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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宗从南京开车回上海，进入市区时，高架桥上堵了两个多小时。刚买车那会儿遇到堵车，余先宗焦躁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所有车辆和司机都车毁人亡，只剩他一人一车在高速上飞驰，上演速度与激情。当他换了一部车、也就是驾龄七八年后，平静多了，堵车的时候，要么什么也不想，要么想故乡凹坑，就像饥饿的婴孩想母亲的乳房。
余先宗还练就一手绝活：一边驾驶一边将憋的尿一滴不剩排进矿泉水瓶。车上备着好几个空矿泉水瓶，以备不时之需。
余先宗也弄不懂自己这是怎么了，偶然向朋友说起。朋友说，你这是老了，年纪一大，都这样，我也这样，老是想老家，想过去的事情。余先宗说，我年纪还不算大嘛。朋友说，四十六岁了，还不算大？别装嫩。余先宗沉默了，和他一样，朋友也是异乡人，老家在赣西农村，比他的闽北老家还偏僻。
余先宗买第一部车的时候，家乡没有通高铁动车，也没有通高速公路。正常行驶十五六个小时，车可以开到村部，但开不到家门口，《速度与激情》里的车手和车，也开不到。余先宗只能坐车回家，先坐十二三小时的火车，再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之后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摩托车，或者自驾两个多小时的11号车（步行），才能抵达梦一般遥远的凹坑。
上海是始发站，托一托熟人，好歹能买张坐票，也就是说，十二三小时的火车行程，是有座的。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基本没座。当时一部好点的小车，值一两套房子，县城少有买车的，余先宗亲友同学圈里，没一个买车的，这意味着他只能挤客车。
那年回家过年，余先宗乘坐的那节车厢有位年轻母亲，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母子是从江西玉山县上车的，座位与余先宗仅隔一排。火车行驶两个多小时，孩子开始哭闹，怎么也哄不住。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已是一点多，火车进入漫长的隧道，孩子突然拼命乱抓乱打乱喊乱叫，但很快安静下来，呼吸短促脸色发紫，母亲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旁边好心的乘客去帮她喊列车长和医生，由于人太多，医生半小时才赶到，孩子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母亲悲痛得晕死过去。被医生抢救过来的母亲，呼天抢地着，“我不想活了，让我陪儿子一起去吧，我好后悔啊，坐什么火车去什么厦门跟孩子爸爸一起过什么年，这下好了，他爸再也见不到宝贝儿子了，该死的火车，我恨你，我这辈子再也不坐火车了……”
余先宗买车的念头，就是那一刻冒出来的，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开车回家过年，一方面荣归故里，另一方面避免挤车之苦之险。开车回家虽然要走更远的路，花更长的时间，而且不能直接开到家门口，但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因为不是起点站，余先宗返沪基本买不到坐票，能挤上车就不错。
每当一趟列车到站，列车未停，一队队一群群人就沿车奔突，寻找没有关紧的窗子和车门，蚂蚁缠虫般吸附上去，削尖身子拼命往里钻。伴随着的是一阵阵“开门”的怒吼，以及往来奔突的大呼小叫。有人捡起路石砸碎玻璃，然后奋不顾身钻入，个别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钻入车底，攀在车梁上……
余先宗忍不住全身一阵阵发冷发颤，心跳加快额头冒汗血压上升，闪电击中似的，那是一种置身历史的感受。若干年后，余先宗乘高铁或者开车回家，一路上脑海总会浮现这一幕幕，尤其年轻母亲呼天抢地那一幕，仿佛就在眼前。
幸运的是，每次回上海，余先宗总能轻松上车。有个同学是车站调度，虽然没法买到坐票或者卧铺票，却能把他带上卧铺车厢。相对于硬座车厢，卧铺车厢宽松多了，乘客卧铺休息时，他可以坐在过道活动凳上，心却是忐忑的，犹如近乡情怯的游子。
余先宗上高中那年，凹坑通了一条废旧钢筋般扭曲的机耕道，天气晴好路面干燥，可通越野摩托车。上坡的时候，骑手上身前倾，胸部几乎贴到油箱，并非想与油箱亲密接触，而是坡太陡，不前倾，重心偏后容易导致摩托车失衡翻跟斗。下坡的时候，骑手上身后倾，握着车把的胳膊绷成直棍，只恨爹妈把胳膊生得太短，不后傾，重心向前容易导致摩托车栽跟头。绝非夸张，有前车之鉴，两位骑手分别在上坡和下坡的时候，翻了跟斗和栽了跟头，前者身亡后者重伤。
那以后，凹坑骑手上坡下坡都是这种姿势，个个成了骑车高手。载人的话，被载者务必与骑手高度配合姿势一致，否则更容易出车祸。如果载的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年龄个位数的孩子，必须用一根绳子，将乘客与骑手的腰身捆绑在一起，以防意外。
妻子柳绿首次莅临凹坑，余先宗让她坐发小的摩托车。发小是凹坑先富起来第一个买摩托车的人，也是凹坑骑术最高的人。一路平安，柳绿却黑着脸发誓再也不来了，除非小车直接开到凹坑。柳绿姿色平平身材小巧，但是胸前伟大，好肉都长到这个地方了。通往凹坑的机耕道，除了上坡就是下坡，只有山顶百来米的平路，柳绿的胸脯受尽余先宗发小脊背的压迫。发小妻不可欺，发小被迫欺，充满罪恶的快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柳绿愤怒得胸前更加伟大。
凹坑是个人口不足百人的自然村，20世纪末，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从未到过县城。如果把闽北大山比作顶天立地的汉子，凹坑则是埋伏在汉子肠胃深处的一块息肉。余先宗从大山坳走到大上海，犹如病号跑全程马拉松，着实不容易。从小学到初中，余先宗都是走路上学。在凹坑念完三年级，走路到大队念四五年级，来回二十里，当日来回。念完小学，到镇上念中学，还是山路，来回四十里，一周来回一次。
四五年级的时候，上学的孩子挺多，一路浩浩荡荡，吓得林子里的禽兽昆虫惊慌失措。山路虽然坎坷，跋涉虽然艰辛，却不觉得苦和累。初中的时候，上学的孩子急剧减少，一是没有考上，二是考上了不想念。余先宗那一届，一个班五十二位学生，仅五人考上，他是凹坑唯一考上的，也是凹坑第一个考上的。这意味着他必须独行四十里山路上下学。去镇上的山路，比去大队的山路更难走，也更阴森。换了别人，也许就放弃了。第二年，凹坑第二个子弟考上中学，尽管有余先宗做伴，念完上学期还是不念了。寄宿生活比和尚还清苦，和尚好歹能吃上热菜喝上开水，寄宿生连口热菜和开水都吃喝不上，冬天吃冷菜夏天咽馊菜。他受不了这个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