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风》是王利军的代表作。作品以部队出航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场面，生动记录了他与他的血液和汗水都熔铸在一起的战友们的一段真挚情感经历。没有兄弟加战友的深挚情感，不可能依据寻常生活画出如此灿烂如歌、动人心弦的作品。
《海风》以充满激情的“新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记录了现代中国军人的精神风采。这是画家王利军以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亲密战友的眼光，捕捉部队生活中的闪光瞬间而创作出来的精心之作。在这幅作品中，他没有刻意去美化大海中的战士的枯燥而艰苦的生活，反而是敏锐、兴奋地记录了部队寻常生活中令自己感动、兴奋、心跳的瞬间。由此，海军战士随海浪颠簸的这寻常一瞬，在他的艺术的表达中，成为了动人心弦的永恒存在。
如果说《海风》刚健、清新、优美，那么，《警报》则激越、迅猛、浑厚。无论哪种风格，王利军都是“我”首先被感动，然后通过“我”掌握的艺术语言去叙述“我”的感动的成功范例。王利军的作品，是有力量的军旅抒情诗，《海风》《警报》的视觉图像，似乎能够转化为听觉化的优美、激越、高亢的军旅歌声，震撼我们的心灵。
《世纪丰碑》《千秋风流》，表现的是世纪伟人的肖像；《雪海国魂》《抗联战士》，表现的则是中国近代史上令人心碎的往事，但它们都是王利军在“新现实主义”手法的基础上，以“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表达的他对“宏大叙事”所能传达的理性精神的执着追求。前者（世纪伟人肖像系列）主题指向的，是他们的意志、信仰与人格精神在历史上与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息息相关，而在今后也会起到灵魂主导的作用。后者（重大历史题材系列）传递的则是他对历史事件中的人物的心理世界的体认，他让画面中的人物的心理世界直逼我们的灵魂深处。所以，他的这一类作品，表达的不仅仅是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的奋争精神构成的历史事件，还是构成这种历史事件的民族精神所具有的全人类的普适性。所以，这样的作品，在感动人的灵魂的过程中，也升华着人的人格。
总之，王利军的作品中，有一种来源于写实基础的抽象美。正是这种抽象美与他扎实的写实技法的结合，使当前美术界大量的“速朽”的粗糙作品在他的作品面前相形见绌。他是通过对艺术符号的“元语言”的解决，进而解决了中国画转型中的诸多难题，才使他的创作进入较高的文化层次。他的作品，不靠说教，也不多用戏剧化情节，他主要是用形式语言和视觉图像，传递他所认知的“元语言”及其与之“相似”的形而上的精神信息而令人神往并在瞬间受到感动。
二
表现正义之师、钢铁之师、和平之师的坚定意志和精神风采，是王利军作品的三大主题。除以上所述作品外，《破晓》《钢铁无言》《涛声渐远》等作品，也都是最好的明证。
此外，无论是《赶海》这样的现实题材，还是《火红的歌谣》这样的历史题材，王利军都显现出一种手到擒来式的把握造型的能力。虽然，这很容易使画面流于浮华浅薄，但庆幸的是，在人民军队中，王利军一直诚恳地接受着人民军队厚重的由血与火的历史积淀构成的精神风骨的教育和熏染，所以，他一直没有放弃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现实生活这一创作原则。但是，这却是他在与时俱进的情况下，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移植到符号学语境进行语言学转向意义上的构成再造。于是，这就使得他的现实主义与以往的现实主义，在思想观念和创作原则上有了很大的区别。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在我国受欢迎的作品，都是参照前苏联的创作方法表现出来的。由于这种创作方法违离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人称这种画法是“过时的垃圾”。现在看来，意识形态负重属性，确实并不能完成现实主义艺术应有的化育人文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就整个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成熟以及画家个人风格的形成而言，这与时代变迁和人们接受的审美心理是分不开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變迁使得随之兴起的各种美学思潮和文艺理论在创作上有了直接的反映，矮化健康的人文精神，丑化表现对象，或者是风格媚俗化，乃至极端地强调个性张扬，都使得中国画出现了一系列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为军旅画家，王利军在视觉艺术智性因素的研究上，有着清晰的方向感和足够的敏锐度。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这方面，首先体现在王利军的创作中的，是他能够在“现象学还原”的前提下，将符号学、构成主义的思想和观念，注入到以往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之中，并从而使得他的创作能够显现出推动当下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的基本特征。譬如，从他的《世纪丰碑》《雪海国魂》等大型主题性创作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与时俱进的意义上，他能够对诸如素描这样的西画技法进行特定的守护和提升。我们知道，诸如素描这样的西画技法引进中国后，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几乎所有学画的人都曾对它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是社会变革需要，也是文化发展使然，所以，虽然今天在西方，诸如素描这样的技法正遭到被淘汰的命运，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这仍然是健全社会精神文明所需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王利军的努力，无疑可以看成是在前人以及是在同代人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对中国近百年绘画进程的有效提升与发展。
总之，王利军的绘画，既服务了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又超越了服务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从而具有了普适性。在他的努力中，个性表达与群体精神、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敏锐的感觉与理性的思考、简洁清晰的叙述与深度的语言探索、精心的图像雕琢与爽快淋漓的艺术表达，以及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探索与对整个世界和平的祝愿与设想等等问题，不仅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同时并存，而且，也形成了有益的互补。他正是以如此的“新现实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合一的手法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穿越了历史和现实的时空，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
始终坚持深入生活与情感表达相联系，一以贯之地保持对其所从事的促进军队精神文明建设这个伟大事业的崇敬，满怀对战友的深情热爱，再加上天然的个性特征，使王利军总体上的绘画风格有了家族相似性。但殊为值得注意的是，王利军的作品，一件作品有一件作品的风格，《长航日志》凝重，《警报》激越，《破晓》冷峻，这些家族相似性前提下的个性化风格显现，说明他作画，没有套路、没有偷懒。
在写这篇文章前，笔者走访了王利军的老师刘大为先生。大为老师列举了七八位有造诣的军旅画家，其中提到王利军时说：“王利军是有前途的画家，他一贯注重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始终注重服务现实生活需要，他常年奔波于海岛、码头，深入军舰、潜艇，情之所至，完成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作品。”譬如《警报》《海风》这两幅作品中线条的表现，通过军舰出航时的颠簸倾斜，在画家本人表现这个题材时特有的情感律动中，王利军解决了传统文人画线条如何表现现代人的服饰、现代人的生存空间中的工业产品、科技产品等等一系列难题；同时，通过水墨画特有的笔墨趣味和水墨画特有的材质肌理的表达，王利军在这两幅作品中，也使钢铁铸成的冰冷的军舰，在诸如海水的雾气等等与自然美有关的形式语言因素中，有了人性的温暖。没有对部队现实生活的由衷热爱，没有对战士现实生活的由衷热爱，是不可能画出如此撼人肝胆、感人肺腑的作品的。
注重感性直观体验，以及注重对所表现对象精神状态的瞬间把握，使王利军的作品有了来自生活的生动性、鲜活性。但他仍能以“化育人文”的态度深入传统中国画画理的深层构造，提取其语言精华为己所用。譬如，在《雪海国魂》这样的重大主题性创作中，他已经注意到要以“气”笼罩整个图像，从而使其能对整个作品内在的精神境界有着准确的表现和高质量的把握。于是，苍凉、雄浑、悲壮之气，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雪海国魂》的第二主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绘画画理深层构造之中的语言精华，也就在王利军面对现实的此种表现之中，具有了鲜明的现代转型的特征。当然，这之中最好的例子，就是《警报》这幅作品。在《警报》中，传统文人画的空白手法，转换成了近似现代喜剧中的间隔效应，从而使他能通过现代军人雷厉风行这一品质所依托的“元语言”，在符号学的“相似性”上与当代的人文智性相联姻。所以，基于此，王利军在表达自己的情感与客观对象的精神气息相遇时，“新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也就在自然而然中不期而遇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绘画上，王利军是全才。他的人物、山水、花鸟都达到了形神兼备、令人观之瞬间即可目击道存的水平。首先，看着他的山水、花鸟，我们相信，只有发自内心的爱好，才有那种手到擒来式的准确把握造型的能力。其次，他的艺术素养中似乎还有着毫不费功夫得来的诗画一体的本能，这无疑是受到了传统山水、花鸟画之中寄寓的文化理性的滋养而使然。所以，一旦他将山水画、花鸟画与他的人物画融会贯通，他的人物画的诗意内涵，也就顺其自然地得以饱满凸显。譬如，《长航日志》《涛声渐远》这些来自部队生活、反映当代战士情感，表现钢铁洪流中的生动生活的瞬间，都是人民军队建设多层次、多方面历史发展跨时空跨度在一瞬间的诗意化聚集——这是王利军转益多师，让他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互相陶粹、互相渗透的必然结果。
总之，王利军的画，有一种很清脆的质地。他把人民军队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观念，艺术家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方式，两者结合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个性风骨凸显。正如他的导师刘大为先生所言：“王利军能潜心钻研艺术，他熟稔西方艺术史、熟稔中国艺术史，当然也熟稔当代艺术史，他在这三者之中，找对了感觉，他的创造活力，是在这三者形成的合力中形成其独特风貌的。” 王利军的这种稔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一种与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的特殊洞见——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王利军的“新现实主义”绘画所蕴含的“新历史主义”和他的作品的“现代性”。
责任编辑：邢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