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薛平 徐向阳
良好的师德是社会对教师的基本要求，而良好的师德师风舆论环境是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之一。互联网、新媒体、大数据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教师的教育生活，大量未经证实、充满情绪指向的似是而非的信息和新闻通过媒体在公众间广泛传播，对中小学教师的形象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有损尊师重教风尚。后真相时代的中小学师德师风舆情具有哪些特征？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该如何从舆情治理的角度应对这些不良影响？回答好这些问题，有利于在后真相时代基于中小学教师的生存际遇开展舆情治理，推进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
何为后真相？牛津词典年度词汇将其解释为“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相较客观陈述事实更能影响舆论形成的情况”；
麦克唐纳在《后真相时代》中指出，“后真相”并不涉及凭空捏造，而是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一个人、一起事件、一个事物或一项政策；
胡翼青认为，后真相事件的特征在于，一方面，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另一方面，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稳定的契约关系变得飘忽不定。总之，“后真相”即人们在舆论影响下对事实真相的习惯性怀疑和非理性拒绝，表现为公众对事物认知的失真化、情绪化、成见化。中小学师德师风舆情受此影响，有以下三种表征。
（一）“真相”竞争，各取所需
后真相时代，事件在舆论中往往呈现多种面向，充满主观、片面与人为加工，“标题党”“疑似”“预测”频现，经常性的新闻反转充斥于舆论场中，“独家”“原创”“首发”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虚拟的“真相”和人云亦云在公众间流传。媒体对中小学师德师风的报道也常见这样的现象，教师的师德师风问题常被“爆”出种种细节，这些信息的实际内容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全面求证，却在碎片化阅读中成为人们追捧的“真相”。
（二）情绪先行，认知模糊
当事实和真相不再被深究与珍视，个人的情绪表达便会占据上风，充斥不满的观点与言论得以突破理性束缚而在信息空间中扩散和传播。舆论生命作为人的第二生命，始终投射着真实世界的情感波动，真实世界里的弱者得以在舆论世界里表达被压抑的自我，旁观者在投射机制作用下表达的同情与激动，这些都导致了情绪逐渐遮蔽真相。当师德师风事件发生时，强势的教师（学校）与弱势的学生（家长）的对比隐喻总能引发共鸣，公众借此斥责曾经遭遇的“不公”，从而引发新一轮失控舆情。
（三）偏见泛滥，正义缺失
当真相不再重要，情绪发泄先行，公众对信息的接受会加深已有的刻板印象。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提出，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人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视而不见。后真相时代，在纷繁的信息和激烈的情绪面前，公众对信息的接受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当“教师”这一形象遭遇标签化对待时，公众会无视真实世界中的教师行为而随意进行主观猜测与评判，导致对教师的偏见更深。
（一）教师群体遭遇道德污名化
虽然教师群体中确实有师德堪忧甚至恶劣的教师个例，但极少数教师的失德并不能代表整体教师道德水平的滑坡。在中国庞大的教师群体中，有失德行为（并被曝光）的教师比例只有约百万分之一，在“后真相”影响下，个别中小学教师的失德行为却能引发对教师群体的整体怀疑，“教师”似乎总与伤害、体罚、羞辱、歧视、嘲讽、辱骂等消极词汇挂钩，污名化现象随处可见。2021年5月30日，有网友发微博称，其患有哮喘的女儿被小学班主任体罚跑圈导致吐血，多家媒体以“广州老师体罚致学生吐血”为标题进行了报道，一些媒体称该教师品德败坏，猜测有“体罚”“性骚扰”行为。5月31日，白云区教育局发布调查结果，“吐血、威胁、收礼”等情节是家长为了扩大影响而编造的谎言，该家长“雇请人员进行网络炒作”，舆论反转之快令人咋舌。该假新闻本身并不难识别，事件之所以能广泛传播就在于人们的偏见占了上风，有人将之与“幼师虐童”“豫章书院”关联，有人回忆自己儿时被老师虐待体罚的经历，有人猜测该事件背后的利益往来，在事实还不清楚时，教师就被定性为“失德”，并被公众认同为“真相”。如此，生活于谴责和污蔑中的教师群体，尊严无法保证，更难言职业幸福。
（二）师德争议的解决方式超越教育逻辑
除了明显的失德事件外，对于师德师风事件的处理本应以教育为基本逻辑，以体现教育价值为追求。但在“后真相”影响下，师德争议问题的解决以平息公众情绪为前提，这就导致其可能丧失教育价值。如对2019年“贵州一老师提水桶到校门口给女生卸妆”，2020年“四川一小学生体罚后身亡”等事件的报道中，媒论刻意放大教师行为中的体罚成分，引发公众对学生的怜悯和对教师的愤懑，真相却被有意隐蔽：教师之所以给女生卸妆是因为学校多次引导学生无效，小学生体罚身亡是因为自身患有疾病。在“教师体罚”引发的愤怒情绪面前，事实无足轻重，当事教师有口难辩，更严重的是，教师本身正当的教育行为难以实施。从教育逻辑出发，惩戒权是教师教育过程中的正当权利，惩戒在教育中是合理而必要的，但在“后真相”舆论的裹挟下，教师对受教育者的任何惩罚行为都不可原谅，只要触犯这一点，哪怕程序正当，也会面临处理、停职甚至行政处罚的后果。后真相时代的舆情使得对师德师风事件的处理具有超出教育自身规定的倾向，这让师德师风建设的本然价值无法实现，教师自身的道德发展遭受冲击，进而逃避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无法发自内心地关心和热爱学生。
（三）以功利化价值追求污损教师人格
“后真相”之下，自媒体和公众习惯于从自己的负面情绪出发对中小学教师的行为进行解读，即便教师有一些自然的合理欲望也会被媒体和舆论放大和谴责，认为教师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人师”形象。2019年9月10日晚，有网民在新浪微博上爆料“教师节惊现投案自首式晒幸福：小学教师奢侈品牌、整摞现金摆上桌”，引发热议，大量网友猜测该教师收受学生和家长礼金，引发一轮网络声讨。11日，地方教育局出具调查结果，该老师9日晚在朋友圈内发送图片与文字，本意是感谢学校和家长的节日祝福，图片中的钱和物品是学校发放的补助和亲友的礼物，教师并未收受家长礼品、现金等现象。在该说明发出后，持续有大批网友批评该教师“不配为老师”，认为该教师“拜金”“价值观有问题”“思想扭曲”“是学校的悲哀”，依然对该教师进行道德批判。后真相舆论中，只要教师表现出一点“常人”的功利欲望倾向就会被谴责，这无疑给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带来新的困难。
在中小学师德师风舆情治理上，一方面，学校管理者要在舆情出现时积极应对，为主流权威的声音提供发声渠道，在日常教育生活中，有意识地建立师德师风反馈常规机制，保证学生、家长、社会对师德师风问题反馈途径的畅通；
另一方面，政府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明确中小学教师的师德规范底线，以立法的形式明晰教师的道德形象，维护师生双方的正当权益，引导公众对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的理性认知，另外，教师也应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在专业发展中提高媒介素养，提升应对“后真相”言论的专业能力，从而让后真相舆情能发挥对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的积极作用。
（一）澄清事实，把握关键问题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传播会在主流与非主流“两个舆论场”并行，权威和主流媒体对事件的信息呈现如果能迅速透明，公众对那些不太主流的“真相”就会逐渐减少兴趣和信任。应对“后真相”对师德师风建设的负向影响，首先需要提高主流权威媒体的应对能力与质量，主动出击。中小学管理者应在学校治理中主动增强应对中小学师德师风舆情的准备，建立校级舆情办公室，在媒体平台通过设置学校公众号、宣传号，真诚自信地展示教师和学校的生活，并保持与平台受众的日常互动；
建立舆情发言人制度，用亲切自然接地气的语言呈现事件真相，在“动之以情”的基础上“晓之以理”，切忌摆官腔，说空话；
掌握舆论主动权，加强“议程设置”意识，按步骤有程序地向公众发布或通报事件，避免“乱道歉”“等候”“随意承诺”等舆情应对误区，避免被舆情热度扰乱应对步伐，真正做到真诚、冷静、有理有节。
（二）保持沟通，即时有效反馈
社会公众之所以轻信媒体的假新闻，夸张偏颇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想法无法在真实生活中与权力拥有者（学校或教师）交流，相关需求没有得到及时满足。应对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困境，还需要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在日常管理中重视学生、家长与社会公众对师德师风的信息反馈，正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教师问题并及时处理，不因名誉考虑偏袒教师。以教育部公布的典型教师失德失范案例为参照，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起教师失德失范事件，而不仅是在舆论发酵后的“绝不姑息”和“零容忍”。具体而言，学校应重视日常生活中多方力量对中小学师德师风的监督，设立学校维权渠道，鼓励学生、家长、社会积极参与，学校在接收到问题时要积极解决并公布处理过程，保证学生和家长能了解事件处理的内容和进程；
同时，在教师管理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广开言路，通过多种渠道，包括各种公共传媒，让各方能够充分了解学校在教师管理中的机制做法，进言献策于日常教师管理制度的构建，保障学校、家长、学生、教师各方都能民主地参与到师德师风建设中，共同抵御“后真相”的消极影响。
（三）依法依规，明确师德专业规范
法律具有比其他社会规范更为明确具体的表达形式，师德法规是确立教师道德形象、处理师德争议最有效的办法。2018年以来，教育部接连颁布了《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等多项法律法规，以权利和义务的形式明确了中小学教师的“不能做”和“应做”，特别在新修订的《教师法》中提出“教师具有自主教学和惩戒的权利，有保护学生、抵制伤害学生行为的义务”。然而，目前关于中小学师德师风的政策法规还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具体说明，如《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虽规定了教师十种失德行为类型，却没有做出具体解释；
二是缺乏关键问题的正面说明，如对教师体罚问题还没有出台相关规定或实施建议；
三是缺乏对维护教师权利的具体说明，虽然文件明确指出“对教师进行诽谤、恶意炒作等行为应从严处理”，但教师如何维权还缺乏依据。因此，在后续的中小学师德师风法规制定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应将已有法律规定明晰化、可操作化，对容易引发师德争议的问题进行立法研究，并具体规定教师的维权依据和途径。学校管理者也应在日常管理中探索落实上述法律法规的路径，依法依规保护教师及学生的正当权益，对部分媒体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四）立足自身，提升后真相时代媒介素养
正如艾德勒所言，偏好领域无法避免，“谣言的真实目的是确认自己的焦虑”，中小学教师的师德师风问题关乎儿童、家庭，甚至国家的未来，其重要性和风险性决定其不可能逃避多方社会主体的声音，包括一些情绪化、失真化甚至偏见化的声音。从内心正视后真相时代的师德师风舆情现状是缓解舆情困境的内源途径，中小学教师自身应做好迎接后真相舆论的准备，从自身做起尽量减少后真相舆情给教育教学活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学校管理者和教师需具备相应的媒介素养，在各种纷乱和嘈杂的“真相”面前保持理性，坚守自我价值追求，不被异化，保持对各种媒体信息的批判性思考和审辩能力，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以灵活的教育智慧和充分的教育良心处理教育教学争论，从自身做起，规约媒体使用，确保发布内容不跟风不情绪化，避免卷入当前的舆论争端。另一方面，教师也要借助舆论的影响提高自身职业道德水平，让舆情发挥多元监督的正向作用，从源头建立让公众对教师职业道德的信任感。《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师德师风建设要“完善多方广泛参与，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师德师风监督机制”，可见多元化的舆论本身是对教师的监督激励。当教师能通过多样化的新闻报道理性地内省自身，切实提高职业道德水平，让真实生活中的家长和学生有所信任，“后真相”的种种消极声音便很难引发共鸣，有助于问题解决的积极声音便会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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