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3计划”开始实施
“863计划”是我国从1986年3月开始的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造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肩负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历史使命。计划实行以来,造就了一批新一代高水平人才,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极大地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高技术支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口述者:马颂德
1946年生,江苏吴县人。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生导师, 研究员。1986年留法归国后参与“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工作,任“863”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科技部副部长。
“你们中间有没有40岁以下的同志?”1987年初,“863计划”第一届专家委员会会议与会的全体委员受到国务院领导接见时,领导同志这样问道。70位委员中,只有我一人举起了手。那时,我正好40岁。
四院士联名上书
要说我与“863计划”的不解之缘,还得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说起。
当时,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国家级高技术发展计划,中国要不要效仿?今天看来,这个命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但当年却有不少争议,“中国经济基础还不厚,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现在设立还为时过早”。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开始走出国门,但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普遍不高,处于产业链低端。从经济上来说,我们产业的增加值率普遍很低;从国际科技发展态势来看,以信息与通信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仅面临重大的突破和巨大的产业化前景,而且正在从技术上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高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对国家经济乃至国家安全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于是,1986年3月3日,四位德高望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坐不住了。他们联名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提议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国家级高技术发展计划,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做出布局。
建立这样的国家级高技术发展计划需要钱,四位科学家谨慎地提出了“要2个亿先做一做。”结果,出乎意料,邓小平同志一周内就给出了明确答复,“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与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中国不仅要立刻开展高技术研究开发,而且要长期做下去。建议金额是2个亿,但批复却得到了100个亿,而且是一个长达15年(从1986年到2000年)的计划。就当年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来说,这样的大手笔是非同寻常的。无论是这四位科学家,还是政策决策者邓小平同志都是极其富有远见的。这个计划因为是在1986年3月提出申请的,故简称为“863计划”(全称为“中国高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是唯一的青年“海归”
我1986年从法国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回国。出国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研究生。出国后,我在1983年进入了法国从事信息和自动化技术研究最好的研究院——法国国立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工作,一直从事“计算机与机器人视觉”的高技术研究。
不过,最开始回国的动因不是“863”,而是因为中科院自动化所正在筹建“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与我的研究方向吻合,当时也没想其他的,国内比较缺乏这方面人才,而自己可以做点事,便“海归”了。
“863计划”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拉开了大幕。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立即建立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小组,几次组织一百多名专家进行论证,提出了涉及7个优先领域和15个主题的发展目标,每个领域需要组织专家委员会负责。
因为当年从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又在国外顶级研究所工作过几年,回国的年轻人还很少,因此,我有幸被中科院推荐,成为正在组建的“863”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要成为专家委员,需要一定的推选程序。1986年底的一天,我被通知参加了在国家科委举办的一次“面试”,即委员候选人的答辩会。由于专家负责制是一个新生事物,各级领导都很重视。那天的答辩会,朱丽兰同志也参加了,当时她担任国家科技部部长、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并任“国家科委高技术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我已经不太记得当年讲的具体内容,只记得朱丽兰说要选“将帅之才”来当专家委员会成员,这让我有点惶恐,因为我自知仅在一个很窄的专门领域从事了几年研究,离“将帅之才”还差得很远。但后来我顺利过关,成为第一届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
首次采用专家负责制
过去的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模式都是由行政部门条块分割,导致经费分散,课题重复,行政干预过多。“863”采用了全新的管理模式,即首次采用专家负责制。由全国各地选拔的专家组来进行课题组织,包括课题战略目标论证、课题指南制定、招标或同行评审、课题执行过程中的管理与检查验收等。
这种把专家推到管理第一线的做法,在后来多年的执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病,但从历史的观点看,这种机制对“调动全国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培养具有战略眼光和较强组织能力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所在的自动化领域,其中一个主攻方向是智能机器人。而“863”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蒋新松,是原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所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中国要发展机器人技术,当年也很有争议:“中国有这么多人,还要什么机器人?”但他力排众议,指出在许多领域如深海探测、空间应用、现代制造、军事应用等,人多并不能代替机器。他还将水下无缆机器人的原有目标从1000米水下调整到6000米水下,使得中国在这一领域跻身于世界上少数能开发深海机器人的几个国家之列。
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责任
2000年4月,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被任命为科技部副部长,主管“863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国际科技合作。对到科技部当“官”,我曾经苦恼过,但是,当我再一次接触到国家“863计划”的管理工作后,我又一次被它巨大的历史责任所震撼。
我相信,“863”不仅是一个科技计划,它代表了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口浪尖。作为科学家,我有责任在这风口浪尖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发展高技术成为中国上下共识的基础上,2001年成为中国“863计划”不同寻常的新起点。如果说,2000年前的“863计划”称为中国“863”的前期计划或前奏曲的话,2001年开始的中国“863计划”已成为中国政府支持的最主要的国家科研计划。
1987-2000年,“863计划”国家总投入110亿人民币;“十五”期间(2001-2005年),5年投入220亿元,年平均强度超过5倍以上。新的“863计划”不仅在体量上有很大增长,而且,更加重视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一半以上的资金,建立了26个重大或重点项目。
“863计划”开始实施之际,我是专家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位40岁以下的成员,也是唯一的改革开放后的海归博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863”专家委员会和专家组中,大多数成员都是这个年龄段,而且都有在发达国家学习与研究的经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雪琴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