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的小说常常把自己所经历过的病苦人生与医学常识有机地融合，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诊病”式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再现了鲁迅的文化心理取向，它以一种显目的现实主义突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独特。
关键词：鲁迅小说 叙事模式 文化心理
鲁迅的小说被誉为“五四”时期的战斗檄文，被喻为投枪与匕首，他的小说文本常常把自己所经历过的病苦人生与医学常识有机地融合，《呐喊》与《彷徨》中有不少作品直接叙写人的疾病、死亡与救治，并有意无意地形成了“生病——救治——生或死亡”的叙事模式，其中《狂人日记》《明天》《药》《孤独者》等名篇尤为典型。鲁迅在《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提到，他开始“做小说”，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因此鲁迅的创作必然要把人置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中，重新演示其病症的来龙去脉以展现人的精神病症。这一原则使得鲁迅在小说文本创作过程中，脱离了传统的思维路径，建构起了一个新的文本世界，透过这个新的文本世界我们可以追溯鲁迅小说创作“诊病”式的叙事模式背后的文化心理。
一、根深蒂固的医学情结
西方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提出，情结“是一种经常隐匿的，以特定的情調或痛苦的情調为特征的心理内容的聚集物”②，他认为情结主要由早期的冲突经验引起，每一种情结都有其个人经验作为其存在的基础。鲁迅小说“诊病”叙事模式的建构首先源于他个人经历过的学医经历，他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③但庸医却并未能挽回父亲的生命，他痛下决心要“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这也是鲁迅后来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选择了到日本学医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仙台鲁迅以惊人的毅力学习了现代医学知识，而经历了“幻灯片事件”后他深刻地意识到改变国人麻木的灵魂比医治肉体的病痛要更为迫切，于是又毅然弃医从文。
学医的经历对鲁迅的生命观念、社会意识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解剖学中解剖方法的习得促进了鲁迅对社会认知方法的建构。人体解剖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一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藤野先生在上解剖课时也曾对鲁迅是否敢于解剖人的尸体产生疑问。在实验室里鲁迅曾亲自解剖过二十几具尸体④，通过解剖知道了缠足后的女子“已断筋骨没有法子可想”⑤，更激起了他对残酷摧残妇女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无比痛恨；通过解剖发现了病变组织的表现形式，进而寻求病因，这无形中促成了鲁迅对世界本真原则的恪守，也促成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瞒”和“骗”的体认并敢于用事实用科学说话。如果说解剖学的这种科学的社会认知方式给鲁迅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那么病理学和治疗学方法，则给鲁迅的文学思维以方法论上的支持，使鲁迅带着医生一样的冷静、理智的眼光审视社会的病情，思考治疗这病情的药方。“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⑥医学知识在方法论上支持了鲁迅的社会文化观，使鲁迅的文学创作思维和现代医学思维有机地联结在一起。
医学知识和医生的思维使鲁迅的创作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走入医学语境中别具一格地行文叙事，灵活地游走于医生的思维模式与文学的形象思维模式之间，他的作品注重揭示人的精神病端，作品的叙事模式也深受医生的职业习惯的影响，他充分利用病理学与解剖学的思维方式来讲故事。比如《阿Q正传》的叙事就类似于医生看病，开头是询问病的自然情况，如姓名、年龄、婚史、家族病史等，第二、三章类似医学中的病情检查，第四章以后则是病情演变过程等。又如《长明灯》《风波》《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作品的叙事模式也与医生看病模式相似，鲁迅的这种小说创作模式可以说与医生和医学的诊病的功能特点具有异曲同工，异质同构之妙，因此鲁迅的小说叙事中始终蕴含着来自思想启蒙与医学知识图景交融的“作家”与“医生”的双重视角。毫无疑问鲁迅小说创作“诊病”式的叙事模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深厚的医学功底与医学修养及对医学的钟情，这也是鲁迅能成为揭示、诊断和治疗国民精神病患的不可多得的“思想医生”和“民族医生”的重要原因。⑦
二、国民劣根性的创作动型
巴甫洛夫认为，当外界刺激以一定的顺序（或系统）反复作用于我们时，我们的大脑皮层上就会形成与此相应的暂时神经联系系统，暂时神经联系系统一经形成就有相对稳定的性质，巴甫洛夫把这称之为高级神经活动的“动力定型”（简称“动型”或“定型”）。巴甫洛夫用这种“动力定型”的学说来解释人的各种情绪、情感的产生和发展变化。他说：“定型的建立过程，建立的完成过程，定型的维持及其破坏在主观方面就是各种各样的肯定性的和否定性的情感。”⑧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动力定型的问题。作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或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审美趣味、审美习惯、审美观念、审美理想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大脑皮层上的“动力定型”结构的形成和建立的过程，这种“动力定型”的结构一经形成和建立起来之后，就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使作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自己已形成的审美趣味、审美习惯、审美观念、审美理想等去感知审美对象。
鲁迅小说创作中“诊病”式叙事模式的建构也是鲁迅致力于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研究而形成的审美创作动型。改造国民性是鲁迅一生的主要奋斗目标，也是鲁迅全部思想活动的中心。鲁迅探索“国民性”侧重于国民精神上的劣根性研究并决心要加以疗治，也正是出于疗治的目的，鲁迅要探索的是中国国民性中的病根何在，进而寻找救治的途径与方法；⑨他深深意识到国民性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个体人格觉悟的普遍缺失，它是一种愚昧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病症蔓延的结果，而文学则是改造人的精神状况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在对社会病态不断地关注、思考和剖析中促使鲁迅对症下药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解剖与批判，无论是国民性的痼疾，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病态，无论是上流社会的堕落还是下层社会的不幸，鲁迅都逐一进行了揭示与针砭，并常常直接采用诸多医学术语或者间接类比，巧妙地将“国民性”、“改革”、“改造”、“生病与疗救”联系在一起，借用文艺形式传达其治疗型智慧和启蒙主义思想。很显然，在鲁迅看来，文学与医学在拯救民族危亡这一具体指向上具有以类相动的共性，不同的是在于它们所进行的疗救方式与对象，一是治疗病弱之躯，一是对愚昧落后的精神现状进行理性启蒙和文化改造，而后者比前者对中国现实来说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紧迫。而鲁迅的文学活动的先在目的性则决定了这种由医学向文艺的转换只是拯救人民的统摄思想的一种自然过渡与类同性变化而已。这种异质同构促使鲁迅在小说创作中一旦触及这种国民劣根性就会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充分調动其联想和想象，将医学上救治病人的问诊方式带入其小说的创作模式中，如《狂人日记》《药》《兄弟》《单四嫂子》《离婚》《祝福》等各篇佳作，都或隐或显地用诊病叙事模式对个体人物进行深层心灵剖析，从而揭示了个体精神病症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文化根源。⑩
在《呐喊》《彷徨》中，鲁迅文化批判的矛头不仅仅是针对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而是某一类型的人，乃至是大多数人，有时甚至将自己也包括进去。《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猛烈抨击吃人的历史和现状时猛然悟出自己也无意中吃过人，“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鲁迅深入地剖析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不良因子已经毒害了每一位中国人的灵魂，“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11}对这人肉筵宴，鲁迅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12}他从上至下，由里及外地挖掘着每一个人，没有放过对任何一个阶层的批判。他所有的努力就是终结中世纪的历史，终结历史的惯性。”{13}在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作家的心理结构和知觉、思维等反复受到这类事物的触动并产生相应的思绪，这种“有病——诊病——疗救”的诊病叙事模式就会自然地弹射到作品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而表现出来，形成一种创作动力定型，这种定型关系反复按一定顺序、强度作用于创作主体，就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易于完成、越自动化。
三、别求新声于异邦
社会学家布路克在《个人解组和社会解组》一书中，曾经列举当个人遭逢巨大的社会变动时，可能采取的五种文化心理取向方式：1.返回原有的行为规范；2.创造自己的行为方式，设法为社会采用；3.以各种反社会行为攻击现存社会秩序；4.退出社会避难隐遁；5.以自杀解脱一切。如果以此作参照，那么鲁迅应该是倾向于第二种。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决定了鲁迅启蒙主义的民族本位立场，决定了鲁迅在思考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他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择取西方个体主义哲学中的积极因素，与民族文化良性因素进行深层次的整合，创造历史上的新时代。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说：“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4}
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心理取向通过其小说“诊病”叙事模式的建构得以淋漓酣畅地表现，这是一种有异于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实践，这种模式的建立也体现了鲁迅对西方的进化论的充分肯定。早在南路矿学堂时，鲁迅除了阅读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接触进化论学说，还阅读了《全体新论》《进化卫生论》等书籍，他说：“但我总希望这思想混乱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即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鲁迅认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不断进化的，既然统治者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异化人的自然天性，那么先进的人们也能遵循生物进化使之得以复归，只要对症下药去除病根便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这种“诊病”式叙事模式正好体现了鲁迅的小说创作“启蒙与救治”的思想。
“诊病”叙事模式建构中对救治疾病的“药”的选取也体现了鲁迅在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化心理取向：对西医的钟情与对中医的否定，鲁迅认为，救治疾病是人生乃至社会的重大问题，而作为救死扶伤工具的中医学却夹杂了过多的臆断倾向和非科学因素，远远缺乏“西方医学”的严密，切实可行的疗救方式，因而被鲁迅斥为“骗子”。鲁迅少年时父亲患病急于医治，却被昏庸的中医置于死地，从那时候开始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医学就已表示了深刻的怀疑，这一人生事件同时激发鲁迅更加积极地思考探索科学的精神，“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引起了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翻译过来的历史书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16}作为中西方文化的表征，中医与西医实质上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各自延伸，各自代表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模式。鲁迅在小说文本中渗透的医学上的批判偏向无疑体现着一种文化抉择，即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与对变革维新的期待，小说文本中罹病急需救治的凡经所谓的中医、名医，祖传秘方医治几乎无一能好好生存，更甚者是加速了死亡的到来，这种对中医学的偏激态度成为了鲁迅审视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基調，由对中医的否定性批判与对西医的积极肯定进而达到对延续数千年衰颓不堪的传统文化进行社会改造、文化更新的目的，从精神文化上赋予了民族新生的意义，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声。可以说“诊病”式叙事模式的建构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鲁迅基于自身文化语境，吸纳清新的西方思想，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合成一种新的东方启蒙主义思想的话语策略。
综观鲁迅的小说创作，其“诊病”式叙事模式的建构并不是一种刻意的艺术表现，而是一种在文本中的自然渗透，这种模式或有意或无意地存在源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领会，在鲁迅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汇集着多种病症是一种本质意义上衰败腐朽的文明形态，他一方面审视着传统的“背光面”，批判着国民的劣根性，一方面又对中国社会现实热情观照和深入思考，广泛吸取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在西方个体主义哲学的引导之下以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治疗者身份介入其小说创作，取材病态的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并对其进行心理与精神上的一一诊断和治疗，无疑，这种探索民族心灵的叙事方式丰富了鲁迅的小说创作，同时也彰显了作家思想的深刻独特。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② 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成穷、王作虹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9页。
③{16}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l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
④⑤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见《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７0页。
⑨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见《挚友的怀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⑥ 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⑦ 李宗刚：《科学知识谱系与鲁迅其人其文》，《东岳论丛》2006年第9期。
⑧ 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研究论文集》，上海医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92页。
⑩ 梅琼林：《启蒙的历程:鲁迅思想中的医学理想与治疗型智慧》，《学海》2004年第5期。
{11}{12}{14} 鲁迅：《鲁迅全集》（第l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第217页，第5页。
{13} 张福贵：《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5}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见《鲁迅全集》（第l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作 者：方燕妹，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