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医神，名叫阿斯克勒庇俄斯。据说他观察到蛇对药草的神奇感知能力，蛇還可以通过蜕皮得以“返老还童”，因此他行医采药都与蛇形影不离。盘绕着一条蛇的手杖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象征，后来也作为西方医学的象征。
这个神话包含了一层寓意：原始医学起源于对超自然力量的向往。几乎所有的文明之初，医与巫总是同源。巫并非黑暗或邪恶的指称，它容纳了强烈的信仰，广泛地影响并塑造着人类的历史。不能否认，信仰在治疗疾病中的作用。不过，单凭信仰或者少量的药草知识缔造的原始医学系统，肯定远远无法抵御疾病对人类健康的侵蚀。医学呼唤科学与理性，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地把人类从病痛的折磨中尽量解放。
阅读美国医生、作家舍温？努兰的《蛇杖的传人》，让我最感慨的，正是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层层迷茫和重重障碍使医学的重要性长期未能得到普遍认识，种种匪夷所思的邪说和古怪的做法被随意地应用在病人身上，不仅不能救病人于水火，反而常常加重病情，或无形中助病毒为虐。该书以 15篇医家小传串联起一部西方医学的漫漫长卷。有一点很明显，名医的数量在时间节点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恰好说明了医学前期发展之缓慢、中间阶段的复苏，然后才是近两三百年的腾飞。
在最早的两千年，努兰只写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希氏学派反对“神赐疾病”说，积极寻找病因，关注个体病征。浸润其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今天化作了一份庄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西方医学院学生的入学第一课，必须朗诵且时刻铭记。盖伦是古罗马2世纪时期的著名医生，他曾经进行解剖及生理的研究，指出人体的运作法则及致病机制，他的研究是其后一千多年里西方极少可奉为经典的医学论述。
文艺复兴时期，维萨里、巴雷和哈维等人复兴了古希腊时期的学术精神；还有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艺术家，他们带动起对人体的探索热潮。解剖学得到了大发展，血液循环秘密揭晓，当人体内部的小宇宙向外界开放，那么，穹苍万物奥秘的敞开方才指日可待。
医学要想取得进步，首先要求思想的解放。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原罪论，人们认为疾病是上帝给予的惩罚，瘟疫是为了洗涤世间的罪孽。比如，女人分娩应当承受苦痛，这是对夏娃食用禁果的回报，中世纪时，那些愿意减轻女性分娩痛苦的助产士在猎巫运动中被纷纷扑杀。严格意义上的医生几乎没有。牙医、理发匠和江湖郎中们充当着临时性的救治工作，他们唯一会的技能就是放血，其结果可能是迅速要了病人的命。肮脏的街道、密闭的房间、不洁的水源，以及拥挤的医所，这些都加剧了病魔的肆虐。
现代医学在人类群体受难的背景下诞生。17世纪之后，医学院和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始建立，对疾病的系统性反应机制逐渐形成。医生们有机会反复观察病情及其变化过程，那些医术高超的人得到了公众的钦佩和尊敬。18～19世纪，有抱负的医生大量涌现，甘冒奇险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比如约翰？亨特所进行的淋病和梅毒自体实验，雷奈克发明了听诊器，维尔肖写了《细胞病理学》，约瑟夫？李斯特、塞麦尔韦斯倡议无菌手术，莫顿和隆恩等人发明了外科麻醉，天花等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医学重镇，器官移植不再是梦想，生物科技迅猛发展。医学的春天光临人间。
新的忧虑随之而来：作为医生，应当更关心疾病还是更关注病人？医学的伦理边界在哪里？假如医生的人格和技术分裂，他仍配称为一名医生吗？医学研究必须接受严格的管理，谨防以医学之名滋生新的罪恶。书中那场围绕着“谁先发明乙醚麻醉”的纷争，仿佛一则现代医学寓言，折射医生们追名逐利的本能。这种本能如果无法遏制，必然会在医生与患者之间造就冰冷的隔阂。崇尚技术的现代医学，与落后的原始医学相比，减少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使得医生常常忘记自己面对的不仅是疾病，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病人却希冀医生能够见证和理解他们的痛苦，并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们同在，这种双向互动如果无法顺畅进行，就会出现医患关系的紧张。
舍温？努兰曾经以《死亡的脸》获得美国图书奖。他有着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深厚的人文素养以及细腻悲悯的情怀。此外，他还有流畅的叙事技巧，适度的说理分析。《蛇杖的传人》让我们了解西方医学史，对医生们也多了一些理解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