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中右”，不可能在团委机关工作了，去其他单位一时也定不下来，就被分配去“劳动锻炼”。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对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成长，竟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拿着介绍信到了铁丝厂，负责指导我劳动锻煉的师傅姓郭，他说：“你先去和大伙儿一块直丝儿吧。”这个活儿，粗看并不复杂，就是用锤头把一尺左右弯曲的铁丝敲直，但是干起来，我比工人师傅们差远了。好在师傅们对我不歧视，还很尊重，都亲切地叫“老再，老再”（因为郭师傅把介绍信中的“冉”看成了“再”字，就叫开了，我也就默认了）。
1958年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印象最深的是“放卫星”，那是大跃进时代很时髦的事情——全体工人，三天三夜不睡觉，除了吃饭、上厕所，就是不停地砸铁丝。犯困的时候，大家用齐声喊叫驱散睡意。三天下来，终于创造了纪录。然后，我“老再”和大家一样，美美地睡了一整天。
后来，郭师傅把我调到钳工组，帮助他搞技术革新——造一台“直丝机”，代替笨重的人工砸铁丝劳动。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用钢挫把一个钢块，按照图纸挫成规定的形状。我感觉被重用了，非常兴奋，就甩开膀子干了起来。
后来，郭师傅又让我切割钢片，做直丝机的零件。他推过来一台手工切割机（俗名叫“捣子”），把标尺上的长度定好，让我开始切。由于我太兴奋，越干越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卡尺慢慢被震松了。结果是乐极生悲，切出了许多废品。直到郭师傅过来，用尺子一量，皱起了眉头，直说：“真可惜，大部分都是废品。”看着我满头大汗无地自容的样子，他又说：“没事，再切的时候，经常看着点标尺。”
过了些日子，直丝机造出来了。看着一捆弯弯曲曲的铁丝，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来时，都变得笔直笔直的，我心里非常自豪，因为有的零件就是我亲手挫出来的。当然我也清醒地知道，没有其他人的参与，直丝机根本造出不来。我想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团结一心，是由于在大生产的环境中铸造了集体协作的精神。
后来，热处理车间缺人，我又被调去干清砂工作，就是将浇铸出来的铸件上的砂子清扫干净。这个活儿虽然又脏又热，但是清扫干净之后，看着一个个漂亮的铸件，感到心旷神怡。后来，我又被调去开小吊车，这可是个技术活儿啊！不知道车间主任为什么对我委以重任。开小吊车就是把浇灌好的通红铸件，在变得发紫的时候，用吊车把它们从炉子里吊出来，停放在小车上，运到清砂车间。干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一共只有上、下、左、右、停几个键，只要细心，很快就能够掌握。
和工人在一起，心情特别舒畅，他们的眼神特别纯净，态度十分坦然。郭师傅对我说：“我们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看你劳动——你是好样的。”
这时，国家又提出超英赶美，钢产量要在原来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一个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在我们西城区委大院里（当时西四团委和西单团委合并为西城团委，也在西城区委办公），也垒砌了土炉子。区党委、团区委干部轮流参加劳动。
首先是收集废铁，所有能够拿到手的“铁”都要收，包括门上的把手和窗户上的插销，都要卸下来。一天，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凌晨在西直门火车站去领破铁锅。为了多领点原料，我借了一个平板三轮车，深更半夜就出发了，因为我还不会骑三轮车，只能推着去。后来就试着骑，三轮车很不听话，一下子滑到护城河斜坡上，幸亏我“身手矫健”，把车拖住，没有掉到河里。边练边学，终于骑到了西直门火车站。只见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偶尔闪出火柴抽烟的亮光。一会儿，运铁锅的火车到了，有十几节。人们蜂拥而上，尽量多抢一点破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大大小小的铁锅，会不会是从灶台上刚掀下来的？厚厚的灶灰还在上面呐。
炼钢，我们修建过两种炉子，一种用耐火砖建在地上，要烧大量的木材;另一种是在地下挖一个坑，抹上耐火泥，用木材把这个坑烧得通红，然后把铁片、焦炭放进去，用一个铁棍用力搅动，叫“炒钢”。
那么，这日日夜夜拼命干，炼出钢没有呢？说来可笑，本来填进去的生铁、熟铁，它们和钢的区别，最主要的就是含碳量。可是由于温度和技术不过关，炼出来的并不是钢。
那时每出一炉“钢”，我都要骑车送样品到位于宣武区的北京钢厂化验室去化验，但每次化验都通不过。最后一次，我把样品送到化验室，化验结果仍然不是钢。可能是化验室的人，看我一趟趟地跑，实在可怜，就说：“看看样品这部分怎么样？”结果样品犄角那一部分化验结果竟然是钢（其实我们的样品就是一块大杂烩，化验的那一小部分，可能原来就是一块钢），于是给我开了一个炼出钢的“科学证明”。拿回去之后，也和其他单位一样，大家敲锣打鼓向上级报喜。至于后来那块“钢”扔到哪里去了，谁也没有再问过……
（共青团北京市西四区委员会全体成员的老照片、新照片）
（插图提供：乃彦）
（责 编 再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