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是个孩子/我的祖国满目疮痍/战火纷飞中/母亲拉住我的手/孩子，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从那时起/有一团火焰在我胸中燃烧//当我穿上军装/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百废待兴中/使命牵住我的心/年轻人，做一些新中国需要的事/从那时起 /有一团火焰在我胸中燃烧。
——引自诗歌《有一团火焰在我胸中燃烧——致黎鳌》
汽笛声声，响彻两江。轮船上，年轻的军人泪流满面，目送着一捧捧骨灰、鲜花，洒向滔滔江水。
1999年8月21日，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的奠基人，学术界著名的“黎氏三兄弟”中的大哥黎鳌院士，与世长辞。按照他的遗愿，从此长眠于两江碧水之中，与为之奋斗一生的烧伤研究所永远相伴……
从烧伤所建立到如今，悠悠半个多世纪，创业立业之火，熊熊燃烧。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老人，身后留下了一个国内最大、成果最多的烧伤研究所——我国烧伤界第一个军事医学国家重点学科、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第一个烧伤领域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完成单位、唯一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临床学科。同时，也留下了赤诚报国、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甘为人梯的“黎鳌精神”。
世事如棋局局新，新中藏先机，新中有变革。
十一年后，2010年8月1日，建军节。一百余名烧伤科人整齐列队。烧伤研究所第三代“掌门人”吴军，脸色凝重地站在“模范军事医学烧伤科”的金色牌匾前，向全体烧伤科人发出“七问”： 黎鳌精神究竟是什么？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是世界一流学科吗？我们知道世界一流学科的标志吗？我们是一流的医生或护士吗？我们对当前烧伤医学的进步有实质性贡献吗？国内外烧伤界目前使用的技术、理念、产品中有没有我们的原创性贡献？我们有没有坚守“诚实、公平、尊重”的学术价值观？
“七问”像一把密钥，启开了创业、守业之后的开拓之门；“七问”蕴含着人文主义理念的浓墨重彩，以创新勾勒出“国际一流烧伤综合救治机构”的宏伟蓝图。
一
烧伤科的传奇，始于半个多世纪前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大批烧伤伤员的出现，使得黎鳌——一个生于旧中国、从军的普通外科医生，发出了“中国不能没有烧伤医学”的呼吁。为此，他把一份请战书和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交给了组织。于是，1958年，一个仅有3名军医，6张病床，20平方米的我国第一个烧伤专科病房在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悄然诞生。从此，黎鳌与战友们开始对一门新兴学科的执著探索。
国内没有前人经验可循。为了掌握烧伤防治的基本规律，在黎鳌的带领下，科里的医护人员吃住在病房，24小时轮班，眼睛瞪得溜溜圆，不间断地监视着患者的病情，记录了一系列宝贵的资料数据，梳理了千头万绪的病情，勾画了分门别类的治疗方案。传统的包扎治疗法难以避免细菌的繁殖，他们大胆地采用暴露疗法；全国盛行的危重病人陪床易产生交叉感染，他们果断地采取了医护人员整体护理制；当时流行的“彻底清创”导致了对患者严重的“二次打击”，他们毅然改为适时“简单清创”。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扭转了治疗大面积烧伤的被动局面，大大提高了治愈率，也使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中迈出了可喜一步。1975年，美国权威杂志《Arch. Plastic Surgery》首次报道中国烧伤救治的成就，主动转载了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论文。该刊编者按语这样写道：“有志于烧伤专业的美国医生，请认真读读中国医生的经验。”
50多年来，烧伤研究所的军医们正是靠着这样一种对事业锲而不舍的执著追求，才使我国烧伤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
在今天烧伤科的楼道里，还悬挂着这样一幅在电子显微镜下拍摄的照片：一个类似圆柱形的不规则物体分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被荧光物质标记的肠内细菌。这幅照片看似寻常，却包含着两代人20年的苦心。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黎鳌的战友肖光夏发现，烧伤重病病人在全身都得到有效消毒的情况下，血液中仍然有细菌感染。由于正常人的肠壁都有一层严密的“壁垒”，肠内细菌根本出不去，于是肖光夏作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些细菌来自于重度烧伤病人的肠内。肖光夏试图通过实验求证自己的设想，但当时的仪器设备太简陋，他最终没有成功。后来“文革”开始了，这个设想苦藏在他心中近20年。80年代初，他把这个课题交给了他的博士生马利，这时他们已经可以用荧光物质标记细菌，终于在一天傍晚，马利博士用电子显微镜锁定了那颗带荧光素标记的、正在穿越肠黏膜屏障的细菌！20年的心血终于得偿，在场人员无不泪下。当“在脏器功能衰竭的发生中，肠源性感染起重要作用”这一新鲜论断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时，各国专家无不惊叹，美国著名烧伤专家戴切说：“我们的研究刚刚起步，你们却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了不起！”
过去，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的救治深深困扰烧伤医学界，当时国内外无成功救治的先例。国外的医学教科书甚至断言“烧伤面积超过50%的病人不能治愈”。但烧伤研究所的军医们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实验论证，实测了国人体表面积，制定了我国体表计算面积新九分法；通过大量病例，总结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新的补液公式（第三军医大学补液公式），使大多数烧伤病人能平稳度过休克期。如此这般，救治70%、80%、90%大面积烧伤病人的记录不断被一代代人刷新，先后救治了15000多例病人，其救治水平明显高于号称世界一流的美国烧伤中心。
在世界性的医学难题——吸入性损伤方面，他们采用纤维支气管镜镜检确诊吸入性损伤严重程度，提出了被广泛采用的吸入性损伤防治方案；率先发现延迟复苏是早期脏器损害的重要因素，提出延迟复苏快速补液方案；率先提出并开展早期一次大面积切痂通过减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进而防治烧伤早期损害的新思路；率先提出“肠源性高代谢”理论，进一步阐明烧伤高代谢发病机制；率先提出烧伤成人热能需量估算公式，被认为是最接近实际需量三公式之一，已录入2005年中国“烧伤营养指南”；建立了成套烧伤代谢营养调理方案。
1985年金秋时节，首届中美国际烧伤会议在山城重庆召开。
1994年，黎鳌捧回了美国烧伤学会的最高奖——伊文斯奖，这是对他参与开创中国烧伤医学，总结了一套适合国情、有独创性、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远见卓识地在国内较早开展烧伤实验研究，为我国我军烧伤救治与研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做出卓越贡献的高度肯定！
医者大爱，也同样萌生于创业之始。在烧伤研究所，人们会看到一片“花朵”状的病房区，这是黎鳌和他的战友们几易其稿，设计出的被人们誉为“爱心建筑”的病房：伤员分布在各片“花瓣”里，护士站则设在中央“花蕊”处，医护人员只需将目光扫描一周，就能清楚地看到哪个伤员需要喝水，哪个伤员需要导尿，哪个伤员需要你去安慰……
在烧伤病房里，往往躺着数十个四肢残缺，五官错位，躯干烧得焦黑，脱得赤裸裸的伤员。为了降低感染风险，所有的伤员都没有亲人陪伴，成天护理和照顾他们的只有医生和护士。有的伤员嘴唇烧坏了，嘴仅有一丝缝隙，医护人员就把捣碎的食品像鸟类喂养雏鸟那样一点点地放进去；给惨不忍睹的男性伤员洗澡，很多刚出校门的小护士竟顾不得少女的羞涩；为伤员清除痂壳，脓血腐肉怪臭刺鼻，血淋淋的场景令很多目睹的患者家属当场“吓晕”，而在医护人员的眼中，这一切都是那样宁静，那样和谐。
焦黑的躯体有一丝生机就要全力以赴，战士的生命有一线希望就要百倍努力。扑灭昌都油库大火的一等功臣唐通毅，经历8次高难手术重新回到部队；舍身为公的钻井工人，通过烧伤所军医的精心救治，终于化险为夷；从车厢中抱出“一团火”的18岁英雄梁强，用被保全的右手向黎鳌院士行了个军礼……
半个多世纪，如弹指一挥间。“模范军事医学烧伤科”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那栋银灰色大楼——一万平米、120张床位承载了所有的期盼和梦想。如今，黎鳌的战友和同事们——肖光夏、杨宗城、汪仕良、张雅萍都已两鬓泛白，但是，关于烧伤科的传奇依然以新的方式，由一支年富力强、凝聚力强和富有创新精神的科研临床队伍来续写。
二
作为带领新一代烧伤所人续写传奇的“领头羊”——“七问”的发出者吴军，本身就极富“传奇”。
他身材修长、长相英俊，精力充沛，极有个性，“我这个人内心比较狂，但更喜欢脚踏实地地做事。”他当过西南医院副院长，2010年又回到烧伤所担任所长，“这里真的让我感到海阔天空，大有用武之地”。
1978年1月，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发表，在那刚刚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唤起山河重绽新绿的年代，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大批热血青年被作品中为了理想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数学家陈景润深深打动，一时间，学理工学医科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共同选择，吴军也是其中之一。若干年后，他谈起这部报告文学，依然不能控制内心的激动。
因了这般，1979年，喜欢打篮球的吴军从重庆体校毕业后参加了高考，进入第三军医大学学习，也从此走上从军路。5年后，各方面表现突出的他留在学校基础部病理教研室工作，并成为当时教研室主任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吴军并没有被允许攻读博士学位，工作调动也因此而搁浅。个性要强的他找到导师说：“我以后不会再读博士了，但我以后要带博士！”那年，他29岁，正是风华正茂、敢闯敢拼的年纪。
为了申请去国外研究机构深造，吴军拿出了3个月工资240块钱，买了一台打字机，打了6封自荐信分别投给了国外的6家研究机构。因为信笺很薄，其中一张打破了，“抠门”的他在背后贴了一张纸修补后寄了出去。但就是这张“修修补补”的自荐信让他获得了意大利维罗纳医学院的邀请。
1991年1月，吴军怀揣100美金，飞赴意大利开始了4年的留学经历。
刚到意大利的第一天晚上，由于太晚，他没有跟老师联系，也没舍得住店，在街头瑟瑟发抖地站了一个晚上。那一夜，饥寒交迫的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乞丐、醉汉、黑帮……“但是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遇到的全是好心人。”吴军说。人文色彩浓郁的意大利人给了初来乍到的他太多帮助。那时的吴军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乡巴佬进城，什么都不懂，但是，有人热情地帮他扛行李，有人好心地帮他买车票，还有人耐心地帮他指路，但没有要他一分钱。
这一切，都成为后来吴军提出烧伤人文关怀理念的原动力。
留学的几年里，他师从意大利烧伤学会主席及意大利烧伤基金会主席Dino Barisoni教授，开始从事烧伤创面异基因皮肤移植的研究。那些日子，吴军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业中。圣诞节，老师来到实验室，发现只有来自中国的吴军在埋头做着实验，这让要求严苛的老师对他刮目相看。
很快，吴军初露锋芒。1992年，他获得以色列烧伤学会“Williams Prize”奖（最佳烧伤研究奖）。这个新闻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烧伤所所长黎鳌院士的关注。
黎院士立即给吴军写了贺信，勉励他要不骄不躁、继续努力为烧伤事业做贡献、为中国学者争光，并邀请他回到烧伤所工作。吴军没有想到，这样的邀请信，黎院士和肖光夏教授一写就是2年多。30多封邀请信，封封不同，每次都给吴军介绍祖国建设发展成就，以及烧伤学在国内的发展状况。每一封信最后却都附着同样一句话：“吴军同志，希望你能早日回国和我们一起建设祖国的烧伤事业！”
两年多的书信交流使吴军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黎院士为祖国爱才留才的真心，感受到了黎院士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1995年，吴军毅然返回祖国。不久就被任命为烧伤所副所长，晋升了研究员，并于1997年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在黎鳌院士指导下从事创面修复、生物材料及移植免疫学研究。1999年，由于各方面素质突出，年仅37岁的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医院副院长。
“至今我仍庆幸当初的选择，如果说我在烧伤学上有一点点成绩，那绝对离不开黎鳌等老一代教授对我的指导和关怀，离不开烧伤研究所为我搭建的学术平台，‘黎鳌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为中国的烧伤事业、为烧伤研究所的发展而不懈努力！”吴军如是说。
三
2010年上任时，48岁的吴军对院长和政委豪气万千地说：“给我十年，还你一个不一样的烧伤研究所！”其实，在他还没有以所长身份回归烧伤所前，就敏锐地觉察到，如今的烧伤所，经过50多年的创业、发展，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瓶颈期”，烧伤所人的头顶上，正横亘着一块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 “透明天花板”。
是的，烧伤所既是八一队又是国家队，深入部队服务、应对突发事件、抢救危重伤员、出国执行任务，屡创奇迹、赢得赞誉。救治危重伤员的足迹更是遍布全国全军，收治严重烧伤的患者来自全国全军，救治成功率已高达99.9%。作为重大典型，事迹报道屡见报端。也就是因为这样，不知从何时起，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开始在烧伤所蔓延，“高滩岩视野、西南医院高度”在一些教授和骨干身上出现，甚至有人认为“烧伤所已经是第一，我们没有必要留学，没有必要与国外交流，没有必要向他人取经，我们自己学自己的东西就行了”，从理念到成果到科研论文开始停滞不前。在国外学术界将人文关怀与烧伤治疗紧密结合、推陈出新的今天，烧伤研究所在国际的话语权、知名度和影响力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黎鳌院士逝世十一周年后的那个建军节，面对吴军在“模范军事医学烧伤科”金字牌匾前的“七问”，如当头一记棒喝，大家都沉默了，一颗颗浮躁的心也开始安静下来。
资料显示，最近十年，每年因意外伤害的死亡人数，烧伤仅次于交通事故，排在第二位。中国每年约有2000万人遭受不同程度烧伤，其中约5%的烧伤病人需要住院治疗，是不折不扣的烧伤大国。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烧伤治疗模式为病人入院后展开救治，对烧伤流行病学和烧伤预防关注不够；虽然在休克复苏、感染控制、创面处理以及营养支持等环节均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治疗方案，烧伤治愈率非常高，但对患者疼痛、功能、康复和心理治疗不够重视，对如何帮助患者重返社会关注不够。这也就是当前尽管我国烧伤治愈率领先世界，但在国际烧伤界却影响不够的重要原因之一。
转型发展必先转变观念。经过三个多月的征集，烧伤所崭新的标识出现在大家眼前：绿色代表军队，十字代表医疗，凤凰有着浴火重生的意义，象征在这里全面获得新生的伤者；凤凰在西南方向，象征着烧伤所所在的西南医院。至此，一种全新的理念开始启动，重锤敲开了头顶上的“透明天花板”。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绝大部分烧烫伤患者都是一线劳动者。烧烫伤在很多情况下是需要终身治疗与抚慰的，这无形中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特别是，烧伤对健康的危害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烧伤患者，除了常规治疗外，更需要康复性的心理支持，战胜自卑、坚强面对。
2010年底，吴军牵头把烧伤研究发展方向在原有的休克、感染、营养代谢、皮肤移植免疫和创面愈合的基础上增加了烧伤康复。这6个学科方向几乎涵盖了烧伤病人诊治的各个方面，它们构成了新的烧伤“一体化治疗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烧伤病人的处理流程为：病人诊断后，首先要经过抗休克，预防感染、修复创面以及康复等4个阶段。其中，康复在烧伤早期就开始介入，并贯穿全程，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6个学科方向，一环扣一环，形成国内最先进的烧伤治疗流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烧伤的早期康复治疗。
2011年11月，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烧伤康复中心在西南医院试运行，其内容涉及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心理治疗、音乐治疗、院外随访全程康复治疗等。2012年4月30日，该中心正式挂牌并投入使用。
在此基础上，烧伤所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疗模式——“烧伤整体解决方案”，通过预防、综合救治和慈善基金，形成一种社会烧伤救助。在预防上，他们组织专家深入学校、社区进行预防烧伤的知识宣讲，组织人员编写烧伤预防图书，拍摄预防烧伤的电视专题片；在综合救治上，全面落实由他们提出的“一体化治疗方案”；在慈善基金方面，他们通过向各社会公益机构广发“英雄贴”，最终联合重庆市慈善总会，于2012年6月30日创立了“春苗儿童烧伤基金会”，并向爱心人士募集善款300余万元，让贫困烧伤儿童能获得最好的救治。
“烧伤防治整体策略，加上以综合素质培养为核心的人才战略，以高水平基础研究支撑、以转化医学实现辐射的‘顶天立地’战略，以《Burn&Trauma》杂志出版、重启中美国际烧伤会议、举办系列经典‘国际烧伤康复与创面修复学术论坛’为主要内容、走向非洲、中东、南美的国际化战略，这样的‘1+3’战略，打造一支充满活力、具有技术标签的国际化学术团队，最终成为这个时代的世界烧伤医学领导者。”吴军“十年规划”的陈述，让在场所有人为之精神振奋。
按照这套“战略”，他们将进一步扩大烧伤临床治疗的业务范围。建设世界一流的“烧伤康复中心”，建立“复合组织移植中心”；全面规范的开展创面修复外科（或皮肤外科）工作；全面实施无痛换药业务，以使烧伤治疗更人性化。同时，深化转化医学研究，拓展烧伤休克防治新举措；研究烧伤感染的分子机理及其抗感染新措施；研制创面愈合机理及新覆盖材料，解决烧伤创面的覆盖和愈合问题，进一步提高严重大面积烧伤的治愈率和生存质量；开展平战时严重烧伤临床救治、康复新技术；研发用于首长决策的中国军队烧伤救治信息网络平台，以使首长能做出最正确的决策。
在新模式的推动下，烧伤所主办了“2012国际烧伤康复与创面修复学术研讨会”，包括多名国内外著名学者在内的11个国家和地区160余人参加。烧伤所创办的英文国际学术刊物《Burn and Trauma》于2013年6月开始出版，不断提高中国烧伤学界在国际上的地位与话语权。烧伤所还牵头联合10余家三甲医院编撰《全国严重烧伤救治技术应用与示范》，以使全国开设烧伤科的医院有据可依。
传承“黎鳌精神”，不是墨守陈规、坐在既有成就上“守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黎鳌精神”充实以新理念、新内涵、新目标，在新的起点上“开疆拓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和弘扬。
如“活水入池”，烧伤所再次鲜活生动起来，每一个烧伤科人身上充满了崭新的活力。进入烧伤楼大厅，左侧是烧伤所自2011年起开始设立的光荣榜，一年一度评选“十佳劳模”，大家都以榜上有名为荣。榜上出现的人物，是医护人员，也可能是保安、是清洁工，都是为烧伤所做出贡献的一线员工。没有地位高低，没有职业差别，有的只是积极向上的氛围和团结奋进的热情！
四
走进今天的烧伤所，就能发现这里由历史积淀下来、厚重的文化氛围。每个楼层都设有相应的励志牌，旨在“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其中一块励志牌上由烧伤所原创的画面，让人记忆深刻：两条残缺不全、布满疤痕的手臂，与两条医护人员的手臂坚定地紧紧相握，组成环形。寓意就是“手拉手不放弃”，既是始于半个多世纪前大爱的延伸，又融入了今天“人文医者”新的梦想。
是医者的梦，也是患者的梦。这样的梦在今天更是经常演绎。曾经，为了拯救战士张建，在抢救的危急时刻，颜洪医生俯下身，吸出了引起病人窒息的一口浓痰，以天职为战士续写了军人梦；为了抢救严重烧伤病人，在血库告急的关键时刻，彭毅志副所长挺身而出，率先献血，以热血为年轻病人铺就事业梦；为了争分夺秒紧急会诊，袁志强医生乘坐直升机在零下20℃的寒冬快速抵达瓦斯爆炸现场，为十名普通矿工铸就未来梦——而在飞行过程中，机翼紧擦着冰封的山崖，险象环生……
孩子——烧伤患者中的庞大群体、社会瞩目的焦点，白衣天使的“爱之梦”向他们聚焦。那一个个被烧伤的小天使，他们破碎的梦也被烧伤所人一点一点地重新拼接。
“走，我们游泳去！”面对十几个烧伤患儿，梁强，这位十多年前烧伤面积达85%、曾用被治愈的右手向黎院士敬礼的英雄，率先脱下外衣跳进游泳池。在众人面前暴露伤疤，这需要勇气，但他大声对孩子们说：“勇敢些，这辈子没有过不去的坎！即便身上有伤疤，你依然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和别的孩子一样生活！”在他的鼓励和示范下，这些身上疤痕累累的孩子也勇敢地脱下外衣下水嬉戏，久违的笑容在脸上再次绽放。
这是首届“春苗烧烫伤儿童夏令营”活动中的感人场景。它是国内第一个针对烧烫伤儿童举办的夏令营，也是烧伤研究所以创新技术救治烧烫伤儿童之后，用“春苗儿童烧伤基金”开展的一次心灵治疗。来自全国各地的14位烧烫伤患儿，在烧伤所的医护人员和社会志愿者的帮助下，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以后每一年的流火7月，烧伤所都将迎来这样的欢声笑语，为盛夏带去一抹童心的清凉。
是的，从事烧伤医学，需要面对的那么多的苦痛，听到那么多梦想碎裂的声音，但希望从不曾放弃，新绿一直都在不断萌发！
2009年的深冬，年仅5岁的重度烧伤患儿廖治宇被送入烧伤研究所。可怜的孩子独自在家，打开燃气取暖，然而无情的大火夺去孩子52%的正常皮肤。小治宇睁着大大的眼睛，清澈而充满希望。他知道，眼前的军医们一定会救他。可是，随着病情的好转，高达数万的医疗费却使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终于在他第二次手术后，不堪重负的母亲悄悄离开了他。而这正是治疗的关键时期，需要加强营养、需要抗感染治疗、需要挽救生命……孩子仿佛已洞悉一切，不哭不闹地躺在病床上，再也没有开口叫妈妈。望着孩子清澈而无助的眼神，烧伤科人没有片刻犹豫，竭尽全力把这个重度烧伤的孩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小治宇的主治医生李晓鲁先后代付了5000多元的治疗费，还通过媒体呼吁社会力量为孩子捐款。在那些日子里，医护人员轮流守护在孩子的身边，给他鼓励，给他温暖。在大家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在社会爱心的帮助下，孩子得到了良好恢复，也找回了曾经迷失的父母。李晓鲁与小治宇的故事通过“微媒体”广为流传，网友们亲切地称呼李晓鲁为“最美女军医”。
今天，小治宇已经成功走进校园，也许，前方的路还很艰辛，但他被烧伤所人重圆的梦，却永远不会放弃。
七个月大的小梦悦，是一个笑容甜美的天使，天降横祸，一杯滚烫的开水泼在脸上，造成了她面部的严重烫伤，父母抱着她来就诊时，东拼西凑的五千元也被偷走了，于是，父母的一念之差，小梦悦被遗弃在了医院的过道里。五岁的小凯，是一个内向的小男生，他从不与小伙伴一起玩耍，因为会阴部的烧伤使他无法像男子汉一样正常小便，他深埋的头是妈妈心中永远的痛。七岁的春梅，一场手术即可使她康复，可贫寒的父亲只有无奈地摇头；还有十岁的茂华，暑假帮助父母在食堂打工，却被地上的一桶滚水改变了整个人生。在“春苗儿童烧伤基金”的帮助下，小梦悦的家人回到了她的身边，小女孩幸福地笑了；小凯成功地进行了手术，恢复了男儿特征，妈妈激动地泣不成声；春梅恢复了健康，穿上了花裙子，在病房留下了羞涩的身影；茂华重返校园，憨厚地说以后也要当个军医。绿色的种子在冬天深埋，却在春天绽放无尽的绿意；梦想的种子在不幸中碎裂，却又在痛苦中顽强地重生。
大爱不仅可以创造，还可以被传递，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贫困的父亲因为不能筹集到严重烧伤的儿子的医药费，几近绝望发狂，冲上马路拦车，险些酿成大事故。目睹此情，吴军等人为他的儿子垫付了医药费，使这个孩子得到了有效救治。然而事情一波三折，临出院之际，孩子又突发急性肾衰，医护人员再次无私伸出援手，吴军冒着风险为这个孩子签下治疗账单，孩子终于在一个多月的血液透析后转危为安。后来，当听说有烧伤弃儿出现时，这个曾经因一念之差险些“报复社会”的父亲，第一时间赶到烧伤研究所，主动要求领养弃儿，为社会尽一份公民的职责。
火炬永不熄灭，精神代代相传，故事生生不息。
烧伤研究所至今还存留着黎鳌院士的办公室，树立着黎鳌院士的汉白玉雕像，站在这里，可以深深感受到，以“赤诚报国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勇创一流的攻关精神、精心育人的人梯精神”为核心的“黎鳌精神”，在新时代的照映下是如此之生动。我们有理由相信，“模范烧伤科”这面大旗必将在勇于创新、勇于战斗的新一代烧伤科人手中愈发醒目！
责任编辑/廖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