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吕班（1913—1976），原名郝恩星，山西榆次人。中国电影演员、导演，艺术生涯跨电影、话剧、曲艺三界，中共党员，抗战老兵。
吕班的父母都是新式读书人。无奈生逢乱世，理想难成，其父又书生意气，耿介清廉，终致生路坎坷。吕班十二岁时，不得不辍学，四处漂泊谋生。十七岁前的吕班，曾先后做过制革厂学徒、陆军医院看护、晋军五十七团勤务兵、保晋公司机器厂徒工、井陉煤矿锅炉房杂工、平汉铁路稽查兵、北京前门火车站搬运工。这段艰辛窘迫的谋生经历，将他锻炼成人，让他学了多种谋生技艺；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经历，也在他心間脸上，留下了永久刻痕。仔细端详他各个时期的照片，就不难发现，即使在开怀大笑时，其眼底深邃处，仍有丝丝缕缕的忧伤。
1930年春，北平日月影片公司成立，演员培训班招生，十七岁的吕班报名受训，与田方、蓝马同窗。半年后，公司倒闭。其后因缘巧合，吕班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北平分厂演员养成所，与王滨、白杨、殷秀岑同学，班主任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著名编导侯曜。学习期间，参加影片《故宫新怨》的拍摄，吕班担任演员和场记。“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分厂关闭。受侯曜推荐，吕班到上海联华公司一厂工作。1932年，参与发起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后受地下党指派参加国民革命军陆军南昌行营政治部所属怒潮剧社。曾先后参加过《大雷雨》《罗密欧与朱丽叶》《醉生梦死》《太平天国》《武则天》《都会一角》等话剧演出。
1935年，吕班赴西北影业公司，担任演员训练班讲师、班主任，并在西北影业公司出品的《无限生涯》一片中担任副导演、剧务、演员。次年，吕班又回上海，应邀参加明星公司影片《十字街头》的演出，人称“东方卓别林”，一举成名。随即应名导演史东山之邀，参加影片《青年进行曲》的演出，让人印象深刻。同时，吕班还参演了新华影业公司的《貂蝉》、天一公司的《王先生奇侠传》和明星公司的《清明时节》等影片，成为上海电影界的耀眼明星。
抗战全面爆发，民族危亡之际，吕班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与郑君里、王为一、赵丹、沙蒙、叶露茜等人一起，为抗日救亡宣传奔波。曾赴台儿庄前线慰问，经历九死一生。脱险归来后，吕班决定弃艺从戎，赴延安，报考了抗日军政大学，成为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十队学员。从此，上海滩头喜鹊，变成了太行山中杜鹃：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抗日战争期间，吕班先后担任抗大总校文工团艺术指导、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实验剧团团长、野政文工团团长、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先锋剧团团长兼宣传队长、太行军区联合剧团团长。
抗战胜利后，吕班担任晋冀鲁豫大军区文工团团长兼政治部文艺科科长。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筹拍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吕班受命赶往黑龙江兴山，回归电影。在《桥》中担任主角，进而在《无形的战线》中担任反派角色，兼任该片副导演。1950年，吕班奉调首都北京，开始改行做电影导演。
吕班的导演生涯，总共不过八年时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初至1955年中，历时五年半，导演了四部故事片和一部音乐纪录片《黄河大合唱》。四部故事片中，有三部英雄传：《吕梁英雄》《新儿女英雄传》《英雄司机》，而《六号门》的主题也是歌颂搬运工中的斗争英雄。有意思的是，四部影片，除《新儿女英雄传》外，其余三部中都出现火车飞驰的镜头，既是实际生活场景，也是艺术象征符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风驰电掣，不可阻挡。其时新中国电影刚刚起步，风生水起，黄鹂齐鸣，气象一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吕班是时代的歌者，歌颂共产党、工农兵；也是历史编纂者，在银幕上书写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解放旧中国暨建设新中国的光荣历史。
1955年，吕班提出申请，要搭班子，研究喜剧电影。当年4月，文化部电影局同意成立喜剧研究室，由吕班负责，特约编剧何迟，副导演马瑜，演员赵子岳、陈志坚，摄影高洪涛，作曲李季达等人参加。喜剧研究室编制属于东影，但在北影借房办公。吕班雄心勃勃，把喜剧研究室取名为“春天喜剧社”，甚至想将它办成专业喜剧剧团暨喜剧电影厂，但现实中，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吕班与何迟策划的《不拘小节的人》《送子娘娘》《谁是病人》三个电影剧本，两个被否决，一个留中。吕班只得先回东影，将何求的独幕剧《新局长到来之前》搬上银幕；其后，又拍摄了《不拘小节的人》以及《没有完成的喜剧》——这个片名一语成谶：片子还在制作后期时，“反右”运动就已开始，吕班、何迟、王震之等都被划为“右派”，且吕班、沙蒙、郭维还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吕班的喜剧梦、电影梦同时破灭，直至十九年后（1976年10月）辞世，再无机会旧梦重温。
1979年，吕班沉冤终得昭雪。吕班电影重新公映，吕班之名重归史册，他的故事，回到人们的记忆中，成为沉重但精彩的传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电影史论坛上，吕班成了不容忽视的焦点，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篇研究或介绍文章出现。只不过，大部分有关吕班的文章，都把叙述重点放在“没有完成的喜剧”这一主题上。a这也不稀奇，吕班的喜剧梦及其未完成，确实极具戏剧性，值得不断叙述和探讨，也值得不断回味和反思。只不过，仅此恐怕不够。
吕班参与的电影，将近二十部，还能找到的有十二部。本文想对吕班电影做一番巡礼，是将电影作为历史文化档案，逐一研读，期待与同好共赏。
《十字街头》（1937）
明星影片公司出品，黑白，110分钟。编剧、导演：沈西苓；摄影：周诗穆、王玉如；演员：赵丹、白杨、吕班、伊明、沙蒙、英茵等。
影片说的是老赵、阿唐、刘大个、小徐四位好友，都是大学毕业生，面对毕业即失业的现实，有不同的选择和表现。小徐性格内向，自尊心强而心理脆弱，因就业无路，无颜见江东父老，遂想跳江自杀，幸被老赵及时劝阻，率先返乡。刘大个敦厚质朴，性格沉稳，主意明确，意志坚贞，城市不留人，就回家乡去，开拓社会人生的新路。阿唐乐观诙谐，嬉闹成性，内心沉着坚韧。老赵热情敏感，活泼天真，生性单纯，富有同情心。老赵率先找到了报馆校对兼记者的工作，阿唐也有了职业，在一家商场布置橱窗。老赵的隔壁，有了新房客，邻居之间，因为晾衣滴水、钉钉过界等事，互嘲“猪猡”“雌老虎”，进而相互报复，纷争不断。老赵和芳邻上班时间不同，在公共汽车站偶遇，竟是相见不相识。老赵要报道工厂风景线来到一家纺织厂，见流氓纠缠女工，老赵和阿唐英雄救美，老赵与杨芝瑛从此相识并相爱。不久，杨芝瑛遭遇工厂关门，老赵随后也被报馆辞退，二人双双失业。此时，报上刊载了小徐自杀的消息，老赵、阿唐、杨芝瑛、姚大姐相会于都市街头，誓不消沉，大家昂头挺胸，并肩携手，前进。
《十字街头》是中国电影史的杰出经典。其最大成就和特色，是以轻喜剧形式，讲述沉重的社会人生话题。编导沈西苓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左翼影人，这部影片，却并非左翼革命思想的简单主题演绎，只是影片中刘大个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来信中有一种暗示；影片最后，阿唐对大家说：“我们做人，要学刘大个，小徐太软弱”，发出“十字街头”的思考和感叹。影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无处不在，却并非一味描述人生的悲苦。本片的叙事主线，是男主人公老赵和邻居杨芝瑛之间欢喜冤家式的爱情故事。故事开头，不是俊男靓女一见钟情，而是未曾謀面的邻居间相互恶作剧，所以如此，部分是对异性的欲望冲动及其扭曲式表达，部分是因失业困窘及无钱缴纳房租的郁闷宣泄。而在公众场合，例如在公共汽车上，老赵的表现如谦谦君子；在工厂大门前，更成见义勇为的救美英雄。如此巨大的反差，固然因为老赵本性善良，同时也因为他有了工作，有了可以自豪的社会身份。影片的华彩段落，是杨芝瑛的秋千梦，西装礼服，鲜花香吻，这固然是少女思春的确切信号，同时，心理梦幻与现实窘境也形成了更大反差。关露作词、贺绿汀作曲、赵丹演唱的歌曲《春天里》，即“春天里来百花香，啷里格啷里格啷里格啷；和暖的太阳在当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幽默生动且积极乐观的歌词，是影片的真正主题：歌中不断反复的“啷里格啷里格啷里格啷”，也洋溢着青春气息，表达出不屈的自信。曲调简洁明快，与歌词、影片相得益彰。影片的成功，让时年二十二岁的赵丹和十七岁的白杨，成为一代青春偶像。
吕班饰演的阿唐，是《十字街头》中的男二号。阿唐之唐，是“糖”的谐音，作者设计这一人物，是要给苦涩的生活增加点甜味，作为影片的开心果，阿唐出现之处，就有笑语欢声，诙谐逗趣，生机勃勃，青春能量弥散。一旦习惯了他的存在，即使他没出现时，也如缺席式在场，他那特有的笑声仍回荡在银幕背后。这个阿唐的笑声极富个性色彩，发自肺腑，似没心没肺，纯真而通透，与其面部岁月刻痕形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感人至深。阿唐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楼底下大喊大叫，继而上楼大笑大闹，只因为他当掉了自己衣裤换得若干食品，为自己过生日，要和失业饿饭的朋友分享，吃完后，更是乱敲碗碟作乐。仅这段出场戏，就将人物身份、人物关系、生活处境和个性特色，都做了生动呈现。
阿唐再次出现，是躲在门后吓唬老赵，恶作剧，寻开心。一板之隔的邻居不小心，让老赵的衣服染墨，相框落地，阿唐“打抱不平”，与老赵一起展开报复，先在染墨处绘出猪猡漫画，窥探到隔壁是女性，更加来劲，在老赵的“战斗檄文”下，加绘“雌老虎”字画，既抒发失业的气闷，顺便展现自己无处发挥的专业才华。阿唐将自己的照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投向芳邻的房间，与其说是兴师问罪，不如说是青春荷尔蒙导致的下意识表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阿唐两次吹牛唬人，一次是对房东老太，说老赵如今有了工作，是报社总编辑，月薪一百五十元，难道还赖你房钱？阿唐说谎，固然是要脱“囧”，却也让老赵陷于无法辩说的尴尬，制造出开心喜剧效果。另一次说谎，是对杨小姐说，老赵住在吕班路312号，那是高大洋房。这一出，既是心理补偿，也是性格使然，同时还是下意识的孔雀开屏，逞一时口舌之快，陷老赵于更深的尴尬，喜剧效果也更加明显。
1937年，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尚在转型过程中，电影演员说台词，难免会有话剧腔；尤其是从舞台转行而初登银幕的演员，做电影表演时，亦难免有做作痕迹。《十字街头》中的吕班，除开头场景中咬手指、露虎牙的造型稍嫌直露，尔后的一言一行，都如在生活中。拍摄过程中，影片导演沈西苓默许，甚至鼓励演员们自由发挥，吕班在片中有许多精彩的即兴发挥，如弄乱发型，跳上桌子弹吉他，等等。更可贵的是，导演和演员，都没有概念化条条框框的限制，并不是要塑造标准化的进步青年，而是以实际生活为依据，以生活化喜剧效果为旨趣。
《青年进行曲》（1937）
新华影业公司出品，黑白，105分钟。编剧：田汉；导演：史东山；摄影：余省三；演员：胡萍、施超、顾而已、吕班、童月娟等。
日寇觊觎华北之际，大学生沈元中在调查囤积粮食的不法奸商，被奸商派人暗杀。同学王伯麟，家庭富裕，天资聪颖，但性格软弱，心理稚嫩，思想懵懂。沈元中临终遗言，让王伯麟深有感触，决心改变既往立场和作风，发现父亲王文斋也想囤积居奇，苦劝父亲，还利用毕业演出的剧目，对试图发国难财者发出警告。王伯麟与女工金弟两情相悦，父亲震怒且伤心，为了利益，他希望儿子与生意伙伴的女儿梁小姐相爱。为达目的，王文斋一面让儿子与梁小姐去上海旅行，一面拿着王伯麟和梁小姐的合影去见金弟，逼迫金弟与伯麟分手，用支票收买，又骂金弟下贱，同时下令将金弟开除。有病在身的金弟，悲愤至极，终于卧床不起。伯麟从上海归来，立即来见金弟，眼见金弟撒手人寰。王伯麟得知金弟之死与父亲有关，满怀悲愤。日本进攻华北要塞时，伯麟听到舅舅宝生唆使父亲把囤积的粮食卖给日本人，正在打电话接洽，伯麟出面阻止，摔了电话。父亲财迷心窍，仍命宝生亲自接洽，伯麟遂枪击宝生，并立即离家，投奔了抗日义勇军。
本片公映之时，适逢“七七”事变爆发。影片点燃了万千观众的爱国热情。抗战爆发前，由于国民政府不鼓励抗战宣传，上海租界当局亦不准电影中出现有关日本的言词，当年的国防电影，只能使用隐喻暗示，不免晦涩，甚或简单化、概念化。《青年进行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选择了一个青年大学生出于家国情怀和抗日决心，坚决反对父亲发国难财，最终与家庭决裂的故事主线，把抗日救国主题落到了实处。进而，影片核心故事情节，是三角恋故事：主人公王伯麟与女工金弟相爱，父母家人却希望他能娶门当户对的梁小姐。如此，影片一面宣传抗战主题，一面是凄美的爱情故事，为普通观众提供了寓教于乐的看点。在更高的层面上，影片着重讲述的是主人公王伯麟思想觉醒、立场转变、心理成长的具体经历，从一个心思单纯、性格懦弱的富家子，成长为一个有志爱国而敢做敢当的有为青年，不仅让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更能获得电影观众的认同和关切。爱国主题、爱情故事、成长主线三者结成叙事之辫，相互交织，共同发展，使得这部影片内容丰实，好看而且耐看，能雅俗共赏，从而最大程度发挥艺术宣传效益。
在叙事技艺上，本片也有诸多巧思。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大学毕业典礼暨恳亲会上，大学生们演出了一系列宣传抗战的节目，从军人冲锋、难民饥饿，到大学生教育自己的父亲不要发国难财等；这是以戏中戏形式，浓缩了影片的故事主题，王伯麟特意邀请父亲和舅舅前来观赏，二人坐立不安，又形成有趣的戏外戏。台上台下呼应，片里片外共鸣，将影片主题向最大化扩散。此外，王伯麟与金弟的恋爱戏，也有诸多看点，二人来到悬崖边，既表现金弟不怕冒险、不怕死的性格，同时也是明显的危机隐喻。王伯麟与金弟有亲密动作，为尊重国民传统风俗，前一次是以树上鸟儿成双对做隐喻，后一次则是以窗前叠影表现，金弟的妹妹担心邻居看到，故意以身遮掩，欲盖弥彰，艺术效果愈益强烈。
如今重看影片，对影片或有不满。一是沈元中临终前，说王伯麟性格软弱，有公子哥习气，希望他与女工金弟亲近，还说：“更希望你能爱她，希望你和她一样想，和她一样感觉。”后三句话，在今天观众听来，会觉得这是强人所难，但在当年，这是传播左翼先进思想：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只不过，这种结合，未必是沈元中所说的谈恋爱。好在，人与人相爱，缘法万千，不见得需要政治正确的理由。让当今观众不适的另一点，是其中很多演员都有话剧腔，表演上也有话剧式夸张做派。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有声电影在中国普及不过两三年，录音技术相对不发达，加之许多演员不熟悉电影台词技法，自然想到向话剧借鉴。二是因为不少南方演员说不好北方官话，却又不得不说，如此就难免拿腔拿调。三是因为编剧田汉是大话剧家，剧本难免有话剧味，台词难免有话剧腔。
吕班在《青年进行曲》中，扮演主人公的弟弟、王家二少爷王柏松。这是个相对次要的角色，出场总共不过七次，即1.从外面游荡回家。2.坐在汽车里看到哥哥伯麟和金弟在一起。3.向父亲透露哥哥和金弟的消息。4.与家人吃饭，打趣哥哥和梁小姐。5.饭后偷供果。6.给哥哥伯麟和梁小姐拍摄合影。7.出门遇大哥，害怕哥哥责骂，退缩回房。有限的几次出场机会，吕班的表演，竟让王伯松的形象过目难忘，这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喜剧功力。例如，他第一次露面，是他从外面游荡归来，一进门，就以咸猪手猥亵女佣，进而用照相闪光灯戏弄老爸，加上不着调的言语、无心肺的笑声、没规矩的踢踏舞步和企鹅舞步，将这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紈绔子弟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让电影满堂生风。
当年有人说：“吕班的穿插纯为趣味”（丙上），话虽不错，见识却未必高明，至少是过于简单。史东山邀请吕班出演此片，确有增加影片趣味之想，而吕班也参与策划设计，让这个角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要说吕班饰演的角色，纯粹是插科打诨，却并不符合事实。首先，由于他向老爸告密，说见到哥哥和女工金弟在一起，引起老爸的关切，并设计让王伯麟与梁小姐一起去上海旅行。其次，在哥哥和梁小姐离家去上海之际，又是他给二人拍摄亲密合影，后来被老爸利用，企图借照片迫使金弟死心。这就充分说明，王伯松这个人物，不仅自然地融入了故事情节中，且对主要故事情节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进一步说，王伯松这一角色，不仅与剧情密不可分，且有重要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价值。他是一个妾生子，看似锦衣玉食，实则易被忽略和轻贱，与嫡长子哥哥王伯麟相比，在家里的待遇不可同日而语。证据是，他第一次出现，向哥哥炫耀他拍摄的照片，哥哥不屑一顾；父亲说到他时，也是满口埋怨，满脸轻蔑。因此，在王伯麟大学毕业时，他祝哥哥“前途茫茫”，既是开心戏谑，表现他不学无术，又未尝不是出于下意识的嫉妒，一语双关。长期受冷落或轻忽的少年，难免自卑不平，甚至心生怨恨，他向父亲告密，为哥哥拍照留证，所作所为，应出自他自卑和怨愤的下意识冲动。最后，这一人物的存在，也是一类青年的标本，为《青年进行曲》增添了生活的真实样本。吕班的表演，虽不无夸张搞怪痕迹，但在满堂话剧风中，反而最能凸显个性特色及真实生活依据。本片中的卓越表演，再次证明了吕班的喜剧才能，人称“东方卓别林”，并非浪得虚名。
a研究吕班的重要文章有：一、孟犁野：《吕班对新中国喜剧电影的探索》，《电影艺术》1999年第2期，第32—37页；二、李华、朱晶：《早凋的电影奇才——吕班》，《大众电影》2003年第15期，第36—37页；三、王华震：《未完成的喜剧——吕班讽刺喜剧的创作及对其的批判始末》，《电影新作》2009年第6期，第44—47页；四、赵瑞锁、贾月：《十七年喜剧电影的另类探索——浅谈吕班的喜剧电影三部曲》，《电影文学》2009年第23期，第22—23页；五、陈平：《春天喜剧的兴衰》，《大众电影》2012年第13期，第39页；六、李道新：《惨胜的体制和渐败的人——试论“吕何联盟”及其“春天喜剧社”的前因后果》，《电影艺术》2012年第5期，第111—121页，这篇论文最为详细；七、李梦莹：《逆风前行的拓荒者——吕班导演的喜剧探索》，《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14期，第47页；八、吕双宇：《民国电影的“左翼先锋”与新中国讽刺电影的“探路者”——吕班电影探析》，《电影新作》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