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大巴不知道开了五个小时,还是六个小时,终于在一座天桥下把我扔了下来。一路所到之处,都是陌生之地。从沉闷的车上下来时,阳光直射而下的苍白逼着我的眼球,我只能半睁着双眼。与此同时,我仿佛又置身于一个旋转而充满噪音的空间,胃里一阵翻滚,嘴里寡淡。我蹲下身,在马路牙上吐了起来,早上吃的猪肉粥化作秽物滩流在了地面上——我一来就把城市弄脏了。
  一直到坐上罗大炮开来接我的铃木摩托,我都感觉挺不好意思的。我憋了一路,最后还是没能憋住。“当是你给深圳的见面礼呗。”罗大炮笑着说。他看起来比以前胖了一些,铃木摩托也是新的。
  罗大炮在麻布村租的房子并不大,有个小房间,连门都没有,只是用一块布帘遮着。外面所谓的客厅,其实也比房间大不了多少,摆了黑色的旧沙发、茶几和电视,中间只能容两人错身而过。倒是有个小阳台,面对着一片灰突突的矮楼房。客厅的角落堆满了零零碎碎的货物,有闹钟,有发梳,还有女孩的胸罩。事后我才知道罗大炮靠摆摊为生,天一黑就要到麻布街摆摊,白天清闲得很,除了睡觉就是看电视。
  罗大炮的弟弟罗一枪上班去了,他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来。
  罗大炮指着阳台外那片灰突突的楼房说:“他就在那儿上班,麻布工业园。”
  我重复一遍:“麻布工业园。”
  像是有人在给我介绍对象,而我迟早也会到那片灰突突的楼房里去上班。我开始想象那些紧闭的窗户里面的情景,像是潘多拉的魔盒,在没有被打开之前,一切都只能在我的脑海里幻现。罗一枪叫我来深圳,自私点讲,他也是为了给自己找个伴。再说,既然来深圳了,我就需要一个落脚点,我不像罗一枪,怎么的都还有个哥哥在身边,不怕流落街头。
  罗大炮说:“晚上带你去麻布街逛一逛,可热闹了。”
  这个叫麻布的城中村所有的组成部件都以“麻布”命名:麻布工业园、麻布街、麻布市场,还有麻布大道、麻布公园、麻布医院等等。
  接下来的时间就只能陪着罗大炮看电视了。罗大炮看的是一档娱乐节目,一个说着一口港台腔普通话的男人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语速很快,笑声不断。我第一次看到电视里还有这样的节目,感觉很新奇。
  罗大炮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边笑边说:“吴宗宪这屌毛。”
  我才认得那个嬉皮笑脸的男人原来叫吴宗宪。
  不知什么时候,我竟歪在沙发上睡了过去。模糊中,仿佛又回到大巴车上,过鲘门隧道时整个车厢陷入了黑暗,从后座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一个激灵,惊醒过来。睁眼看到的却是罗大炮,他站在我面前,指着茶几上的快餐盒说,赶紧吃了,跟我去摆摊。说着他蹲在角落里清理货物,嘴里还哼着歌,听不出来是谁的歌,肯定又是一首流行的新歌。这兄弟俩都喜欢唱歌,罗大炮擅于赶潮流,爱唱新歌;罗一枪则千年不变,永远是Beyond,黄家驹的每一首歌都滚瓜烂熟——我快速吃完罗大炮为我打回来的炒米粉,味道还挺香,便匆匆忙忙跟着他下了楼,坐上摩托车,左绕右拐,来到一条热闹的街市。这应该就是麻布街了。
  夜里的罗大炮一改白天的慵懒状态,变了个人似的,夜间才是他的主场。街上人很多,两边的店铺一间挨着一间,整条麻布街远看就像一条被拉开的拉链。灯光很亮,我记得白天也路过,不过那时倒没觉出有什么。晚上就是好,灯光可以照亮一些东西,还可以掩饰另一些东西。
  罗大炮把摩托车的喇叭连续摁着,路人纷纷给他让路,难免也有骂的,他偏过头,不忘回骂一句。他有些着急,看样子是我耽误了他摆摊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些街上的小摊贩,都得赶早去占个好位置。我还知道,在深圳谋生的人,基本上可分为两拨,一拨白天出没,一拨夜晚出没……罗大炮就属于后者。
  城管管他们叫“走鬼”,我们当然要客气些,叫他们“走街边”的人。他们的摊位每天晚上都在改变,这取决于先来后到。罗大炮来得还不算太晚,当然最好的位置已经没有了,他退而求其次,在一个路口边上,错开人家的店铺门口,把摩托车往街边一支,丢开布袋,就摆起了摊。各种生活用品杂七杂八,他得快速地把它们分门别类,码放整齐。
  摆好摊位,罗大炮便开始大声吆喝。他的普通话并不好,听着像是在唱歌,让我这个随从都有点不好意思。我真后悔随他出来,早知道应该在屋里看电视。我终于知道,这应该就是罗大炮在深圳生活的全部了。他的白天充斥着吴宗宪的笑声,到了夜里,则充斥着他本人的吆喝。他的风光都是吹嘘出来的,就像玻璃瓶摔在了水泥地上,之前村里关于他的美好“谣言”,一下子都消失殆尽了。


  几天后,我果真去了那片灰突突的樓房,进了罗一枪的工厂。
  我进厂不费多少周折,罗一枪把我领到人事部,那个负责面试的女孩子满脸青春痘,她只是问我带了身份证没有。我说:“带了。”然后她就把我带到了车间,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在拉线上坐了下来。
  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来到我面前,他自称是“拉长”,叫王建国,说话结巴,说“拉长”两字时真的是“拉”出来的声音。我放松了下来,是的,这个厂里的人几乎都能一眼找出缺陷,没有比这更让我觉得宽慰的了。我想我们很快就能熟悉起来,就像我跟罗一枪那样。
  罗一枪已经在这个叫“三音”的电子厂干了两个月,在车间里,看样子他跟谁都熟,像是得到某种特许,可以在车间里走来走去,有时晃到我面前,挤眉弄眼跟我说:“没人欺负你吧?”我笑了笑。有罗一枪在,谁敢欺负我啊。那个叫王建国的拉长大概也是看在罗一枪的面子上,对我挺照顾,在我还没有上手的情况下,只安排我做一些简单的工序。全世界都没有比这更容易的工作了,我只需要撕开一张海绵垫,贴在面壳里面,然后,一天重复几千遍。就算放弃对双手的控制,它们大概也能自己按工序完成下去。好多时候,我举目四望,看身边几条拉线,所有人都埋着头,像机器人一样与流水线比速度,稍有解怠,拉长就会过去敲着他(她)的桌面说:“堆拉啦!”这么看来,罗一枪还真是车间里的特例,他并不遵循车间的规矩,却也得到了所有管理人员的默许,至少表面上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