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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钢铁行业上市公司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使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以企业环境责任履责状态为因变量，以企业规模、市场表现、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企业性质为自变量，研究了钢铁企业环境责任履责状态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结果表明，钢铁企业环境责任履责状态随着盈利能力的增强而改善，来自市场的消费偏好压力能使企业更加积极地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而企业性质、抗风险能力和企业规模则对环境责任履责状态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 钢铁企业； 企业环境责任； 履责状态；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76.6；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4-0045-06
一、引言
众所周知，企业的本质属性是经济性，营利是其存在的前提，上百年来，企业的高速发展成就了人类的经济崛起，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出现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让人类开始思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问题，也让企业开始思考经济责任与环境责任之间的权衡问题。不管是理论界研究的结论，还是实务界的工作经验，一致认为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有义务在获得利润的同时，承担起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的责任，即企业环境责任。而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责状态作为企业环境责任的主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影响着环境保护的效果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企业环境责任履责状态的好与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第105号）的相关规定，钢铁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除了其生产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自然资源外，还会产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据统计，2010年钢铁工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和粉尘的排放量分别占工业排放量的9.5%、6.3%、9.3%和20.7%。由此可见，钢铁企业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对环境影响非常大。钢铁企业是否具有环境责任意识，是否愿意承担环境责任，是否及如何践行环境管理行为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环境保护的效率和效果，因此，研究钢铁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责状态及其影响因素不仅可以提高钢铁企业环境责任意识，有效激励其承担环境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而且还有助于促进其他工业企业实施环境管理行为，有助于政府制定切实有效的管理政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文献研究
笔者以“企业环境责任”为主题词，检索了ABI/INFORM Trade & Industry，APS（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EBRARY，Journal Citation Reports，PROQUEST Database，Springer link和EBSCO等国外数据库及中国知网资源总库，共搜集外文文献189篇，中文文献145篇，对这些文献进行通读、整理和分析，挑选出76篇经典文献进行精读，最终对该领域的研究文献作如下归纳。
（一）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的起源和涵义界定
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延伸。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大范畴，既包括企业对股东、员工、社区、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行为，也包括对弱势群体的捐助和慈善行为，还包括其对环境和资源的关注与保护行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主义运动”和政府法律的严格规定迫使企业在其社会责任行为中增加了对环境的保护，企业环境责任应运而生，通过浪费最小化行动和环境保护行为等社会责任的履行来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Joe Desjardins（2009）指出公司的环境责任有两个涵义：一是名词属性，是指受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所有的环境和生态议题；二是动词属性，即公司采取环境保护的措施和行为，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Grane & Matten（2008）提出了企业社会环境责任（Corpo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abbr.CSER）的概念，并认为其是一个概念集群，它包括商业伦理、企业哲学、公司公民身份、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责任等多个方面内容。Georges Enderle（1997）从基督教的视角研究公司环境责任的伦理学基础，指出基督教认为整个世界是有序运行的，不会因为科学发明或哲学预测而发生任何变化，所以，不管是微观层次的个人，还是中观层次的企业与组织，或是宏观层次的经济体制，都不应该去人为地改变世界及其环境。若不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人类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所以，个人、经济组织或是国家都有义务承担环境责任。卢代富（2002）、马燕（2003）和赵惊涛（2010）一致认为公司的环境责任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指公司在追求股东最大利益和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义务，兼顾环境保护的社会需要，使公司的行为最大可能地符合环境道德和法律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二）关于企业环境责任行为和履责状况的度量
如前所述，企业环境责任是一个复杂系统，笔者认为从纵向上可以将其分为企业环境意识、企业环境行为和企业环境绩效三个层次，其中企业环境行为作为中间环节至关重要。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如何承担其环境责任，不仅决定企业环境绩效的水平，而且还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多对企业环境责任行为或履责状态的研究。S■kr■ ■zen，Fatma K■sk■（2009）给企业赋予了公民身份，并描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环境行为的开展形式、过程和运行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环境行为模式的“三阶段论”：为了避免惩罚的被动遵守阶段、为了获得社会认可的规范遵守阶段和为了减少不确定性的主动遵守阶段。高红贵（2011）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博弈分析方法，分析了制度在企业面对是否履行环境责任决策时所起到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奖优和罚劣并举是优势方案，政府干预必不可少。对企业环境行为和履责状况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指标，主要是以环境信息披露为基础构建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辛敏和王建明，2009）。郑春美、向淳（2013）使用评分法，从环保费用和投资、企业环保方针和ISO14000认证情况、政府环保补贴及排污情况四个方面构建了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IDI。另一种就是直接使用社会第三方机构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或环境责任测评的相关数据，例如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得分，其中一个维度就是环境责任分数，占总分数的20%，如果是制造业，该比例提升为30%，涉及的基础指标包括环保意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环保投入金额、排污种类数和节约能源种类数。
（三）关于企业环境责任履责状态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
企业是经济社会的基本单位，具有典型的社会属性，因此，其经营过程和行为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根据文献研究，笔者将影响因素归为两类，分别为外部因素、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来自企业外部，具体包括政府法律规制的完善程度、公众的环保意识、经济发展水平和媒体关注度等，研究表明这些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基本成负相关关系，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张彦和关民，2009）。S■kr■ ■zen，Fatma K■sk■（2009）的研究曾指出企业最终以何种方式承担其环境责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定位、产业集中度和企业性质。胡达沙、李扬（2012）指出，政府规制对企业环境行为和环境效率的提高作用不显著。余瑞祥、朱清（2009）指出政府环境规制的效果取决于企业的选择性响应和响应程度，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则随着具体行业的不同而变化。鉴于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于改善环境的投入无疑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这造成了许多企业选择逃避履行企业环境责任，但是消费者环保意识提高所造成的绿色消费趋势，会迫使企业改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或是积极作出改善以提高本企业的社会声望和名誉，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内部因素来自企业内部，包括企业规模、各种财务指标、高管环保意识、股权集中度和股权结构等。辛敏、王建明（2009）以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公司规模、资本结构和盈利能力为解释变量，对12个重污染行业5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公司规模与盈利能力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正影响，公司资本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刘艳娜（2011）使用了多元线性回归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17个行业10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性质和行业污染属性对环境管理行为的实施频数影响显著，国有企业优于民营企业，重污染企业优于轻污染企业，企业规模与环境行为实施频数成正相关关系。Carolyn P. Egri，David A. Ralston等（2004）研究表明公司社会环境责任与员工的利己主义显著负相关，与利他主义显著正相关，具有高利他主义的高管或专家将会提高企业的社会环境责任履责水平，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更为明显，同时发现高管和管理专家的个人价值观对公司的环境责任没有显著影响。孟庆峰、李真等（2010）认为企业规模、技术水平、领导者环境意识等因素的不同，会使企业产生不同的环境成本，进而造成不同的环境行为和表现。汤亚莉、陈自力等（2006）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和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
（一）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环境行为实施程度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即实施环境行为主要体现为绿色制造、绿色产品和绿色产业三个方面。其中绿色制造包括重大环保投资、主要污染物减排量和节约能源总量；绿色产品包括优良和尖端型绿色产品比率、绿色产品使用实现的社会减碳量、为客户提供的绿色解决方案数和原燃料供应商绿色认证比例及资材备件供应商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比例；绿色产业则包括年节能量、固废资源回收量和固废资源产业化率。在上述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考虑到研究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将环境行为实施程度作为衡量钢铁企业环境责任履责状态的变量，即被解释变量，用y来表示。鉴于目前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和社会第三方机构的测评两种度量方法的利弊，笔者选用了第三方机构——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布的2012年社会责任报告中所提及的环境责任得分①，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行业信息的修正，最终获得了钢铁企业环境行为实施程度的描述数据。
2.解释变量
研究表明企业环境行为实施程度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研究方便，笔者本着外部因素内部化的原则，选取了企业规模、市场偏好、盈利能力、企业抗风险能力和企业性质为解释变量，并分别使用公司总资产（x1）、年主营业务收入（x2）、净资产收益率（x3）和负债率（x4）代表公司规模、市场表现、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企业性质则使用虚拟变量d1表示，企业是国有控股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
（二）研究假设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相关理论和经营实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企业规模越大，其环境责任履责状况越好。从理论上讲，企业规模越大，其社会影响力越大，这促使企业更加重视和积极维护其较好的社会声誉和公司形象，所以，企业就会积极致力于环境责任的履行。
假设二：企业市场表现越高，其环境责任履责状态越好。一般来讲，顾客是企业的上帝，销售收入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在目前“买方市场”情况下，企业对于市场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为了获取稳定的利润，企业想方设法通过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等方式维持顾客忠诚度，即通过更多地承担环境责任来获取市场的美誉度和顾客的忠诚度。
假设三：企业盈利能力越好，其环境责任履责状态越好。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是有成本的，所以，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是企业能够承担环境责任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可以假设盈利能力好的企业将会更愿意、更有实力来承担环境责任。
假设四：企业抗风险能力越高，其环境责任履责状态越好。如果一个企业抗风险能力很低，也就是其负债率很高，其融资能力就会很低，很难从股东和资本市场获得投资，在企业经营难以维系的时刻，企业很难有能力去承担环境责任；相反，如果其负债率低，即抗风险能力很高，资本市场预期良好，企业资金充足，这样企业将会投入更多的资金改善环境状况、治理污染等，以此实现环境责任。
假设五：国有企业比其他性质企业更愿意承担环境责任。目前，我国已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了发展的第一位，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不仅承担着经济建设的重要使命，更多地承载着环境保护的历史使命，以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假设国有企业更愿意并更有义务承担环境责任。
（三）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文对钢铁行业界定的依据是中国证监会编制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该指引中的C65项，包括炼铁业、炼钢业、钢压延加工业和铁合金冶炼业，即为所研究的钢铁行业。数据收集的时间段为2012年。被解释变量是以和讯官网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责任得分计算而来，解释变量来自于色诺芬公司的一般财务数据库。文中缺失数据则通过手工查询上市公司年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和新浪财经等途径获得，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归纳和整理。经过以上方法和过程，本文获取了宝钢股份、鞍钢股份等15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全部数据。
（四）模型构建与实证过程
回归分析是处理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与技术，与相关分析相比，它更侧重于考察变量之间的数量变化规律，并通过一定的数学表达式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确定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特定变量的影响程度。本文根据已选取的指标，以样本企业环境行为实施程度分值为因变量，以公司总资产、年主营业务收入、净资产收益率、负债率和企业性质为自变量，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y=？琢+？琢1x1+？琢2x2+？琢3x3+？琢4x4+d1+？滋
其中y为企业环境行为实施程度，x1为公司总资产，x2为年主营业务收入，x3为净资产收益率，x4为负债率，d1为企业性质，？琢为常数，？琢1、？琢2、？琢3、？琢4为系数，？滋为随机误差项。然后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运算，输出结果如表1—表4。
由表1可以看出，该模型的F统计值为10.8972，概率P为0.0013，远远小于0.05，说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分别对单个变量进行T检验，其中变量d1的T统计值过小，且统计概率为0.9193，远远大于0.05，说明d1没有通过T检验，即d1代表的企业性质对企业环境行为实施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其次，x1和x4的T统计概率分别为0.2651和0.3146，同样大于0.05，表明变量x1和x4代表的公司总资产和负债率对企业环境行为实施程度影响不显著。结果显示，只有x2和x3通过了检验，即变量x2和x3所代表的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净资产收益率对企业环境行为实施程度影响显著。
对被解释变量y与变量x2、x3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茁+？茁1x2+？茁2x3+？滋
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净资产收益率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且拟合程度达到80%，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也达到77%以上，表示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意义。对该回归模型进行LM和WHITE检验，判断模型是否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两个检验的统计概率均大于0.05，即回归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继而得出回归方程如下：
y= 16.338 + 0.252x2 + 0.0054x3
（13.233） （5.498） （3.338）
四、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目的是试图揭示钢铁企业环境责任履责状态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使用了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对钢铁企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接受假设二和假设三，拒绝假设一、假设四和假设五，进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一）企业规模、性质和抗风险能力对钢铁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无显著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钢铁企业而言，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对环境责任的履行无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原假设相反，主要原因在于本文所研究的15家钢铁企业上市公司性质相同，规模相当，抗风险能力趋同有关。进一步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知15个样本企业当中，13家为国有企业，2家为民营企业，企业规模和抗风险能力差异也不大，这些因素使得研究结论与研究假设不符，这是特定行业内数据趋同造成的，并不能因此否定企业性质、规模等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促进作用。经过进一步深入调查，相较于其他性质或规模的企业而言，笔者发现15家样本公司在环境信息披露、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业绩。因此，该研究结论仅表明：对于国有钢铁企业来说，试图通过改变股权结构、增加资产规模或降低负债率来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环境责任是没有意义的，现有的股权结构、资产规模等已经足以保证企业勤勉地履行环境责任，无需再做其他努力。
（二）企业市场表现越高，环境责任履责状态越好
钢铁行业属于典型的制造业，是以资源、技术和市场为发展基础的，在资源同质、技术水平相当且难以突破的背景下，市场自然成为其发展的重中之重。近几年来，全球经济都进入了下行通道，国内钢材市场自2008年之后就一直处于低迷发展阶段，钢铁企业经营举步维艰。为了维持稳定的收入来源，各大钢企绞尽脑汁迎合市场需求，研发低能耗高质量的绿色产品，以此来获得市场的美誉度和消费者的忠诚度，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不管是迫于市场的压力，还是源自市场的动力，企业更乐于承担环境责任，因此，市场表现越好，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积极性越高。
（三）企业盈利能力越好，环境责任履责状态越好
对于钢铁企业而言，履行环境责任需要从技术研发、污染治理等方面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盈利能力作为强有力的支持，其对于环境责任的履行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无法落实。所以，钢铁企业的盈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环境责任的履行状态，两者是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鉴于此，笔者认为树立“绿色环保”的市场形象，获得消费者的认同和忠诚，不断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是促进钢铁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有效措施和手段，进而企业发展才能进入可持续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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