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群，姚曦惠
（江西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提出“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放到乡村”“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农村金融的发展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于实现金融服务均衡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阶段农村金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金融本身的发展和对其他变量的影响等方面。刘赛红和李朋朋（2020）[1]提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存在连接多、稳定性强的特点；
郑家喜等（2020）[2]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指出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时空分异特征；
陈志刚和章颖（2022）[3]认为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能从不同方面有效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
张婷婷和李政（2019）[4]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两方面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对收入的影响，一部分研究认为，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状况。涂爽等（2022）[5]认为农村金融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存在异质性且城镇化率的提高对于金融增收方面具有正向效应；
杨柳（2022）[6]基于收入中介视角验证了农村金融发展可以提高收入且可以通过提高收入这一中介变量有效缓解贫困代际传递。还有一部分研究认为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其他因素间接导致收入水平的改变。刘洋和颜华（2021）[7]提出县域金融集聚除了能够直接作用于农民增收，还能够通过农业机械化方式间接促进农民部分收入的增长；
张婷婷和李政（2019）[4]认为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效应以中长期为主，农村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两个层面（供、需）和两个途径（风险管理、资金融通）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升。
对于亟待解决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目前也有不少的研究。米嘉伟和屈小娥（2022）[8]通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变化趋势且目前我国处于“U”型曲线的右侧，而教育资源能够对这种“U”型关系进行调节；
郭燕等（2022）[9]通过研究多个国家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及特征，提出为优化我国城乡收入的分配格局，应从农村产业多样化发展、农业补贴体系优化和公共服务普惠性等多方面深入；
徐宇明（2022）[10]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的发展会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由此提出了在智能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扶贫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综上，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及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以及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现有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然而针对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两者间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利用2000—2021年相关数据，经过一系列变量检验后构建VAR模型，并应用模型进行变量的动态结构分析，从而实证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并从普惠金融的视角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理论参考。
（一）普惠金融政策推动农村金融发展
一方面金融机构将农村的金融资源向城市进行转移以达到降低成本、避险风控的目的，另一方面因农村居民达不到金融门槛要求使得他们的金融服务获得性低、金融收益率低，传统金融的逐利性和门槛效应导致了金融排斥，给农村金融发展带来了阻碍，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其主要服务对象为农村地区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2016年国务院颁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正式开始了我国普惠金融改革创新实践。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关于普惠金融的政策不断出台和更新，农村金融也在政策大环境下快速发展。据统计，我国银行网点的乡镇覆盖率在2020年末为97.13%，行政村支付服务覆盖率为99.31%。普惠金融以其包容性、普惠性和数字化特点推动着农村金融发展。
首先，普惠金融政策带来的新理念和新的经营模式是农村金融在发展中迫切需要的。普惠金融的公平性理念区别于传统金融理念，农村弱势群体和初创企业、小微企业也有获得金融服务的基本权利，普惠金融新的经营理念则包括制度、产品及服务的创新。其次，普惠金融政策给农村居民带来了真实惠，为农村金融在发展中扫除了一大障碍。普惠金融“驻”进民心，农村居民的金融参与度和满意度得到提高，参与构建农村金融治理体系的积极性增强。
（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
第一，农村普惠金融政策不断深化，金融法律不断完善，农村居民感受到切实帮扶的同时有法可依，保障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第二，农村普惠金融完善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用体系建设，净化了农村金融市场大环境，积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第三，农村普惠金融通过降低失业率和提供便利的信贷等方式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图1 农村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逻辑图
综上所述，普惠金融政策实施有利于农村金融发展，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又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一）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1.城乡收入差距（URI）。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2.农村金融发展规模（RFS）。借鉴刘玉春和修长柏（2013）[11]的做法，对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利用农村存贷款余额之和与农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农村存贷款余额以农村信用社各年度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表示，农村生产总值以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替代。
3.农村金融发展效率（RFE）。借鉴庞金波和杨梦（2021）[12]的研究，用存贷比作为金融发展效率指标，衡量金融中介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速度，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RFE）为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与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的比值。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00—202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URI）、农村金融发展规模（RFS）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RFE）进行联动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1.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传统经济理论存在难以对变量间的动态联系进行说明的缺陷，而VAR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所有内生当期变量对所有内生变量若干滞后值进行回归，实现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作为经济分析中广泛使用的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具有良好的计量特性，VAR（p）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式中，p是滞后阶数，Yt是内生向量列向量，∏i是第i个待估参数矩阵，Ut是随机误差列向量，T是样本个数。
2.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建立VAR模型的关键目的在于对变量间的动态结构、动态联系进行分析，研究中广泛应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这两种方法。脉冲响应函数体现了某一内生变量受到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时所做出的动态反馈，该冲击是来自于系统内部或外部施加在随机误差项上的。方差分解对各个内生变量关于预测方差的贡献度进行评价。
（三）模型构建
1.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导致建模无意义和出现错误建模的现象，考虑采用ADF单位根法对各个变量的原序列或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过程中发现，各个变量原序列的ADF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显著，而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差分序列不再具有明显的趋势性或周期性，URI、RFS和RFE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
当原序列并不平稳但是满足同阶单整条件时，传统VAR模型即转变为协整检验。如果非平稳序列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以此建模则会导致伪回归现象的出现，所以本文考虑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判断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确定最大滞后阶数是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根据AIC、SC、HQ等多准则判断最终得到最大滞后阶数p为1，说明采用一阶滞后可以保证模型的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当原假设为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时，迹统计量的值为44.4468，该值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9.7971，由此应当拒绝原假设；
当原假设为变量间至多存在1个或2个协整关系时，迹统计量的值均小于临界值，由此应当接受原假设。综上，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URI、FS和FE三个变量间存在1个长期协整关系。
表1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3.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可以对非平稳但存在协整关系的序列进行关系验证，以判断一个变量滞后值对另一个变量是否具有预测能力。由表2 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RFS 分别为RFE 和URI 的单向Granger原因，RFE与URI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层面上，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变量和效率变量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
表2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4.模型建立及其稳定性判断
基于上述检验分析，建立VAR模型方程。以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VAR（1）模型方程表示如下：
只有VAR 模型是稳定的，才能应用该模型进行后续的脉冲响应分析，判断VAR模型的稳定性考虑采用AR单位根检验法。如图2所示，因三个特征根的倒数的模均位于单位圆的内部，表明所有根的倒数的模均小于1，从而验证了所建VAR（1）模型满足平稳性要求。
图2 单位根检验
（四）脉冲响应函数
在VAR 模型稳定的基础上应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对模型动态特征进行研究，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一个内生变量对残差冲击的响应，显示了扰动通过模型冲击其他变量的链式反应过程。如图3所示，当城乡收入差距（URI）受到农村金融发展规模（RFS）单位新息冲击时，响应在第1期并不明显，在10期的观察期内响应持续为负效应且响应程度逐渐变大后趋于稳定。如图4所示，城乡收入差距（URI）对农村金融发展效率（RFE）单位新息冲击的响应在前两期并不明显，从第2期开始持续缓慢上升而后趋于平缓并且始终为正向效应，整体响应幅度相对较小。
图3 收入差距对规模的脉冲响应
图4 收入差距对效率的脉冲响应
脉冲响应的结果表明，由于政府支持政策、市场化程度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规模和效率的外部冲击会通过市场给收入差距带来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总体而言，效率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为正向，即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说明农村金融机构作为中介体系一方面动员农村储蓄以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发放贷款以资金助农，短期内并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规模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为负向且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强烈，说明农村金融供给不足，供给量提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五）方差分解
尽管脉冲响应函数体现了一变量的误差项对另一变量的冲击变化趋势，却无法反映其对另一变量的影响度大小，方差分解则是分析内生变量影响标准差的贡献比例。方差分解也是VAR模型应用于模型动态特征研究方面的常用方法。
由表3，城乡收入差距（URI）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在最开始的第1期，收入差距的预测标准差为0.0539，其中100%由收入差距的残差冲击所致，规模（RFS）和效率（RFE）对其带来的影响几乎没有。但是随着时期数的增加，URI本身的贡献比例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并基本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规模的贡献度越来越大而效率的贡献度波动不大且一直较小，从第8期开始方差分解结果的变化幅度较小，基本保持稳定，这和脉冲响应冲击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3 城乡收入差距（URI）方差分解结果
通过分析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研究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即如何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实现城乡金融均衡发展，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实证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规模和效率均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
规模对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效率则有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
规模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要明显大于效率变量。
根据以上结论，从普惠金融发展的视角出发，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农村金融服务供需调研，保持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从农村居民对农村金融的了解、接受和使用现状进行需求侧调查，从农业贷款、农业保险、投资理财产品等方面进行供给侧调查，具体包括贷款申请的通过率、农业保险的购买时间是否自由、理财产品种类是否多样等，动态化掌握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发展，根据供需变化及时调整制度措施，保持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满足农村发展的金融规模需求，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供求矛盾，推动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
第二，健全政策支持体系，推进助农工作提质增效。金融机构除了以中介角色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助农贷款达到支农目标，还需要综合利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来拓宽支农资金来源渠道。除此之外，创新“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试点开展与农业经营周期相适应的贷款业务并加大涉农信贷支持力度。同时，政府应制定助农发展政策措施，将农超对接、村企合作、电商助农等多种形式的惠农活动落到实处、提高实效。
第三，加快构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推动城乡金融均衡发展。对标一线城市金融业发展态势，创新农村金融科技，不断深化数字技术应用于农村金融领域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水平，既要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也要深化农村金融服务层次，为不同涉农主体创造公平的金融市场环境，全面实现农村偏远地区享有安全便捷、价格合理的刚需金融服务。同时，通过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普及工作以提高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认知水平，增强其抵御农村金融风险的能力，并采取适合当地农村金融发展的特色监管方式，健全农村金融专业化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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