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维吾尔族古代医学发达，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写本对此多有记载。从中不难看出，其医学深受印度医学与佛教医学的影响。维吾尔医学之基本理论奠基于古代回鹘人对寒、热、干、湿四种状态的理解与运用，显然是对佛教医学理论中地火水风四大物质运动不调而致病学说的借用。这种辨证、施治方法一直影响至今，成为今天维吾尔医学的基石。
关键词：医学；维吾尔族；吐鲁番回鹘文写本；佛教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8)01-0049-05
维吾尔族是我国西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古代民族之一，有着水平较高的医学成就，这在11世纪中叶成书的维吾尔族古典名著《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辞典》中都有着突出而集中的反映，国内外学术界也已有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但由于这两部名著都产生于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哈喇汗王朝时代，具有浓重的伊斯兰教文化色彩，这种文化色彩直到今天依然如故。然而，当我们审视今天的维吾尔族医学的辨证、施治方法时，却不难发现其中隐含有一定成分的佛教文化因子，引人兴趣。
这就需要先从吐鲁番木头沟遗址出土的古代回鹘文医学文献说起。在编号为TⅢM66的回鹘文写本中记载有这样的药方：
长年药散：长胡椒五钱、胡椒四钱、kürbi三钱、肉桂二钱、小豆蔻一钱、熟筋三钱、长胡椒枝四钱、qumu一钱、苋蒿一钱、鲜芝麻三钱。将这些草药捣碎研细，和蜂蜜掺和在一起，做成状如狗鼻子的药丸……疼痛就会止住。若出麻疹或患便秘，炼好牛油用之，即愈。
需引起注意的是，该文献虽短，但药方中使用的梵语借词却相当多，药方首题rasayan curni，应来自梵文ras ā yana c ūrna，意为“长年药散”。其中，Ras ā yana是生命吠陀的八个分之之一。在《耆婆书》中也有以ms āyana直接命名的药方。pidpidi借自梵语的pippali，意为“长胡椒”，古代汉语多写作“筚拔”；suksumur借自梵语的s ū ksmqilqms ū ksma el ā，意为“小豆蔻”。从这些借词及特殊的药方名称“长年药散(rasayan 5umi")”诸因素看，该文献当译自梵语，至少应受到印度医药学的深刻影响。
印度著名医学家日藏(Ravigupta)所著《医理精华(Siddhasa ra)》在13世纪以前便被译为回鹘文。20世纪初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曾出土有回鹘文《医理精华》残片11件(编号分别为T ⅡY 17、T Ⅱ Y 18、T Ⅱ Y 27、T Ⅱ 2、T Ⅱ Y 46、T Ⅱ Y 59、T Ⅱ Y 66、T Ⅱ D 296等)。此外，吐鲁番胜金口遗址也有用婆罗门文回鹘语书写的《医理精华》残片出土，一叶，编号为TⅡ S 49(Mainz208)。这些文献体现了印度医学对回鹘医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无疑是印度佛教在回鹘中广泛流行的结果。
宋元时代，在印度、中原乃至波斯等多种医学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回鹘医学不管在理论上还是施治手段上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古代回鹘人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四大”，即火、气、水、土四种物质的运动、变化生成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维持着动态的平衡，并产生周期性变化，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究其来源，可追溯至印度佛教的“四大”学说。
佛教所言“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是沿用印度固有的思想而再加以深化及佛教化的。这种理论认为地、水、火、风是宇宙物理，是形成一切物质现象的种子。一切的物象，都是通过四大的调和与分配而完成的。比如山岳土地属于地大，海洋河川属于水大，阳光炎热属于火大，空间气流属于风大。如把它们化为人体生理的，比如毛发骨肉属于地大，血液分泌属于水大，体温属于火大，呼吸属于风大。若从四大的物性上说：坚硬属于地大，湿润属于水大，温暖属于火大，流动属于风大。四大和谐，便会欣欣向荣；四大矛盾，便会归于毁灭。物理现象是如此，生理现象也是如此。所以佛教把病人生病，称为“四大违和”。
概言之，“四大”代表着佛教宇宙观。人既为宇宙万物之一，人体生理也必然受到四大的制约，由是而派生出相应的佛教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生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如三国时代竺律炎共支越译《佛说佛医经》载：
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
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一亦云：
地火水风，合集成立，随时增减，共相残害，犹如四蛇，同处一箧，四大坑蛇，其性各异，二上二下，诸方亦二，如是蛇大，悉灭无余，地水二蛇，其性沈下，风火二蛇，性轻上升。
除了印度佛经的记载外，隋代著名佛学家、天台宗开祖智(岂页)讲述，由其弟子灌顶所笔录的《摩诃止观》卷八对佛教医学“四大”理论也有叙述：
四大不顺者，行役无时强健担负，棠触寒热，外热助火，火强破水，是增火病。外寒助水，水增害火，是为水病。外风助气，气吹火，火动水，是为风病。或三大增害于地，名等分病，或身分增害撒大，亦是等分，属地病。此四既动，众恼竞生。
唐代著名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九十五《病苦篇》中更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说：
夫三界遐旷，六道繁兴，莫不皆依四大相资、五根成体。聚则为身，散则归空。然风火性殊，地水质异，各称其分，皆欲求适。求适之理既难，所以调和之乖为易。忽一大不调，四大俱损。如地大增则形体黝黑，肌肉青瘀，症瘕结聚，如铁如石；若地大亏则四支损弱，或失半体，或偏枯残戾，或毁明失聪；若水大增则肤肉虚，满体无华色，举身萎黄，神颜常丧，手脚潢肿，膀胱胀急；若水大损则瘦削骨立，筋现脉沉，唇舌干燥，耳鼻焦闭，五藏(脏)内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水大增，则举体烦镬，焦热如烧，痈疖疽肿，疮痍溃澜(烂)，脓血流溢，臭秽竞充；若火大损，则四体赢瘠，腑藏(脏)如水，瞧隔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尝温慰，食不消化，患常呕逆；若风大增则气满胸塞，腑胃否隔。手足缓弱，四体疼痹；若风大损则身形赢瘠，气裁如线，动转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噫哕，咽舌难急，腹厌背偻，心内若水，颈筋喉脉，奋作鼓胀。如是种种，皆是四大乍增乍损，致有屙疾。
随着佛教的东传，佛教“四大”医学理论越过帕米尔高原、新疆、河西走廊而传人中原地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大致在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古代医籍就已经开始引入
佛教医学的“四大”理论了，如唐人王涛在其所著的《外台秘要》卷21中即曾就西国胡僧授于陇上道人的疗眼方做了如下记载：
夫眼者，六神之主也；身者，四大所成也。地、火、水、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愧然处，是地大也；血泪清津之处，是水土也；生气温暖，是火土也；举动行来，曲伸俯仰，喘息视瞑，是风土也，四种假合。
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610年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和682年孙思邈的《千金翼方》等古代医学著作中。
这一医学理论在西域也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最突出的例证可见于古代维吾尔族文学名著《福乐智慧(Kutad γu Bilig)》中。该书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usuf Has Hajib，约1019～1080年)是
喀拉汗王朝时期著名诗人、学者和思想家，于1070年写成的《福乐智慧》是一部具有浓重伊斯兰教色彩的伟大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竟然也有对“四大”进行描述的内容：
三者属春天，三者属夏时，三者属秋天，三者为冬天所有。三者为火，三者为水，三者为气，三者为土，由此构成了宇宙。它们之间，互相敌对，互为制约，上天以敌制敌，从而了结了怨仇。
以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谓的“四大”(即火、水、气、土)与汉族的五行(木、土、火、金、水)说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二者之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然以之与佛教宇宙观与佛
教医学理论中的“四大”(Mah ā bh ū ta)说相比，我们就可发现它们的内容竟几无二致。这里且看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相关内容：
三月是春时，三月名为夏，三月名秋分，三月谓冬时，此据一年中，三三而别说。
譬如机关由业转，地水火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同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居一箧，此四大蛇性各异。
回鹘“四大”中的气相当于佛教所谓“四大”中的风，而土则又与地对应，水、火，二者完全一致；它们在《福乐智慧》中被称为“四敌”，《金光明最胜王经》则喻之为“四蛇”，其义一也。古代回鹘人认为，由于“四大”同“居一箧”，“互相敌对，互为制约”，由此而形成了世间万象。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古希腊哲学家、医学家、经验主义的创始人、西西里医学派的创立者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公元前490～前430年)所提出的生化万物的四根论。他在《论自然》一书中指出：宇宙万物是由水、火、气、土四元素构成的，而这些元素的结合与分离，其动力来源于元素之外。他把元素的生、克称作“爱”与“恨”。爱使几种元素结合起来，恨使各种元素分离开来。四元素按相生可分为水火，因为水生气，火生土。水火是互不相容的两种要素。石油、煤气、酒精是水的范畴，却能生火，可以说水是本原。科学证明，有水就有生命。水的特性是柔弱，代表女性即母性。因此，万物之母水也。水的沉淀物是土，水的纯净物是气。水、土、气结合产生火。但是，须在时空、数量、度量及质量上得到平衡，才能生长、生存万物。
这一理论与印度佛教及回鹘人所说的“四大”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如恩培多克勒把四元素的生与克表述为“爱”与“恨”，《福乐智慧》则称之为“四敌”，佛经喻之为“四蛇”。相较而言，“四敌”、“四蛇”意义相同，与希腊人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论相去较远。故可以认为，维吾尔族的四大理论当直接来源于佛教，而佛教的四大理论有可能曾受到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论的影响。
基于上述宇宙观，古代回鹘人把人也视为宇宙万物之一种，认为人体也是由“四大”组成的。“四大”在人体内则表现为寒、热、干、湿四种状态，经常保持或基本保持着平衡，如果关系失调，就会诱发疾病。这种思想在吐鲁番木头沟遗址出土的编号为T Ⅲ M 190(U 496)的回鹘文佛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译本之回向文中即有着非常明确的表述：
mn sili γ tigin[…]-ig a γ ri γ oz-a bastiqmaq tilta γ[…]bu yitikain sudur-nung yig-in daruq astip.
我色利的斤……由于地、水、火、风失调而生病……我想从不同(地方)听到此《七星经》的妙音，以摆脱病魔。
由上可见，回鹘医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较为完整、独立的医药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后来逐步发展成熟，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医学理论。尽管今天的维吾尔族已全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佛教医学理论却被维吾尔医学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依其理论，人的生、老、病、死都和自然界的四大物质(火、气、水、土)和人体自身产生的四要素(血液质、黏液质、胆液质、黑胆质)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此为基本理论来解释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创立了一整套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诊断疾病重视查脉、望诊和问诊。内科疾病以内服药为主，多用糖浆剂和膏剂，并重熏药、坐药、放血、热敷、拔火罐、饮食疗法等10多种疗法。
在今天的维吾尔族医学中，气质失调，可以说是维吾尔族医学的辨证大纲。用于调整失调气质的方法，自然也就成了维吾尔族医学的治疗大法，从整体言，其疗法几乎可分为非体液型失调气质调整法和体液型失调气质调整法二种。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均与佛教思想、佛教医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非体液型失调气质调整法主要包含以下四种方法：
1．寒法，是用寒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热邪的一种治法，适用于外来热性因素过多影响下发生的非体液型热性气质失调疾病。
2．热法，是用热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寒邪的一种治疗方法，适用于外来寒邪因素过多的影响下发生的非体液型寒性气质失调疾病。
3．干法，是用于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湿邪的一种治法，适用于外来湿性因素过多的影响下发生的非体液型湿性气质失调疾病。
4．湿法，是用热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干邪的一种治法，用于外来干性因素过多的影响下发生的非体液型干性气质失调疾病。
很显然，这一辨证方法讲的是人体内气质失调而形成的寒、热、干、湿四种状态。这种气质失调现象都不是由体液引起的，而是“四大”，即火、气、水、土四种物质在人体内运动、变化的结果。
体液型失调气质调整法则包括致病体液成熟法、致病体液排泄法和失调体液平衡法。其中失调体液平衡法包括以下几种疗法：
湿寒法，是用湿寒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干热性病邪的一种方法，适用于热性因素过多的影响下发生的体液型干热性气质失调疾病。
干寒法，是用于寒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湿热性病邪的一种治疗方法，它适用于湿热性因素的过多影响下发生的体液型湿热性气质失调疾病。
干热法，是用于热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消除湿寒性病邪的一种治法，它适用于湿寒因素过多的影响下发生的体液型湿寒性气质失调疾病。
湿热法，是用湿热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消除干寒性病邪的一种治法，它适用于干寒性因素过多的影响下发生的体液性干寒性气质失调疾病。
这种诊治方法照样未脱离古代回鹘人对寒、热、干、湿四种状态的理解与运用，其理论基础仍然是佛教医学所谓的四大物质运动与互相制约的学说。虽然疾病的变化很多，治疗法相应地也很多，但千变不离其宗，在佛教医学思想支配下形成的寒、热、干、湿医学理论，始终是维吾尔医学辨证施治的基本方法。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随着佛教与印度文化的传播，佛教“四大”理论与印度医学在古代回鹘人中也得以流行与发扬光大。回鹘人摄取了佛教宇宙观的地水火风理论，吸纳佛教医学之合理内核，结合本民族的医学经验与历史文化传统，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这种理论认为宇宙万物皆由火、气、水、土四种物质构成，这四种物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人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种，其身体同样也受到这四种物质运动规律的制约，从而维系着平衡。然而，这种平衡一旦出现失调，身体内就会酿成各种疾病，故而在治疗时就必须考虑火、气、水、土所导致的寒、热、干、湿四种状态。这种辨证施治方法代代相传，一直影响至今，构成了今天维吾尔族医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