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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宽带网络在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起着愈加重要的战略性作用，国外乡村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创新促进了边远乡村信息化进程，笔者在比较评述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印度等国乡村ICT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经验总结，剖析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及存在的问题，给出“宽带乡村”建设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研究启示是应当结合区域特征选择“宽带乡村”建设路径，需要构建“宽带乡村”投融资的长效机制，明晰区域“宽带乡村”建设目标，改革与完善信息产业规制政策，健全公私合作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注重推动农村信息化服务发展。
关键词：宽带乡村;ICT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公私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 F631.0;S1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9）11-0017-07
1 国内外“宽带乡村”建设现状
1.1 国外“宽带乡村”建设现状
国外通常将乡村信息化发展区分为普遍服务、数字鸿沟、网络部署及电子商务等（前三者属于“接入”范畴，电子商务则属于“应用”范畴），进行分类规制、分层治理。在边远的农村区域，宽带网络建设成本和运维成本高，电信部门难以从中获得预期的投资收益[1]。对这类区域，国外已经私营化、自由化的电信运营商在客观上缺乏独立投资的经济实力，在主观上对投资预期持保守态度。而鉴于推动农村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基础设施供给为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印度等国出现了一些“政府主导，私营部门参与”的公私合作案例。在适度市场竞争、政府规制下，这样的ICT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使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2]得以充分发挥，改善了供给与经营管理效率，从而实现社会福利和企业盈利的双重目标[3]。国外学术界对这些案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Nucciarelli等通过概念模型分析农村ICT基础设施部署的经验教训[4]。Peronard等从需求角度出发，通过手段-目的理论探讨农村ICT推广策略的工具[5]。ICT基础设施部署中的参与革新可促进政策变革，使一些决策权力下放[6]。Ragoobar等认为，公私合作中规制干预是必要的，即使在下一代接入市场竞争激烈时[7]。Ruhle等通过分析推动下一代接入网络部署中的干预与供给政策模式认为，规制政策应动态地适应技术变化、经济发展[8-9]。
1.2 我国“宽带农村”建设现状
近年来，我国农村农业ICT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在不断加快，2014年7月，《关于四川省、云南省“宽带乡村”试点工程的通知》下发，明确云南省与贵州省为“宽带乡村”一期工程试点;与此同时，各地结合区域实际，推进“宽带乡村”工程，效果较为明显的有辽宁省盘锦市、湖南省邵阳县、贵州省桐梓县等。宽带网络具有高渗透性、高带动性等特征，加快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远程教育、新农合等应用在农村的推广，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至2016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2.01亿人，占比27.4%，互联网普及率增速放缓，城乡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农村互联网普及推进工作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城镇化进程所掩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鼓励输出地资源对接输入地市场带动返乡创业，ICT基础设施是农民工借力“互联网+”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改善民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是，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资金投入有限、融资渠道不畅等，农村ICT基础设施总体上仍比较薄弱，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行政村通宽带以及提升网速与性能需要大量投资，后期的更新、维护及运营等都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矛盾的解决需要创新农村ICT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模式。
在我国普遍服务、数字鸿沟、网络部署及电子商务等正在集成于单一的农村信息政策平台[10]，即农村信息化，可以通过改善ICT接入与发展ICT应用进行推动。宽带乡村的投融资涉及到我国电信产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国已经在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10年5月，《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支持民间资本开展增值电信业务;2012年6月，《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提出引导民间资本通过多种方式进入电信业，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和参与范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極发展多主体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11]。2017年1月，《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领域竞争性业务，深入推进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发展。2013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京东、天音通信等11家民营企业发放首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标志着民营资本进入基础电信领域出现实质性突破;2014年以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3家基础电信运营商在基地公司、子公司乃至集团新组建的下属互联网公司中积极探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投融资有望在2017年迈出实质性步伐;2015年6月，苏宁云商、长城宽带和网宿科技3家民营企业获得宽带运营牌照，进入宽带接入网市场。
关于“宽带乡村”建设模式的研究缺乏，国内针对农村ICT基础设施的研究也多停留在一般性的政策文件上，鲜有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主要观点为ICT基础设施落后且缺少用户支持，使我国出现了信息化快速发展与信息化应用水平排名呈下降趋势的矛盾[12]。农村ICT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与新农村目标较好结合起来的长效机制[13];完全由市场主体承担ICT基础设施投融资无法达到最优效率水平，需要政府进行干预[14]。综合信息化进程、规制政策及研究现状，当前创新“宽带乡村”建设模式存在3个亟需解决的问题：（1）如何加快宽带乡村建设步伐？对应的理论问题是在投融资机制上，应该由各级政府来承担，或是应该主要由市场来承担。（2）如果在切实发挥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主体作用下，政府补贴是必要的，那么“宽带乡村”补贴构成与私营部门参与又是如何确定的。（3）如何充分促进应用，释放“宽带乡村”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增长效应。这3个问题在“宽带乡村”建设模式确立中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农村存在ICT基础设施增长效应显著，但建设水平滞后的尴尬局面，在投融资体制上存在诸多障碍。本研究拟通过对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印度等国农村ICT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宽带乡村”建设的国际经验;深入研究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实践存在的问题、ICT基础设施建设现状与投融资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宽带乡村”路径选择，审慎给出适合我国“宽带乡村”建设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