制条件，将其国内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和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我国，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力量。
数据显示，外商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占到对我国投资总额的50%以上，2003—2006年甚至超过60%，但是在整个加工贸易研发、设计、制造、仓储、运输、销售、服务等环节构成的产业链中，我国企业从事的往往只是对零件或者原辅材料的初级加工、装配和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加工产品的增值率长期以来只有50%左右[3]，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虚假的出口额和贸易顺差。而且，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往往把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统计，在1995年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的外商数量占到外商总数的30%左右，到2005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上升为84.19%，其中，化工、石化、皮革、印染、电镀、杀虫剂、造纸、采矿和冶金、橡胶、塑料、建筑材料和制药等高污染行业和高耗能行业都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方向，而真正投资于环保产业的金额却不到1亿美元，占比不足0.2%[4]。
（三）出口产品以中低端制成品为主，生产过程对能源和环境造成挤压在我国的出口产品中，中低端制成品占到一半以上，行业间同质化、低水平竞争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一方面决定了单位出口产品利润微薄，只能以量取胜，而大批量生产的结果就是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大量排放，另一方面，由于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盈利能力有限，对价格高度敏感，控制成本压力巨大，也迫使许多出口企业选择价格低廉的能源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主要消耗品，而对价格高昂的清洁能源敬而远之。
在我国的资源结构中，原煤产量占到能源生产总量的70%—80%，原油产量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1980年为23.8%，到2008年下滑至10.4%，天然气产量占比不超过5%，呈现明显的“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这使得煤炭作为我国最安全和最廉价的能源成为众多出口企业的首选。但是，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5]，这就造成我国每百万GDP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1990年，我国每百万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1812吨，是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的3倍，欧洲的4倍，日本的5.5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表3）。尽管近年来我国一直立志于改变这一状况，1990—2006年间年均下降3.6%，但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的指标无疑还是很高的，这就意味着我国生产的商品越多，出口量越大，对能源和资源的浪费、对环境的污染就越严重。（四）出口市场中占重要地位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低碳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我国延续过去的外贸发展模式构成挑战美国、欧盟、日本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他们都是环保技术比较领先的经济体，也一直致力于设置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严格的环境门槛来抵制外来商品的竞争，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更加积极的推行与低碳相关的贸易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最近热议的“碳关税”。
碳关税（Carbon Tariff）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是碳关税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如果本国生产商积极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而外国生产商却没有的话，那么鉴于外国生产商可能生产成本更低，国内消费者就很难有动机去购买本国生产商的产品，客观上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竞争，此时征收碳关税能够起到夷平竞技场（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的效果，并非贸易保护。这一说法得到美国部分议员的认同，2009年6月22日，包含相关内容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在美国众议院通过，赋予美国总统从2020年起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未采取措施减排温室气体的国家生产的钢铁、水泥、玻璃、纸张等高污染产品采取“边境调节”措施的权利。
鉴于征收“碳关税”的做法违背了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很有可能引发贸易战，这项措施在美国国内并没有得到一边倒的拥护，在众议院投票仅仅以219对212的微弱优势通过，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愿意尽可能“寻求其他途径达到目的”，因此这项措施最终会不会进入实质应用阶段还是个谜。但是，这不能不为我国敲响一记警钟：一旦这项措施付诸实施并引发其他国家争相效仿，那对我国这个外贸依存度高达70%的国家将会造成怎样的打击呢？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可能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可能因此下滑21%。
四、外贸发展模式亟待转变 审慎应对变革过程中的两难问题从国内来看，我国长期以来以低价竞争和数量扩张为基本特征的粗放型外贸发展模式不仅使我国承受着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而且带来了层出不穷的贸易争端；从国际来看，我国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身处低碳经济发展的洪流中，我国已经无法置身事外，因此，转变我国现有的外贸发展模式，走可持续的低碳发展道路已是势在必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在转变过程中又不可盲目冒进，要审慎对待转变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两难问题，平衡好外贸发展模式转变与国内保持经济增长和国际上维护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
（一）寻求外贸发展模式转变与国内保持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在完成了以高能源消耗为支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才面临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问题，他们国内的社会基础设施已经趋于完备，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应有的改善，因此对于能源的需求比较稳定，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会再有激增，低碳经济对于他们来说只是降低奢侈排放。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之中，还有1500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2200万城市人口维持着最低生活保障，因此，经济增长和保障民生依然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第一要务。
但是，如今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不能再重蹈过去为了政绩和指标对资源和环境进行掠夺性开发和使用的覆辙，各级政府必须转变一味追求高速度、高增长的错误观念，强化企业的环保意识，并将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与转变整个经济发展模式有机结合起来，以低碳经济的要求来指导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好”与“快”的关系上，以好来统领快，在好中实现快，最终达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促进低碳经济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多下工夫：第一，推进低碳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于我国这个资源结构不甚合理的经济体来说，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尤为重要；第二，对传统部门进行节能减排方面的改组改造。通过财政补贴和贷款优惠等方式积极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探索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新领域；第三，合理引导外资。使外资尽可能多地流向符合国际节能和环保标准的深加工和技术密集型项目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项目，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
（二）寻求外贸发展模式转变与国际上维护自身利益之间的平衡尽管我们强调在国际贸易中，市场范围越大，受个别市场影响的程度就越小，经济就越安全，因此也倡导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但是发达国家占据全球贸易的3/4以上，而且由于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生产结构的互补性较强，容易形成产业内分工，因此我国出口产品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在短期内很难有实质性变化。要想继续参与全球化，就必须进行外贸发展模式的转变，否则就会遭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抵制，退出国际分工。
但是在转变过程中，一定要正视中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据理力争，积极斡旋，在国际市场上维护自身利益。要充分认识到，一方面，当代全球气候变化与工业化国家上百年来的过度排放密不可分[6]，如今他们基本渡过了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阶段，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这时将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推给以我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中国的许多高碳排放起源于发达国家的需求拉动，是通过跨国公司的生产转移和国际贸易为发达国家而排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大约有7%—14%是由于生产出口美国的产品而产生的，完全免除进口方责任，要我国单独背负气候异常、环境恶化的骂名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在进行外贸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有必要密切依托国际社会，坚定贯彻《联合国气候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通过国际间的对话，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话，维护我方的利益，坚决抵制欧美国家以低碳经济为名打压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关系，以低碳经济为契机，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协定等形式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联系[7]，减缓“碳关税”、“碳标签”等变相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造成的冲击，使我国对外贸易朝向更加长效、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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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