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丙中
(北京师范大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广东 珠海 519085)
我今天主要还是想讲讲民俗学的学科建设。讲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很容易进入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说的那个学科建设的路径里面去，实际上，我今天要讲的学科建设并不是我们以往所讲的学科建设。在新文科背景下，我们讲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一定是新民俗学。并且，新民俗学是我们必须要提出来的，因为新文科建设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即所有的文科学科都被迫来重构自己，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原来我们讲学科建设，主要是说我们这些小学科对自己比较弱势的学科地位不服气，要改变自己在学科体系当中的地位，但是努力的结果并不如意，新文科则是让所有的学科都必须重新自证。这实际上就是说整个文科或者中国整个的学科都要重建。
所以，我就在两个层次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是学科制度，另一个是学科之间的等级制度。
中国整个的学术、学科制度要重建，就不是我们这些小学科要在原来的结构中有一个什么位置，而是在推倒重来的大格局下，别的学科有机会，我们也有机会。这个机会跟我们前些年要争取成为一级学科，不甘于在社会学或文学下面做二级学科，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想，第一点是因为新文科势在必行。每一个具体的学科都必须在新文科的学科框架下建设成为新社会学、新民俗学、新历史学，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科单独的事儿。那么，为什么这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儿？因为，时代变了。
我们今天很容易对新时代不太敏感，可能还是由于对我们所属的时空有不同的认识。实际上，我们完全需要对此有一个新的认识，认真地对待我们所说的新时代，从学术上反复强调。今天我们在学术上说的新时代，是指由于技术，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数字化、人工智能、即时通信工具——正在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新的基础设施覆盖了全世界，它有能力在空中为人们提供交流的工具。它带来这样一个变化，不是说这个社会在经历一个不同的时代，而是说人作为一个“类”，处在一个新的时代，人正在成为一个跨星际的生命。
现在的学科制度是工业时代社会分工的结果，是所有社会分工的一种。当然，它没有能够善待前工业时代的事物，所以我们今天搞了很多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就是在弥补工业时代学术和学科所留下的问题。这些年，大家通过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概念来说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而原来的学科分工仍然主导着学术和学科体制，这样的学科体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说学科体制有问题，这是很自然的。
回到民俗学，民俗学在当代本来有两次挺好的发展机会，但是最终没有能够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预期太高，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提倡民俗学在社会科学里面应该有一个新的位置，这是从中国社会，或者说中国社会与世界社会的交流来考虑的。民俗学是一个小学科，当然也是一个边缘学科，这是与中国社会科学共同体中人们的学科认同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建立的过程中，有人加入，也有人退出，这些共同构成了民俗学的现状。民俗学为什么只能是一个小学科？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当民俗学兴起的时候，工业社会是它所面对的主体社会，而它本身却对应着前工业社会的文化遗留问题，所以它自然就是一个边缘学科，就是一个小学科。当它传到发展中国家时，虽然发展中国家还是前工业社会，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学科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全世界的学科体制，因此最后它在发展中国家仍然走了小学科、边缘学科的路子，还是工业时代的学科分工的产物。所以，在这个学科结构里面，已有的整体的学科体制对它有所限制。另外，民俗学进来的时候，最初参与其中的很多重要的文科类学者后来之所以还是归到别的主流学科里面去，最基本的还是“民”与“俗”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没有取得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民”和“俗”旧有的形式其实是没有地位、没有价值的，因此它必须变成新秧歌、新民歌、新故事，变成群众文艺，才能在社会里面、在体制里面有位置，这个时候当然不可能有独立的民俗学了。
改革开放后，民俗学重新恢复的过程中有两次发展机会。第一次就是民俗复兴。尽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俗文化大量消亡，但是民俗复兴的潮流遏制了民俗的消亡。后来，非遗保护的兴起再一次阻止了民俗的迅速消亡。实际上这两次社会运动都给民俗学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会，民俗学在其中获得新的生命力，真正成为中国学科制度中的一门学科。
从全世界来说，民俗学还是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的学科制度是民俗学发展的天花板，因为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小学科，在现有的学科结构里面，它的机会是受限制的。在高等教育中涉及学科发展的政策投票时，支持民俗学发展的票数远远不够，在整个国家的学科制度制定中，能够支持民俗学的委员数量也不够。总而言之，就是民俗学的声音不能够被认真听取，在决策过程当中投票的票数不够，这就使得民俗学难以获得应有的学科政策支持。
学科制度是天花板，因此也是必须要突破的东西，我在这里对中国的学科体制有一个反思。我把它看作工业时代学科分工的产物，它不适合于现在，这是基本的看法。具体来说，它是基础教育中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分别，所以文理科分别之后，基础教育就是纯粹为文科发展培养人才，这对于民俗学这类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确实是不合适的。
上面是从学科制度的角度来说的。下面从学科之间的等级制度来说。
现在院系是按基础学科设置的，民俗学不是他们认为的基础学科，当然就没有院系。在院系里面，按照院系的逻辑，小学科是发展不了的，这一点在院系工作的人都是感同身受的。此外，我们的学术分工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学科研究的分工。很多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虽然可能主要是研究自己社会的，但是由于需要国际视野，因此就搞一个国际分支单独做这块儿，实际上大多数学者只在国内做调查研究。
那么，新文科建设的要点，就是解决面临的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比之前更有热情、更有信心让一个新民俗学在今后的综合学科中有不一样的结构位置。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存在的。
整个文科体制要被重构，当然，民俗学本身也要重构。在这样的两个重构里面，实际上所有学科都有机会，并不是只有民俗学有这种机会。在这样的一个重构当中，我刚才讲的所有的学科都必须是“新××学”——新社会学、新政治学，当然也包括新民俗学。比如说在社会学院，不仅仅是重构民俗学，使之变成新民俗学，社会学也是新社会学，所有这些原来的结构都要重新靠自己的学术创新，实现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认同。
这一方面是时代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靠我们自己来做选择。这一点我们做民俗学的人是非常熟悉的，其实就是学科史中所讲的新文化。当“新文化”这个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原来是文化的东西就不再是文化，因为你必须重新证明自己。民俗学就是非常典型的被否定的文化，因为它是生活文化，新文化概念提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旧文化，因此必须通过改造自己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比如说白毛女等民间故事，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转变。
我前面讲学科是有机会，有空间的。接下来，我想讲一下民俗学如果在新的时代，它在内容上靠什么有机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民间生活文化或者民俗经过特定的程序，进行特别的价值认可之后就成了非遗。在这个过程中，“民”的地位和“俗”的地位，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当中都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的变化是绕不过去的。
我想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在政治上，老百姓总是需要自证其价值观的正确性，但是他们没办法自证，因为这是精英主宰的表述体系。有一些民俗学的人帮他们自证，但是受限于整个的意识形态，不能够做出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求的革命性的表述。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盛行之后，民众的日常生活变得具有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在原来的民俗概念中，民俗的主体是落后的、愚昧的，因此也就没有正当表达的机会。
二是在经济上，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消费者，企业需要正面地看待不同人的需求。你要烧香，他就愿意给你生产香，那种比较好的香非常昂贵。就是说，对于消费社会的大众，企业是无条件地认真对待其需求的。
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民”在新时代确立了其基础性的地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不管政治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逐渐得到确认，并且是被整个学界认识到，同时也开始更认真地对待。民俗学可以在这里面起一些推动作用。
民俗学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成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在学科体系里面才可以成为新的基础学科。新民俗学在这样的意义上就超脱了原来的小学科、边缘学科。在新文科这样的新学术结构体制中，在所有学科都要重新建构自己的背景下，民俗学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我讲的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最后，我想说，民俗学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是具备的，而它真正变为现实，有赖于全体民俗学人的努力。如果能够这样，那么，民俗学接下来不论是继续朝着基础学科发展还是朝向应用学科发展，所有的可能性都是我们的可选项，这样，最终的选择权就在民俗学人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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