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脚(外一篇)

新世纪才过去一年,咱原本平静的文化便又一次地被一个欧洲岛国给震了。不过,这回来的不是鸦片,也不是坚船利炮,而是脚和它的舞蹈。

北京、上海、广州、杭州,一路狂野、奔放,所到之处,人们无不为那种排山而来的情绪、舞步以及音乐所感染,直至飙上了2009年的春晚。自去年开始,这些脚又陆续在世界各地作了告别演出。这种艺术,英文叫“TAP DANCE”,中文叫做“踢踏舞”。静下心来想想,这时间,与咱们历史上另两件关涉脚的事儿正好相差了100年。一件是,裕容龄从西方学习芭蕾回国,入宫成了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另一件是康有为给光绪皇帝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

要说我们知道踢踏舞的时间也不算太晚,怎么也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作为花絮,当时大多穿插在一些经典片中,像《小上校》、《小叛逆》、《雨中曲》等等,按那会儿的条件,估计也只有这样的方式,我们才可能饱上些眼福。说到那些舞步身姿和爵士节奏,我至今还没悟出个道道,可那种洒脱、俏皮、轻松和愉悦,却让人一眼就记住了像秀兰·邓波儿、比尔·罗宾逊和吉恩·凯利这些大牌明星的绝招。即便过了这么些年,说起他们和踢踏,许多镜头依旧能历历在目。说来,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的都被文革歌舞那节火辣辣的尾巴蜇到过,于是,这样的舞风所带来的可能就不仅仅是轻松和戏谑了。要不是这次的《大河之舞》,我会一直以为,像可口可乐的混搭、自在和不腻一样,踢踏舞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其实,它的源头是爱尔兰人的木屐舞,一种借着人体动作打拍子的舞蹈。

今天看来,《大河之舞》的崛起融进了太多的艺术化、商品化和国际化因素,可转过头去,它的首次亮相基本上也就是那么回一不留神。如今的场面,当年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未曾料想。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欧洲电视网一次歌曲竞赛幕间的七分钟“补白”。也就这么点儿机会,他们用自己充满野性与激情的舞步和节奏,把近三亿的欧洲观众顷刻间踢踏晕了。这些吃惯了知识产权、看惯了欧洲杯足球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别样铿锵稀里糊涂地征服了。

在那种带有铁掌的特制舞鞋下,不论节奏多快,声音多轻,舞步多复杂的,只要从他们的脚底出来,一切便都清晰得不带一点儿泥水。有的人能在16小节中打出32种节奏,也有人能在一秒钟内击打地面35次,据说,这一速度是蝴蝶振翅频率的三倍。从这个意义上说,踢踏是唯一能用耳朵听的舞蹈,每位舞者也都是音乐家。回想起20多年前的那些电影片段,虽说舞步与身姿不及美国踢踏花哨松活,可那震撼的场面却远远超越了当年的百老汇。记得2002年世界杯前,贝克汉姆曾花费1.5亿美元的重金,专为自己的“黄金右脚”买了份保险,依我看,这些爱尔兰人的脚丝毫也不比小贝的逊色。

从今天舞剧的内容,尤其从各幕的小标题看,其实是一部爱尔兰人苦难、抗争、成长与胜利的文化史诗:

与太阳共舞;心灵的哭泣;康迪斯·凯瑟琳;致chu chulainn的挽歌;雷电;Shivna神话;火舞;走进春天 收获;大河之舞;梦醒美洲;准备起飞;新世界的劳工;家乡的中心地区。

回想起八、九百年前,英国人攻占了爱尔兰那会儿,连续200年的文化禁止,不能自由摆臂,不能手舞足蹈,但也就在那样的强力之下,踢踏舞起来了。可见,该剧是用脚的节奏诠释了他们民族漫长的文化艰辛与梦想。

不过,除了大城市中的一小部分幸运者还能总揽全剧,说实话,一般小城市里的人,哪怕你再是铁丝、钢丝、发烧友,大多也只能从电视或者网络中瞄到其中的一两个片段,时间也就是六七分钟;有的即便拼拼凑凑看完了整场,也未必能够全懂。于是,我猜想,一般人所能感受到的震撼,一定是技艺的大于内容的,而它的路径则一定是由内而外的。

除了踢踏的力量与速度,欧洲的芭蕾也算得上是一种高贵而典雅的脚的艺术,虽然在林语堂看来,那“是人类自我折磨的又一例”。它们的亮点都在于脚,上半身则基本不动,可卖相不错,百看不腻。

看着这些充满灵性而活力四射的脚,我不由地想起了老家一句调侃式的骂人话:“手比脚还笨”,小时候,我妈就用这句话数落过我,所以,这些脚中自然不会有我的脚了。再联想到六朝以来舞台上那些雅致有余、跌宕不足的“汉唐舞”、“敦煌舞”和“昆舞”之类,比较踢踏或芭蕾,我觉得,咱们的艺术也大多算不得脚的艺术,虽说没哪种舞台艺术离得开脚的。如果非得用一个词来安慰我们的脚,这大概便是“文雅”了。

不妨以传统的“手、眼、身、法、步”来看,老艺人们把这五个字称为“五法”。显然,“步”被排在了最后,而且,还常被简捷地解释为“手为势,眼为灵,身为主,法为源,步为根”,可见,“步”讲究的是脚底下长根。于是,我们看到的古典舞便大多跟太极似的,下盘稳定,动作柔和而舒缓,态势端庄而温婉。

其实,对于舞蹈这种难以言说的艺术,咱们更多的是凭借上半身,所以,对上半身各部位的要求便比较高了,像对眼,据说梅兰芳年轻时就曾用过“放鸽”的办法来练眼。那些练过眼的人不光表演时炯炯传神,即便因年纪而不再登台了,也依然能目光如炬。这一点,在踢踏和芭蕾中倒并不多见。当然,也可能是咱光顾人家的脚而忘却其他部位了。后来,我的朋友王凯提醒我,这也可能与宫廷和小剧场有关。

不过,把文脚做到极致而又曾经风靡的,在中国,恐怕还该算女人的三寸金莲了。在许多男人看来,它实在也不失为一种艺术。

从南唐后主李煜到末代皇帝溥仪,其中的朝代和年号换了多多少,可小脚和小脚崇拜却一直岁岁年年、绵延不断。上到太后妃子,下至渔女村姑,文的李清照,武的梁红玉,前赴后继,无怨无悔,即便到了民国年间,广大农村的缠足现象还是禁而不衰。除了极少数粗人,漏网或者幸免者寥寥无几。

其实,被一同裹进的还有许多东西。大到社会心态和审美标准,什么“牌坊要大,金莲要小”。据说,明清时候的爷们儿娶媳妇儿,头一眼就是看人家的脚丫子小不小;如果说到品评,那还要讲究,有“金莲二十美”、“金莲二十四格”、“香莲三十六品”等等;小到文人的笔墨,比如: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

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

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苏轼《菩萨蛮·咏足》)

据说这是文学史上第一首吟咏小脚的诗,读到它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哥们儿的另两句诗:

莲步未离香阁内,额头已到画堂前。

从诗中看,苏小妹这外凸的脑门儿的确有点夸张,但却不知这号称“莲步”的脚到底是大还是小?后来,我去查了查资料,没找到相关的多少记录,倒发现了诸如此类的作品还远不止一两首,其中不少还是像苏东坡这样大家的手笔。直到1925年,那个号为中国泰戈尔的辜鸿铭还这么说:

中国女子的美,完全在乎缠足这一点。缠足之后,足和腿的血脉都向上蓄积,大腿和臀部自然会发达起来,显出袅娜和飘逸的风致。(转引周作人《拜脚商兑》)

这样推起来,一些地方拿妓女的金莲来行酒,自然也算不得什么无聊或者无耻了。

以往都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可仔细想想,这一千多年来的小脚,却实实在在是被秀才们给裹进去的。

像我这种读史不多的人,心里常会有这么一种忽隐忽闪的恐惧。许多历史现象似乎都是在某一个并不怎么醒目的时候被自己卷进了拐点,等缓过神来之后,强大的惯性却已经让里头所有的人都无法自拔和逆转了。比如:

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缠足》)

都知道李煜是个乐痴,曾硬是凭天赋复原了失传200多年的《霓裳羽衣曲》,可谁能料想,就他这么个宫中戏谑,居然能引发整个民族文化如此漫长的自我束缚和摧残呢?

说起来,历代文人并非都是李后主,官员们呢,也不是谁都愿意不作为。其实,对小脚的批评,南宋那会儿便开始了:

妇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痛苦,缠得小束,不知何用?(车若水《脚气集》)

从李煜到这车若水,前后时差也就300年。到了清朝,还有人把它与国家兴亡联系了起来:

考古者有丁男丁女,惟裹足则失之。试看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间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后复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宫人皆裹足,本朝不裹足得之,从此永垂万世,由是观之,裹足为不祥之兆,明矣,而举世犹效之何也?(钱泳《履园丛话·二十三》)

虽不及50年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女学》,可从经济独立的角度阐明缠足与国势颓败的因果关系,这样的言论也足以振聋发聩了。

其实,行政的力度远比文人呼吁要大。最早不许缠足的也在宫廷,那是明朝时候的事。到了清初,因缠足风俗与满人的马背习惯相抵触,顺治17年就颁布了制书:“普渝海隅,痛改积习”,规定幼女和妇女有抗旨缠足者,其父或夫杖八十,流三千里;与之一同强令的,当时还有男人的蓄辫。结果,虽费了点周折,男人们的辫子还是留了起来,可在那一波波的寻死觅活中,女子的脚却怎么放也放不开,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倒是没看住,让好些入了关的旗女也入了裹脚的行列,以至于在乾隆年间,不得不几次下谕禁止旗女缠足。后来的太平天国、光绪皇帝都曾为此下令,但却没哪一次能够禁绝。看起来,这男人们的骨头还硬不过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

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

追求美无疑是第一位的,特别是男人眼中的美。第一批引领缠足的女子估计大多冲着一点。这些人一般都处在文化的中心,除了争宠,大概很少有其它边缘的玩意儿能左右她们。其实,不光咱们祖先,许多外国人也都钟爱女人的小脚,比如肖邦和拜伦。作为习俗,裹脚虽在中国,但亚洲的其他国家,像蒙古、朝鲜、日本、印尼等也都有人跟风。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在男权社会中,美貌对于男人或许只是一种外表和形式,而在女人闹不好可能就会成为她的全部。这一点,世界各地的俗风也都差不多,咱们有缠足,英国有束腰,在泰缅边境的克伦族还有用铜圈抻起来的长脖子。

当这种美成了一种时尚,转而成为社交场里的教养、身份和标志便是一件无需花太大力气的事儿了。于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小脚便不光是哪一个女人的肢体,而成了整个家族的荣誉。这样,在中国这个礼教社会中,缠足背后的驱动力中便多了一种家族的力量。

在满人入关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相信它还会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汉不从满,不向满人低头这一层民族主义情怀,虽然谁都知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句话,可一旦挂上了国仇家恨的钩,豁出一双脚又算什么呢?

当然,还有更隐蔽的。咱们传统的生活区域是一个颇为典型的内陆社会,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雨量适度,四季分明,气候干燥,适于农耕。由于这种生活依赖土地,流动性小,加上环境相对封闭,久而久之,“守土恋家”便成了骨子里一份很深的集体无意识。咱们的艺术也大多与这种静态的生活方式有关。就文学看,抒情的要早于叙事的,像诗经、楚辞先秦时期便已经花枝招展了,而小说和戏剧则到了明清才慢慢儿地踱着四方步出来;从我们崇尚大音希声,喜爱雨打芭蕉、月照烟柳,渴望捕捉花开的声音,再延伸到三寸金莲,想来都是对静态文化的一种行为解释。

可是,结局却或远或近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

在男权社会中,女人生活的半径本来不大,小了脚后,心里越加少了许多念想。除了死心塌地地大门不迈,二门不出,弱不禁风,小鸟依人,那些金莲们还能找出更大的空间吗?

说起来,我的奶奶就是个小脚。记忆中,她走路的姿势总是那么地摇摇晃晃。围着锅台时,身子还稳些,要出门步子快或偶尔风大,她都会摇晃得愈加厉害一些。不会坐车,不会坐拖拉机,甚至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驮着都要晕车,一切全得凭脚下的那三寸去丈量。去的最远的地方,也就是镇上的姑姑家。据说,这还不是最惨的,因为缠脚,有的女子甚至成了不能行走的“没脚蟹”。相比之下,外婆要幸运多了。一开始,她也是被缠了脚的,疼得实在受不了,便自作主张地放了,因为是民国了,放了也就没有再缠回去。这一放可放出了大世界,先去上海读了新式女校,之后虽没像今天这些女孩子漂洋过海,却也凭着轮船、火车和汽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就因为这一双脚,一个人就这么一步步由原本可以健康、开朗地生活,逐渐无奈地走向孱弱以至灰暗。可我奶奶老说这是命。

前些天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与一个年轻的舞者一起聊天。没几句,话题便走进了中国舞蹈。先是我有心无心地一句:“你觉得,与国外相比,咱们还缺些什么?”他迟疑了一下,吐出三个字:“创意吧。”接着,又现象、原因地说了几句:

比比过去,现在的中国舞蹈应该是很不错了,像技法、身材等都很讲究,不少国外舞者的身材条件还不如咱们,像台湾、香港等地区的舞蹈也已经非常国际、非常前卫了,要说缺乏的,主要还是创造性方面的吧,常常是人家的好创意、好作品出了,我们接着模仿,而且大多以模仿为主,让世界眼睛一亮的原创作品还是不够。

其实,咱们也很少用纯粹国外的舞蹈语汇讲述咱们民族自己的故事。说到原因,他似乎更多地指向了动机:“中国人跳舞大多是为了生计,要么饭碗,要么学历。”可见,在他的眼里,中国舞蹈眼下更多的是“技”,而非“艺”,虽说“技”、“艺”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一念之隔。据了解,眼下的中国,许多文体之事常牵扯国家形象,都是举了全国之力来做的,经费应当不是个事儿。

这就是说,还有比这更深的原因。

其实,文章也好,专著也好,对于原创力迷失的文化归因,这些年我们一直都不缺思考和批评,深度也远远超越了100年前那些文化人的小脚批判。只因看到了踢踏舞,让我又一次回想起了小脚和它的文化责任。

红妆梦几许

——从舞剧《十里红妆·女儿梦》谈起

在去年冬上的一次闲聊里,音乐系的宋老师向我推荐了一部当代民族舞剧《十里红妆·女儿梦》,因已过了档期,顺手她把该剧的视频也拷给了我。虽说“良田千亩,十里红妆”这话以前也曾有耳闻,但这回成了舞剧,还是难免有几分诧异。回家后,随即打开看了并上网搜了搜,原来,创意出自宁海的一个同名博物馆。

三月二日,雨下得不小,我们还是去了宁海。因朋友事先做了铺垫,没费周折便找到了博物馆的主人何晓道先生,他在他的私人会所——一个幽静的江南院落接待了我们。小院古朴,残梅雅逸,主人敬业也健谈。茶室里聊了近两小时,他便领我们先参观了院里一些收藏,午餐后,又一同去了徐霞客大道上的“十里红妆民俗馆”。临别,还送了我们他关于十里红妆的一本新著。

一天下来,眼界大开。不过,回来也就感冒了。

说白了,也就100年前阔人嫁女时的一个场面。尽管当时的民歌还存有些细节,什么“红漆箱笼十八只,大橱小橱锃刮亮”,搁今儿看来,也就是尾随富二代成亲的那一串儿悍马、宾利或奔驰,家长摆谱,也不过炫富或者示爱,符号的意义都超出了物质的。不过,下边儿这一传说,则让这种奢华有了堂皇的理由:

南宋初年,新登基的宋高宗在金兵追杀下,一路亡命到宁绍平原。一日被追至一湖前,再无去路,幸得一位浣纱村姑将他上覆白纱藏在水中,这才避开追兵。脱险后,赵构向村姑说明了身份,许诺日后稳定下来便派人接她入宫,并约定以门上的肚兜为凭。哪知第二年,赵构来寻恩人那天,全村有姑娘的人家都挂起了肚兜,这让他也傻了眼。因无法兑现承诺,康王日夜不安,最后只好下一道圣旨:“浙东女子全封王。”并特许宁绍女子出嫁时皆享有半副鸾驾、半副凤仪的待遇。

这么些年过去了,真假自然无以求证,可新娘乘坐花轿和出嫁巡游的权利却留了下来,慢慢儿的,还成了一款独特的礼俗。常听得这一带老人说起,以往每当姑娘出嫁,伴着喜庆的唢呐锣鼓,围观的人们也都能看见路上飘过的那列红色喧嚣。

其实,里边儿一些零星的习风和技艺,该比这传说还早出许多,像“盛装嫁女”的民风,宋那会儿便有了,元代柯丹丘的《荆钗记》中也有所谓“描金拔步大凉床”的记述,不过,真要排场到十里,则一定少不得明清时富庶的浙东经济了。

有了这份荣耀,自然也便有了一种身份,有的女孩甚至把自己一世的梦也系在了上头。而那些平民家的姑娘,多数则只能从她人的符号里幻想出自己的那份图腾。还不光女子,当年阿Q革命,不也就是奔着秀才娘子那张宁式床吗?虽说马桶开路、花轿居中、棺材压阵,一色朱砂,一路喜庆,甚至一生风光,可作为民俗,最后还是得找个地方来落脚。一般地说,内室有衣架、春凳、马桶、红橱、床前橱、千工床、房前桌、子孙桶、梳妆台等,外室呢,主要是画桌、琴桌、圆椅和八仙桌一类。而功能,大体也就生活起居、女工用品和日常小木器几部分了。这就便于删繁就简、放下身段了。玩儿不起十里的,能办个几件也勉强不丢面子了,于是,原先那些有钱人家的显摆才慢慢儿地成了民间一种可以追随和模仿的习风。好多年前,我们去走亲访友,也还时不时的能遇上个一、二。说到那个“拔步大凉床”,我妻子她姥姥的家里便有一张。当时我就在想,古人还真能享受,这宁式床上的感觉一定比席梦思要稳实许多,甭担心一不留神闪了腰,或闹个椎间盘突出什么的。

可惜,自上世纪初叶起,它们便开始衰微,并在后来的文革和经济大潮洗劫下,成了一代民俗的遗梦。

幸运的是,有了何晓道这家博物馆,这梦便有了寄居的地方。

依此推测,那这部同名舞剧便该是一群艺术家的拾梦之作了。虽说已出了些舞评,可话似乎并没说完。

我知道,舞蹈曾经是远古民族与神对话的唯一途径,那舞剧便是这条道上由造型、舞美和画面讲出来的故事,所以对它来说,抒情比叙事亮丽并不稀奇。可该剧出彩的却在副线。初看起来呢,主线是不错,很大路也很简约,仅仅梦恋、梦别、梦月和梦嫁几个篇章,便在江南这片烟雨山水和诗化风情里,向人们展示了千百年来女子生命中最唯美的那出梦。看着看着,你会发现,随着故事展开,浙东一线的乡风民俗也一步步地明晰并显赫了起来,什么女儿红、媒婆桥、轧蚕花、荷花灯、女儿节以及焐新床等等;我说不清这对舞剧究竟意味着什么,道具?路径?还是背景?似乎都像,又觉得都不是。其实,如果追寻更深的动机,它俩的关系没准该换个个。民俗是主题,而爱情呢,则不过是载体。从博物馆到舞台,想来,这该是“十里红妆”生存形态上的又一次重大转型,而且,一同搭上这趟车的还有个系列:一首歌、一部电影、一部广播剧和一部越剧大戏。这倒有点儿像卞之琳《断章》里后两句所说的: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再一个亮点便是那点染了女人一生幻梦的红色。就画面而言,从序幕满楼叠重的红妆到尾声红盖头即将揭开时的定格,整部舞剧差不多全泡在红色里。大家知道,红是可见光谱中长波末端的颜色,因为色如鲜血、波线最长,比人家自然多了几分穿透力和辨识度,也更能派生出遐想与象征来:

咱们最熟的是“生命”、“爱情”、“繁衍”、“温暖”、“奔放”、“激情”、“喜庆”和“瑞祥”这一串,要说里边儿的一些印记,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代便已烙下了。民俗中许多事儿的源头,你像嫁妆漆成红色,喜事称为“红事”,兴许也就出在这里。而且,这种金色点缀下的朱红、酒红和亮红也比一般的红色要奔放和炫目,很能激起人们对祥和美好的冲动与希冀。不过,剧中女主角那个红色的梦好像并没能圆。

另一层多指的“革命”、“血腥”、“暴力”、“战争”、“禁止”、“愤怒”、“憎恨”以及“危险”等等,换个角度,也正是这勃发的生命力搅起了隐匿在色彩背后那些按捺不住的躁动、惶恐与不安。虽说这层意思舞剧中没有明示,但张艺谋的《红高粱》却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才完成的从喜庆到悲壮的跳跃和升华。

在中国,由于色彩和方位的对应,红还混成了正色,虽不比明黄,但也沾上了许多贵族、主流等官方脾气,特别是从“生命延续”上升到“君权神授”、“权力交接”等政治教义之后,它便又有了第三层意思:“敬畏”、“尊贵”和“辟邪”等,所以,皇帝的圈阅叫“朱批”,王侯的马车叫“朱轩”,贵族府邸的大门叫“朱门”,张艺谋的另一部片子《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灯笼”估计就是起的这种作用。这一点西方也不例外,他们教皇和主教的衣、帽、袜以及车马也都是红的。后来,这种特权也辐射到一些坊间和巷里:好事儿贴着红标签儿,坏事儿披着红外套,甚至悲剧都不忘在红色的理由之下。十里红妆中自然也少不了类似的痕迹:

子孙桶,有的地区也叫马桶,或正圆,或鹅蛋圆形,鲜红如血,用朱砂色料涂染。这本来是子孙投胎的神圣器物,倘若已有男丁,亦借用于女婴生育之用;倘若妨碍生育男丁,则毫不留情地成了溺杀女婴的工具。(何晓道《十里红妆女儿梦》第17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宁波人讲“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泪水铸就了“三寸金莲”。在红妆器物里,有用绚丽朱砂色料漆底,24K纯金点饰的缠脚架,上面刻着龙首或凤首,有的刻着蝠或鹿,中间有转轴,鱿鱼卷缠胶布;下面有个架面,是专门用来缠脚的台子;台面板下尚有小抽斗,用来放剪刀之类。这种缠脚架华美精致,实际上是传统女性缠脚时受刑的手术台。(何晓道《十里红妆女儿梦》第19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毫无疑问,这里的红色象征着男权。

有人看后说,满眼的红色让人很亢奋也很吃力。

可惜,舞剧并没把触角探到这一层。

在何晓道送的那本书里,我还读到过这么一段话:

阿婆奇怪的问我:“现在你们要看小脚,我就不懂为什么了?”现在我们关注小脚又是为什么呢?阿婆的话提醒了我,我竟一时没能用简单的理由回答阿婆的提问。

我们关注小脚,难道只是对曾经有过的往事好奇吗?(何晓道《十里红妆女儿梦》第17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是啊,关注十里红妆,我们能仅仅执着于对曾经有过往事的好奇吗?应该不会。

眼下,对于十里红妆的笔墨关注慢慢儿的也多起来了,描写也又细又精,这里不妨举上一例:

现存于宁波保国寺的万工轿有7层楼阁,主5座,称五岳朝天。中亭顶上站着一个面目狰狞、手擎毛笔的“魁星点状元”,四周用朱金刻加以装饰点缀,再衬以绣片、珠翠、流苏片。在轿上还雕有上百个小人物,故此轿又称“百子轿”。花轿采用木质镂花,朱漆铺底,金箔贴花,以镜片玲珑剔透,其结构前后、左右对称,做工精细而浩繁,仅顶部就分上下7层。轿上雕有24只凤凰、38条龙、54只仙鹤、174只喜鹊、92只狮子、22只鹰、22只螳螂、12个小天使、124处石榴百子、18组梅鹊图、12组松鼠偷葡萄群雕以及大小250个人物,反映天宫赐福、麒麟送子、独占鳌头、八仙过海、昭君出塞、木兰从军、魁星点状元、王羲之爱鹅、林和靖放鹤等吉祥主题及历史人物。轿四周还有宁波风格的刺帷,各色精致的小宫灯、小铃铛和工彩流苏。(王玉靖《宁波朱金木雕的艺术特色》,载《装饰》2004年第6期。)

虽说我也曾见过一些上好的手艺,记得有一张宁式床,它翻轩上螳螂的翅膀薄得跟真的一样,拿嘴一吹都能瑟瑟颤动起来,却也被这样的豪华惊呆了。联想它背后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那更是感慨万千。别的不说,光工序就是雕刻、堆塑、打磨、调朱、镶嵌、描金、贴金、勾漆、填彩等十来道,各工序里又各有玄机,像雕刻之下又还有圆雕、浮雕和透雕等等,实在是极尽工巧。遗憾的是,如今没了那慢工细活的心态与氛围,这样的精致和辉煌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去年十月,我曾走过一趟东阳的中国木雕城,本想去摸一摸鲁班的手指头,可里边儿展品已全是机械复制的了,记忆中的那种犀边利角和剔透玲珑也早被磨去了精神与锋芒。回来的路上,联想起了十里红妆,我忍不住一声叹息。

眼下,满世界都在兴建博物馆,五花八门,红红火火的,可在历史面前,我觉得它还是抬不起头。对于物质遗产来说,它至多不过是一冰箱或冷藏室,而物质背后的那些非物质文化和技艺,更是无法摆脱濒危的命运。虽说有一些热心的传承人和志愿者,可一个古老民族几千年抽象化思维的成就,仅靠他们,也实在是杯水车薪。哪天这些人走了,没准哪一支文脉也便跟着断了。

有的走了也就走了,就像一阵风;有的呢,则跟“木流牛马”似的留下个谜:

据《论衡》记载:春秋末期,鲁国的木匠鲁班便为母亲做过一架木车马,而且“机关具备,一驱不还。”700年后,为了栈道运粮,诸葛亮又重新发明了一次,据说,“人不大劳,牛不饮食”。与王充的寥寥数语相比,《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里对它的记述可算是声色俱绘了,可对其原理和工艺,罗贯中却半点不提。又过了200多年,到了南北朝,据说祖冲之又还来了一次,令人不解的是,他同样也未留只字片图。

到底是个什么样,这些年来还是谁都说不明白;还有的,看上去是让咱说明了,其实还是被误读了。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前人的智慧也就这样在乱世、俗世中一再地漂泊、失传,失传、漂泊。

有的湮没了,或许只不过物质世界少了一种力量,有的,则还会殃及相关文化、精神以及更多的东西。比方说:木桶。在何晓道的十里红妆博物馆里,我曾见过半屋子大大小小、功能不一的木桶,有果桶、水桶、浴桶、脚桶、马桶、子孙桶等等。据他介绍,一只普通木桶完整箍下来,从小到大、化零为整,前后工序不下于四十道。只是如今铁桶、朔料桶横行天下,不知谙熟这门手艺的师傅还剩几何?虽说用木桶还是别的桶,眼下一般人没那么多讲究,可要真的蒸发了,有些失落便可能让你猝不及防。像管理学上那个著名的“木桶定律”,也叫“短板效应”。很简单,没了箍桶,别的慢慢儿地就都模糊了。但到底会殃及多广,今天的人大概还难以预测。

看上去,精神的确要比物质走得广些、远些,许多时候甚至能改变物质本身,可两者间的文化链一旦断裂,里边儿的故事一旦消失,那这种失落了传统的现代孤寂,恐怕就不是简单的转型或仿拟所能弥补的了。

这才是最令人们担忧的,也是“十里红妆”所寄予咱的最深层的梦。

从这个意义上说,善待了昨天,也便意味着善待了今天以至明后天。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