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医学学科的语言体系是对人体不同划分方式的结果，受到特定信念和经验现象的约束，揭示了中医生理学产生的合理性，回答了中、西医学面对的虽同为人体、但为什么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这个关键问题。诸多对中医学的误解都来源于对语言性质的忽视和不了解。对语言的深入分析也能给我们在目前语境下如何在学术、文化和政策等方面发展中医学以重要启示。
关键词 语言 中医学 学术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6）03-0003-05
Language， a key role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HUANG Jianhua**（Institute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The term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of human body. This special classification is restricted by specific beliefs and experiences. This reveals the rationality of TCM physiology， and answers the key question why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would form distinct theoretical system although facing the same human body. A lot of misconceptions about TCM are derived from the neglect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language.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can also give u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how we w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 the academic， culture and policy in the present language context.
KEY WORDS languag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ademic
谈到中医学及其发展问题，似乎很难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通常认为，或者诉诸于科学实验，或者回归传统。语言在回答这个重大问题中的作用，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里所说的语言问题，不是指语言表达的技巧，也不是重复那种通俗的对语言的认识，即世界需要用语言来表达，所以语言很重要。当代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他还说，语言是一个透明瓶，我们都是瓶中之蝇，他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给出飞出这个透明瓶的方法[1]。我们在与维特根斯坦大致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语言”这个词。
1 中医学语言产生的逻辑
1.1 语言产生和划分世界的方式之间的关系
人们日常交流用的语言叫日常语言，张三、街道、早餐、手机等都是日常语言的语词。我们通过一定的语法规则将这些语词连接起来，表达所思所想。但作为一个学科的语言，有别于此，比如物理学中的E=mc2就是物理学的一句句子，其中E（能量）、m（质量）和c（光速）都是物理学语言的语词。真正单纯、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完美的学科语言是数学语言，它能够从逻辑词开始推演出整个定理体系，而不需要日常语言的任何帮助。医学语言显然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不可能给定一个肺部疾病的条件就推演出患者发生肾脏疾病的诸情况。所以，那种认为懂得了阴阳五行的基本原理就能推演出中医学的整个体系、以为弄懂了中医学的人，他必定是受了数学证明的太深影响。需知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自然科学。
中医学和西医学都有自己的语言，如阴、阳、五行、气、血、五脏、肾阳虚证等是中医学语言的语词，心肌细胞、肝脏、DNA、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是西医学语言的语词。这些语词构成了一个学科的本体论。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医学的这些语词并不是某一个天才在某一时刻草创而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比如，“肾阳虚”这个语词在《内经》之前没有出现过，直到明代才正式提出来[2]。这些语词的发生学问题，不是本文的题域，但知道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本文的观点。本文讨论的不是语词的发生史，而是这个发生史的逻辑。
或许大家会有疑问，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语词（术语），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之所以这么正式地谈论它们，乃是要解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同为人体，西医学告诉我们的东西，如淋巴结或者心肌细胞，我们都能够通过感官和科学仪器一一予以验证，而中医学告诉我们的东西，如气、血、阴、阳，则既不能为感官所觉察，也不能通过科学仪器检测显示，这类东西如何让人们接受？这就涉及到语言的某些本质问题。
以下的例子表明了一种语言产生的可能性。在20世纪初，中国大概有4亿人左右。在这4亿同胞中，一部分人组合在一起并给他们的这个组合叫了一个名字“共产党”，声言是共产主义的信念让他们这么行动的；另一部分人也基于某种机缘组合在一起，并给他们的组合叫了另外一个名字“国民党”，声言是三民主义的信念让他们这么行动的。两个新的语词“共产党”和“国民党”产生了，并已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的核心语词。这个例子表明，即使是同一些对象，基于不同的划分原则，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语词体系。由此，我们可以推及中医学语词体系产生的相似情形。中医学和西医学虽然面对的是相同人体，但因不同的划分、组合方式，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事实上，正因如此，中医学的“肾”并不等同于西医学的肾，而是将西医学的脑、心、代谢、肝、肾、内分泌和免疫等系统的一部分重新组合起来并概括为中医学的“肾”；中医学的“脾”也不是西医学的脾，而是将西医学的消化、脑、心、代谢、肝、肾、内分泌和免疫等系统的一部分重新组合起来并以“脾”命名之。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慨维特根斯坦的伟大之处。他说：语言是一个透明瓶，我们是瓶中之蝇，以为世界就如眼前的语言所描述的那样，但我们每一次企图接近世界时，我们都碰壁了。同理，当我们读到中医学的“气”、“血”、“肾”等语词时，以为世界上有如常识中独立实体那样的气、血、肾等存在并竭力搜寻，此时我们就会实实在在地碰壁。这些语词是某一种特殊的人体划分方式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这种情况是否仅仅发生在中医学中呢？在其他自然科学中有这样的情况吗？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比较了科学革命前后的理论，指出理论术语分类范畴的变化是理论革命性变化的根本特征：“革命的特征是众多作为科学描述和概括之前提条件的分类学范畴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仅是分类标准的调整，也是对分类方式的调整。通过这种调整，给定的对象和情景被分配到既有的范畴中去。”[3]19-20“革命前组合在同一个集合中的对象，革命后被组合到不同的集合中去了，反之亦然。想一想哥白尼前后的太阳、月亮、火星和地球，伽利略前后的自由落体运动、单摆运动和行星运动，或者道尔顿前后的盐、合金和硫/铁锉混合物。”[3]169在哥白尼天文学之前，太阳属于行星；在哥白尼天文学之后，地球属于行星。同一个理论术语在科学革命前后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改变，而这些理论术语和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方式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同时，局部分类的变化通常会波及整个分类范畴，所以理论亦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
哲学中也有相似的语言产生情形。罗素曾提出语言层次论[4]，即语言的各构成部分在逻辑上有层次之别，如“张三的脸是圆的”，其中“张三”、“圆”都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感觉材料，不依赖于其他语言，因此属于一阶语言。而在“脸圆的人更健康”这句话里，“脸圆的人”有赖于一个个具体的达到某种标准的个体，“健康”亦有赖于健康的标准和具体个体的达标情况，因此这句话的成立有赖于其他语言，属于高阶语言。由于理论要有一定扩大的适用性，不能局限于个别事物，所以它必定属于高阶语言，但它的低阶层次都涉及到具体对象的描述和分类。越抽象的理论，如数学理论，其阶次越高，而医学之类的理论，则阶次较低。
1.2 不同划分方式及其语言体系的适用性
下面我们要简单回答的问题是，基于某种独特的人体划分方式而形成的中医学语言体系，因为不能如西医学那样为感官或科学仪器所察证，所以在明确性、简单性和可实证性评价上更为复杂，那这种体系有什么价值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孔子常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孟子将人划分为“有浩然之气的人”和“没有浩然之气的人”。孔子更进一步主张，应该让君子治理国家，因此孔子的“君子小人论”实际上形成了他的一个政治学说，这个学说在我国近2 000年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为什么这个学说却在现代政党政治社会中失去了支配地位呢？我们只能说，不同的划分方式有不同的适应环境，而整个社会生活和生产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医学的整个语言体系都是为了适应对机体整体调节的把握，与西医学从各个系统出发、兼顾整体相比，中医学则从整体出发、兼顾各个系统。比如，当整体调节系统的变化如气虚时，如涉及到心，便说是心气虚；涉及到肾，便说是肾气虚；如进一步涉及到阳时，便说是肾阳虚。即使是局部的病变，如影响到全身调节系统，中医学也认为全身的变化是最为关键的。
1.3 学科新术语产生的限制性条件
现在，在中医学领域中也经常有学者提出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如果上述观点是合理的，他们实质是准备用一种新的划分方式重构机体的某些部分。问题是，我们对事物重新划分、进而产生新术语是否没有任何限制呢？一个术语能够有实际的创新并能在语词丛林中生存下来并不容易，它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首先是与该术语相关的信念的合理性、流行性的限制。中医学有阴阳、君臣佐使、元气这样的语词，这是因为当时有阴阳、协同、万物均有一个本源这样的信念。术语产生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语词和经验现象的关联程度，一个术语如果不能与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现象或对象形成关联，它的生命力一般很难持久。以“量子”这个物理学术语为例，如果普朗克没有发现“能量以最小单位或最小单位的整数倍”发放，量子这个术语就会失去生命力。此外，新术语在描述对象方面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如果新创造的术语在事实上与原有的某个或某些语词的内涵完全重合，这便成为文字游戏了。
2 语言和对中医学的误解
目前对中医学形成了普遍的误解，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对语言不够重视或知之甚少造成的。
2.1 类型混淆
人们对于中医学阴阳理论的理解常犯此类错误。根据一般人理解的中医学阴阳理论，如果将我们所穿的鞋进行阴阳分类，一定可以得出鞋的内表面属阴、鞋的外表面属阳的结论。那么，问题出在哪呢？我们认为物体上部或外部的部分属于阳，反之则定为阴，此时的阴阳是基于空间及与空间相关的一些特性来规定的，即认为属于阳或阴的东西在空间上应该有某种共同的特性。我们也认为颜色明亮的东西属于阳，反之则定为阴，但此时的阴阳是基于亮度特性的区别来规定的。中医学中的阴阳，如证候学中使用的阴阳，是对症状表现的共相的概括。比如，患者出现某种形式的怕冷，中医学认为属于阳虚；出现某种形式的发热，中医学认为属于阴虚。因此，在不同背景下使用的阴阳，其分类所依据的标准是不同的，有些是空间上的、有些是亮度上的等，而中医学中使用的阴阳只能限于对生理病理现象共同特性的概括这个领域，对鞋子的阴阳分类显然与中医学没有多大关系[5]。
2.2 世界颠倒
指的是一种对语言和世界关系的错误看法。在很多人看来，中医学的很多理论是从五行理论推演出来的。这样的观点就仿佛在说，是五行创造了中医脏腑生理和病理学。但这是本末倒置，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由于肝脏的某些生理病理特性与“木”的特性相似，将肝归属于“木”，但不能反过来，认为是五行的“木”演绎出了肝脏的病理生理特性。中医学认为“肝主疏泄，其性升发”，意即肝脏对人体气机的调节具有重要作用。很明显，即使不把肝脏类比为五行中的“木”，上述对中医学肝脏生理作用的描述也绝对不会有所改变。中医学还说“肝木克脾土”，意即肝气郁滞将导致脾功能障碍。同样道理，即使从来没有五行学说，不把肝脏类比为木、脾脏类比为土，“肝木克脾土”直接表述成肝气犯脾也无损于这个命题描述的病理现象。这个道理亦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揭示。笛卡尔是近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发明了直角坐标系，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可收于这个可以无限缩小的坐标系中，为世界上的每一事物表明位置。但我们需记住，不是笛卡尔直角坐标系创造了世界，恰恰相反，是世界刚好、也就是偶然性地可以用该坐标系来表征。
2.3 不明白语词指称范围的模糊性
“喜马拉雅山”这个词，我们都以为其很明显地指称了那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但仔细一想，这里面有很多模糊之处。“喜马拉雅山”这个词并没有明确的指称范围，应该从哪里开始，从海拔50、500米，还是海拔5 000米算起，才称作“喜马拉雅山”呢？如果我们将标准降得足够低，则整个欧亚大陆都可以认为属于喜马拉雅山。如果海拔8 848米以上才算作喜马拉雅山，那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就只有几厘米了。对中医学病证关系的理解就遭遇到这种因不明白语词指称范围的模糊性[6]而造成的误解。在传统中医学中存在病、证两个范畴，并存在辨病与辨证的关系问题[7]。但近代出现了一种潮流，认为证是中医学的特有范畴，用证就能反映疾病的本质，从而对辨证论治极为推崇。要从逻辑上给病证关系一个合理分界，还需要借助语言分析。
假定有1例肺癌患者，他之所以得到如此诊断是因为其局部基因发生了突变，突变了的细胞恶性增殖，在肺部形成了一个包块。随着病情进展，该患者开始出现低热、消瘦甚至恶病质，并发生了多种并发症。那么，上述整个因果链都属于“肺癌”这个语词的指称范围吗？此外，假定该患者长期处于某种不佳身体状态（假定该状态能被证明与肺癌的发生相关），或者数年前就曾做过基因筛查并被发现肺组织中有一个不良基因突变，该身体状态不佳或数年前发现的基因突变属不属于“肺癌”这个语词的指称范围呢？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肺癌”这个语词指称的范围。不过，这个语词通常只指向那些现代医学认为可以标识为肺癌的核心事件，如突变细胞的增殖。在医学中，这个（些）最核心的事件往往是变化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能发现某个新基因和（或）某个新事件在肺癌发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它又会被加入“肺癌”这个语词的核心指称范围中。此时，距离这个核心相对外围的事件还属不属于“肺癌”这个语词的指称范围，有时要看临床的情况。如各种并发症，虽是肺癌引起，但为了更好地认识疾病和指导治疗，我们就需要增加额外的诊断手段。
很显然，无论“证”是什么，它概括的必定是这个因果链的某一部分，但究竟是那一部分呢？我们曾经论证过，中医学的“证”主要描述机体整体调节异常变化的类型，而中医学的“病”和现代医学的“病”的范畴大致相同[8-9]。在本例肺癌患者中，就“证”必定指称的核心事件而言，患者长期的身体状态或者肺癌发生后引起的机体的诸下游表现即可能是“证”概括的核心范围。病证关系问题还有其他复杂的方面，在此我们只是要表明，说到病证关系时要注意语词指称范围的模糊特性。
2.4 语词穿越及其他
我们今天的汉语和古汉语已经有很大不同。比如，古汉语中有“功”、“能”这两个词，但没有“功能”这个词；即使这两个词连用，其含义也和今天汉语中“功能”一词的含义有显著差异。“物质”这个词的情况也相似。由于没有注意到语言的古今差异，文献中出现了如下之类的论断：气是一种功能；气是一种物质；肾阴是肾的物质基础，肾阳是肾的功能表现。且先不说这些论断是否正确，由于在古汉语中并没有“物质”和“功能”这样的词，因此这些论断必然不是古代中医学经典直接给出的，而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将它们推论出来，但这个逻辑过程我们很少看到。这种简单的“语词穿越”已成为正确理解中医学的障碍之一。
经常讨论的“中医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也与不懂语言有很大的关系。世界上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叫做科学，它只能是某些东西的复合的类，而有没有统一的特性可以作为这个类的最小标准则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有的人习惯搬出《辞海》中的定义，但哲学家蒯因认为，辞典编著者仅是经验科学家，其任务是将迄今为止的关于该语词的用法都收集起来，他并不负责揭示该语词和该语词所蕴含真理的关系[10]。哲学家福柯有一本名著《词与物》，这个书名就浓缩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说话时的准则，即当你说某词时，请先弄清楚，它真正指向何物。
3 语言和中医学的发展
3.1 中、西医学语言相互通约的可能性
我们曾指出，在理论方面，中医学至少取得了两个方面的特殊成就：一是将若干信念当作基本原理接受下来，一切经验现象、诊断和治疗、药物反应都可置于这个框架中去考虑，这些基本原理包括阴阳五行的基本原理和君臣佐使的协同配伍原理等；二是对机体整体调节异常类型的把握，中医学用“证”加以描述[8-9]。当然，在实践和经验方面，中医学有更多成就，如用青蒿治疗疟疾、砒霜治疗白血病等。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与语言密切相关并进而与中医学的前途密切相关，即这些优势能不能用西医学的语言表述出来，换言之就是中医学和西医学在理论上能否通约？我们已经论证过，对于医学这样的学科，逻辑上可能实现中、西医学的相互通约[11-12]。对于那些经验性质更强、研究对象复杂性较低的对象，如青蒿治疗疟疾，已经在中、西医学相互通约的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在此，我们不重复相关论证，仅举出一些例证来说明中医学在理论上的优势领域也完全可能为西医学所吸纳，在语言上的表现就是西医学用它自己的语言来描述这些中医学优势领域的精髓。
中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融合在它的基本原理之中，它认为早期糖尿病属于阴虚燥热、晚期糖尿病属于阴阳两虚，早期糖尿病治疗要采用滋阴清热的方法，对晚期糖尿病治疗甚至可以采用补肾温阳的方法。西医学以前认为，对于2型糖尿病，需要强化降血糖治疗，在血糖水平控制上追求达标。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至少对某些晚期糖尿病患者强化降血糖治疗可能增加其死亡率。胰岛素的这个效应被称为“奎尼丁样效应”[13]。任何一个具体自然科学研究的结论都是在一系列局限条件下获得的，而我们使用结论时常忽视这些条件，似乎科学常常出错。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观察到各种条件及条件组合下的结论，最终获得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中医学的这些具有宏观概括性的原理，西医学也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总结出来，并以相当高的精确性和还原性来总结。对于中医学证这个中医学的优势领域，它是否也能被西医学总结出来呢？西医学不断发现，很多针对疾病的治疗方法、药物，虽然对控制疾病有效，但长期来看，却对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等改善没有益处，有的甚至有害。因此，西医学提出要有一个更加符合整体的生理学，即整体整合生理学[14]，目的就是要产生一种在总体上更能符合患者长期利益的用药、治疗等指导原则。西医学的这些最新探索已在精神内涵上与中医学的“证”逐渐相通。
3.2 语言所揭示的发展中医学的方法
由于中、西医学语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相互通约和翻译的可能性，因此很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充分吸纳对方长处的基础上，中医学、西医学和中西医学结合虽然拥有不同的职业标签，但已经没有实质的区别。那么，什么才叫发展中医学呢？
中医学的语言描述了一个新的可能世界。从这个语言体系明显的构造特征来说，语言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同时语言也是这个世界的身份证。中西医学结合学科的命运最能说明语言对学科的重大意义。我们曾经论证过，中西医学结合在逻辑和现实中都真实存在，但无法现实地产生属于中西医学结合学科的自身语言，中西医学结合的新思想、新发现都是用西医学的或者中医学的语言来表述的，我们认为这是中西医学结合学科现实处境的关键原因。有的人极力推动中西医学结合，有的人却说他根本不知道中西医学结合为何物[12]。
中医学语言不仅面临被西医学翻译的可能，还面临时代引发的危机。不同的语言是对世界不同划分方式的结果，不同的划分方式背后是不同的信念或者说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特定的语言（理论）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代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当代原子论和进化论[15]，当代语言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当我们使用原子、分子、细胞等语词时，就在使用和重复上述当代世界观。当我们使用气、血、阴阳等语词时，就在使用并重复另外一种世界观，尽管世界是相同的。但问题是，今天的情形和西医学传入中国之初时的情形已大相径庭。在那个时代，所有政治、社会和自然的现象，中国人都用阴阳五行的原理来解释。而今天，人们可能只接受用细胞、分子等语词构成的语言。
哲学家福柯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语言的这个主题，他发现人类不仅有物质属性的战争，还有精神属性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仅承载着民族自身的、久远的文化，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变化，特别是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它甚至会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他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指出：“必须重新发现战争，为什么？因为这古老的战争，……，是永恒的战争，……，我们实际上应当成为战场的博学者，因为战争没有终点。”[16]这个道理如同英文和中文，我们不能放弃中文，这与中文的表达能力以及与世界本身没有决定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对于中医学的基本态度，即使中医学所描述的那个可能世界能被西医学解读，即使中医学的语言就如同存在优势一样也存在缺陷。借用福柯的说法，我们必须保卫中医学。
下面讨论一下我们所认为的保卫和发展中医学的正确方法。明白了语言的意义，就自然会理解为什么中医学界并不喜欢用现代科技手段来研究中医学行为，但这是保卫中医学的正确方法吗？我们已经说过，当代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如果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中、西医学交流，仅支持最纯正形式的中医学，结果只能使中医学处于名副其实的被替代地位，因为我们造成了一种对现代人而言的语言神秘主义，会让现代人因为不了解中医学语言而使中医学变得神秘起来。可能有人认为，遮上神秘面纱的东西更能吸引人，事情有时也确实如此，但代价是中医学将完全处于被替代的地位。更大的风险还在于，西医学借助中医学或者通过独立的研究积累完全有可能用它自身的语言将中医学目前处于优势地位的领域一一研究清楚，致使中医学作为替代医学的价值和适用范围逐渐缩小。这是从纯粹学理上讨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中医学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如经济效益、人才缺乏等因素而处于更困难的境地。
由于不同的理论本质上是划分世界的不同方式，因此很难说那种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相反，不同的理论还可能共同增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库恩认为理论优劣没有单一的标准，选择者会在精确性、预见性、一致性、范围适用性和简单性等之间权衡，且此还与选择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偏好相关[3]108-109。这实际上也为中医学发展提供了学术目标，就是要不断增强中医学的精确性、预见性和适用范围等。
向传统中医学学习是一种好的方法，但借鉴、利用现代科技可能使中医学的形态、能力和语言可接受性发生重大改变。比如，现代中医学推拿医师只对不存在先天椎管狭窄、颈椎节段融合或强直性脊柱炎等疾病的患者施行某些颈部手法如扳法等。我们不能认为现代科技使这些手法的适用范围缩小了（因为本来就不能在这些情形下随意使用），相反，是现代科技让这些手法的适用范围更为精确了。中医学在临床实践中确实存在相当的模糊性，西医学提出精准医学，中医学能否向精准中医学迈进呢？比如，在确定中医学证候、药物的使用边界和精确性上有所进展。中医学并非不欢迎现代科技，只是更关心现代科技是否有助于其返回到自己的体系。回归中医学，同时真诚地欢迎西医学中优秀的东西和真正的科学方法，这才是保卫中医学的正确方法。显然，在当前语境下，完成这个事业需要科技、政策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合力。
参考文献
[1] 江怡. 哲学就是对语言的误用——试论中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消解[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9， 21（5）： 14-20.
[2] 章增加. 肾阴肾阳源流考略[J]. 广西中医药， 1991， 14（5）： 220-222.
[3] 库恩T. 结构之后的路[M]. 邱慧，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4] 罗素B. 意义与真理的探索[M]. 贾可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69-87.
[5] 黄建华. 论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中诸命题的性质[J]. 南京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6（1）： 5-10.
[6] 蒯因WVO. 语词和对象[M]. 陈启伟， 朱锐， 张学广， 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27-131.
[7] 鲁兆林， 石学文. 辨病辨证辩[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1980（4）： 22-24.
[8] 黄建华. 中医学理论性质的哲学分析（上）[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4， 48（11）： 8-10.
[9] 黄建华. 中医学理论性质的哲学分析（下）[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4， 48（12）： 3-6.
[10] 蒯因WVO. 从逻辑的观点看[M]. 陈启伟， 江天骥， 张家龙，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2.
[11] 黄建华. 中西医结合逻辑和现实可能性的哲学分析（上）[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5， 49（7）： 4-6.
[12] 黄建华. 中西医结合逻辑和现实可能性的哲学分析（下）[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5， 49（8）：8-12.
[13] Bloomgarden ZT. Is glycemic control a quinidine-like intervention？ [J]. J Diabetes， 2014， 6（5）： 387-388.
[14] 孙兴国. 整体整合生理学医学新理论体系：人体功能一体化自主调控[J]. 中国循环杂志， 2013， 28（2）： 88-92.
[15] 塞尔JR. 心灵的再发现[M]. 王巍，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73-81.
[16] 福柯M.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