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专家密切合作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建国初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方向、目标和基本政策，对当时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科学技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科学技术的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是在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成功地引进国外智力，充分发挥中外专家作用的—项重要成果。
苏联专家建议中国制定科学远景规划
1955年，我国“一五”规划的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同时正酝酿“二五”和长期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国家建设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的引领和保障，而国家面临着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的严峻挑战，也需要及时做出应对。
在这个背景下，应我国务院邀请，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苏联专家柯夫达，于1955年1月，向院长郭沫若提交了题为《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的长篇报告。
桐夫达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1年和1953年两次获得苏联国家奖，对规划与组织科学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于1954年10月13日来华后，相继考察科学院京区、华东、华南各研究所和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还到黄河流域做了考察。他对中国十分友好，一再表示，他来中国前得到苏联科学院领导及其他方面领导的指示，中国可以从苏方得到任何援助，苏联可以把从理论到工艺方法的科技成果都传授给中国。
为了坚持在中国的工作，他没有陪同其心脏病已经严重恶化了的夫人返苏治疗，直至夫人于1955年6月病逝，他才仓促赶回莫斯科。他的报告在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中国与世界水平的明显差距以及比较落后和薄弱的门类和学科，“如果中国科学的发展速度，不能适应国家建设的任务，将招致严重的麻烦和困难。”他介绍了苏联的经验，特别强调：“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着手进行全国性的科学研究规划，以便集中中国科学院、各高等学校和各部的科学家们解决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中所提出来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他还进而就中国科学规划的指导思想、研究方向和实施步骤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我国就逐步建立了一套重视和采纳苏联专家建议的有效机制，专家的重大建议要直接向中央报告。
中科院领导对柯夫达的建议进行了深入研究，一致认为其“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对于全面规划和组织我国科学研究工作，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制定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远景规划“已是目前非常迫切的工作任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立即着手进行。”为此，郭沫若在2月7日专门致信柯夫达表示感谢，发给他“感谢状”和“中苏友谊章”，并于4月21日将柯夫达的建议呈报国务院，同时向国务院提出了贯彻该建议的意见。
第二天，即1955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讨论了中科院的报告。刘少奇总结时认为，柯夫达的建议很重要，值得重视，并责成国家计委、中科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如何实现这些建议的意见，再提交中央讨论解决。1956年1月，周恩来明确批示，由国家计委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从此，全国形成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亲自抓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多次听取汇报，及时做出重要部署。国务院先是成立了由中科院和各部委负责人组成的科学规划十人小组，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将该小组改组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由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5月26日，周恩来设盛宴，招待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工作的300多名科学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林伯渠、邓小平又接见了这些科学家。12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聂荣臻任党组书记。科学规划委员会成员有中科院、高等院校和各产业部门的领导和科技专家，他们集中到北京西郊宾馆，其规模有时达到六七百人。
与此同时，中央和国务院与苏联专家总顾问及时沟通，并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苏联帮助中国拟制科学规划，取得了苏方的积极支持和援助。
中外专家紧密而成功的合作
制定科学规划过程中，中外专家紧密合作，对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前沿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充分借鉴了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1956年1月5日，李富春就指出：“我们必须像规划工业建设中的‘一五六’项那样，与苏、新国家合作来规划科学事业，首先确定迅速发展我国主要科学和重大专题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并组织全国高级科学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通过有计划地出国学习或聘请成批国外专家来华教授等办法，在最短期内达到苏、新国家在这方面的最高水平。”他要求各部党组“必须对这个规划工作加强领导，应充分与各部苏联专家和我国专家共同商量。”
中方邀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参加科学规划的实际工作。当时，在科技、产业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都分别参与了其所在部门的科学规划制定工作。1956年1～3月，中科院在接替柯夫达任院长顾问的苏联专家拉扎连科的帮助下，通过约360名科学家的努力，拟定了科学院远景规划初稿和《中国科学院12年内需要进行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为后来国家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说：“为了使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并且使某些重要的学科尽快地接近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我国科学家正在积极进行拟制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长期规划工作。”我国科学家“希望苏联科学家在这个工作中给予他们直接的帮助。”根据拉扎连科的建议，我们拟请机械数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自动控制与远程操纵、无线电工学等16门学科的科学家来中国“短期讲学，并且帮助我国科学家进行拟制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长期规划的工作，”“这16门学科都是中国科学界的主要空白点和薄弱环节。”苏联政府同意派遣16位各相关学科带头人来华。当时，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全苏科学政治普及协会主席、世界科协副主席奥巴林院士正在中国访问，根据拉扎连科的建议，我国请他留下来。另外我国又在当时已经在华的苏联专家中挑选了7人。这些苏联专家专门帮助制定全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和中方科学家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积极介绍苏联的经验和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和发展趋势，评价规划搞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缺什么补什么，对科学规
划工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他们的学术报告、演讲或情况介绍被印制成《苏联科学家报告汇编》。
为了解决科学规划中的疑难问题，我国还向苏联派出了代表团，如1956年9月，中科院派人赴苏联考察计算机技术，同年12月严济慈率领38位专家赴苏联考察钛合金、半导体、电子学、电工学、机械和动力等重要技术。就发展原子能计划问题也数度派团赴苏磋商。
中国的留学“海归”人员在制定科学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直接领导和制定工作的人员中，如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郭沫若、李四光等人以及许多专家，都有留学资历。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党中央就富有远见地开始做出努力，争取在国外的华人专家、学者、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引智的另一条重要渠道。至1957年春，已经争取到了3000名左右的“海归”人员，约占解放前夕在海外学者、专家、留学人员的一半以上。周恩来对他们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则应该虚心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李四光、钱学森等等，直接带回来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理念、经验和最新的前沿科学技术信息，在制定科学规划中，他们发挥了苏联专家和国内专家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如于1955年10月8日从美国刚归来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确定几个重点项目方面，力排众议，指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导弹而不是航空飞机，主张发展无线通讯技术、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原子能和半导体技术，并做了充分论证。中国科学家们最终商定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加上当时未公开的原子能和导弹，实际上是6项紧急措施。方案于1956年5月20日上报国务院审议，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很快得到批准。为此，中科院专门筹建了计算机技术、自动化、电子学和半导体4个研究所，把可以集中的力量集中起来。6项紧急措施的实施，使中国实现了“两弹一层”等重大突破，为国防和工业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经过中外专家的共同努力，拟制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确定了13个主要方面的57项任务，616个研究课题，希望有些学科、门类在12年内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规划中列入了部分国际合作科技项目，如派留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出国学习、实习、考察，请一些外国专家来讲学、提供咨询意见。草案于1956年12月22日获得中共中央批准。
1957年，为了进一步完善规划草案和商讨规划的执行，中方将规划草案送往苏联，征求苏方意见。同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责成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和各部门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审议，提出了许多书面意见和建议。同年11月1日，郭沫若率领120X组成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赴苏，进一步就远景规划及其实施征求苏联科学家的意见。苏方有600多名知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讨论。苏方对草案的总体评价是“基本正确，缺点不少，实现规划任务艰巨”。为此，他们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使规划更趋完善。
实践证明，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制定是十分成功的，它确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方向，目标和基本政策，对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科学技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实施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建立发展了半导体、电子学、计算技术、核物理、火箭技术等新兴学科门类，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大大缩小了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为持续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国人引以为豪的“两弹一星”，就是实施这个远景规划中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突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