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炜
1960年生，教授级高工，国家发改委体改所产业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产业政策、企业改制、商业流通研究。出版个人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分别担任50余项课题研究负责人。近年来研究工作重点集中在电信产业，由其领导的“中国电信业发展研究小组”研究业绩突出。
“我们今天面对的已不再是前两年的谈体制问题，论机制问题，或是一些学者们骂大街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去做、去干。”
跟以往不一样，2008年北京通信展开幕式很平淡，我想可能是因为电信行业真的发展到了饱和期。但第3天时，突然人流涌至，变得非常热闹，尤其是中国移动的展台，在40多家TD联盟企业的簇拥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后来才听说，原来是各省中国移动分公司的人来了!
在论坛峰会上，听大唐移动的副总在上面激情四射的“演说”，我就觉得这一天应该是TD的时间。本来我不想讲TD了，因为它现在已经不需要讲，而是需要踏踏实实地做的时候了。我现在就是TD的用户，手里两台手机，原来我喜欢打电话的时候用TD手机，接电话的时候用GSM手机，但后来我发现，更多的时候还是要用GSM和CDMA的手机打电话。
我不是说TD不好，其实它更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现在很弱小，还没有满月。这个时候，你在台上说他将是未来的企业家、科学家，那是瞎扯。所以，今天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让他长大，怎样让他满月。现在不是夸TD的时候，因此我对前面大唐移动副总的发言感到非常的无奈和愤怒。站在这个地方贬低别的系统，夸自己的系统，这不是老王卖瓜的问题，而是不科学的态度。
我们今天谈产业发展的时候，必须讲究科学性。中国要真正推进TD产业，必须把浮华、浮躁的东西去掉，建立一种真正的产业推进，这种产业推进需要一套真正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体系。
从这次电信展的感受来说，感觉不像预期那么好，一些著名跨国企业没有来，其实这很正常。中国电信业从改革时间来算，从1984年到现在，经历了20多年；从改革开放算的话，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最近很多部委都在作改革30年的回顾，但如果我们仅从时点上来看，电信业存在着很多问题，包括重组的问题，合并的问题。
如果从30年的跨度来看，我非常欣赏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总的讲法，他用很生活化的语言，大跨度地描述30年来我国电信业的变化。30年前，记得家里第一次装电话的时候，准备了好烟好酒求着电信局的人，花上5500元初装费，还等上几个月。现在我要装一部电话，打个电话，网通就给装上了，还为你提供各种服务。
从这个跨度判断，30年来中国的通信产业已经获得了超高速的发展。到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搞不搞3G，或者重组的问题。我国电信业有一点像国际经济一样，正进行全新的调整，而这次调整的结果，跟国家的宏观经济是一样的。我相信这一轮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包括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的实体经济的危机，将带来很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调整的第一波，是使中国沿海传统的以简单产品出口的加工业和制造业面临一次彻底的洗牌，经济会从传统的工业向新兴的工业转变，而通信产业在这轮调整中肯定是要真正地实现以信息化推进工业化的转变。
要实现以信息化推进工业化，唯一的可能就是工业化已发展到经济的高度科学化水平，同时，在一轮有效的经济调整中，完成了传统工业的升级和转型。只有如此，才可能使信息化融入工业化之中，并成为工业化在较高等级上进一步提升的动力、
什么是信息化?什么是信息产业?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进?产业的动力、渠道、机制是什么?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发展信息产业重要的前提。考察这一变迁过程，远比指责信息化不足更加重要。我们今天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前两年的谈体制问题，论机制问题，或是一些学者们骂大街的时候。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去做、去干。我的感触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电信业的明天仍留给了我们庞大的想象空间。
中国已经是一个电信大国，那么要变成强国的依据是什么?不是说想变成电信强国就是电信强国了，有了3G就是强国了吗?有了LTE就是强国吗?有了9亿或者13亿的电话用户就是强国了吗?我认为，关键是取决于未来中国电信业如何利用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排在世界前几位的运营体系，成为全球电信市场的主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