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拟将时滞因素引入多元回归模型，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并展开分析，探讨FDI 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以及FDI和中国出口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贸易结构 国际竞争力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吸收FDI以及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对外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深化。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资额和外贸额这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显得很有必要。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全国的视角来探讨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也有基于地区层面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大的争议，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从实证的角度来说，支持互补性关系、替代性关系以及关系存在多样化的研究都已经出现并且各有各的论据。
文献综述
（一）贸易替代论
加拿大经济学家Mundell从赫克歇尔赫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出发，认为如果满足要素均等化以及两个有相同的生产函数的条件，贸易资本的流动有完全替代的关系。资本流动越自由，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越大。并直接起着使得各国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的作用。以Mundel为代表的关于FDI对国际贸易的替代理论有效解释了二战前各国之间的直接投资。 MacDougall指出，FDI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就体现在FDI即资本的跨国流动，从资本富裕国家到资本稀缺国家，直至两国间的资本边际报酬率相等的过程中，会大大减少东道国和投资母国的贸易总量。贸易替代理论也得到了一些实证上的论证，如Adler和Stevens在1974年的研究。
（二）贸易互补论
小岛清认为，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少了商品的稀缺性，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 但是国际贸易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而国际直接投资也应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扩大两国间比较成本的差距，创造出一种新的比较成本格局，从而使得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总量。Schmitz 和Helmberger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拓展，用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和贸易的关系的问题。Markuse进一步指出，贸易并不完全都是由禀赋差异引起。对于市场的不完全、规模收益的递增，FDI也有着促进贸易的作用。近些年来，新贸易理论将产品的差异，公司战略行为等产业组织理论融入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Helpman等人用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跨国公司的大量涌入和FDI与贸易的关系。现代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大多认为FDI和国际贸易之间更多的是互补关系（如Meredith的研究）。最近几年，Ding和Bruce等学者开始关注对中国的研究，指出中国吸收的FDI对中国对外出口存在促进作用。
中国地区FDI与进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的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出口额、进口额。AFDI-1为上一年中国FDI的资本存量，FDI-1为上一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EX-1，IM-1， 分别表示中国上一年的出口额、进口额 。I-1表示上一年中国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扣除利用外资形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为当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r为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中间价）。
在模型1－1中，将上期的出口额和上期扣除利用外资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模型进行分析，是为了将上期出口对本期出口的相关性影响和系统内新增生产能力对出口的影响等因素加以显化而剔除。不管是并购还是绿地投资，在滞后期过后，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营运作体系，并进入正常稳定的运作，尤其是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以加工贸易为主要的贸易方式，这种方式对贸易的作用均已稳定而不容忽略，因此我们引入AFDI-1。对于刚刚流入进入地区内的FDI-1，笔者认为对于绿地投资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形成生产能力，而对于并购也需要时间去实现新的战略调整和营销体系与渠道，因此我们用FDI-1来表示它进行并购重组后对出口作用的影响的时滞效应。 在这里我们忽略在上一年中FDI撤资的现象，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和政局的稳定，撤资现象很少，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存在较高的退出成本。从实际发生的数据来看，不考虑撤资也是可行的。综上所述，该模型的时滞结构能够比较好的说明实际情况。
（二）数据采集说明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2 - 2003) 》， 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是根据统计年鉴和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折算成美元后的数值。进出口额、FDI、AFD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变量的单位为亿美元，GDP变量单位为亿元。有“-1”下标的变量为滞后一期变量。
（三）回归结果显示
SPSS13.0对上述两模型分析结果见模型1-1和模型1-2回归度量表。
从回归结果来看，两个模型的拟合度都非常好。F值也都很大。方程的P值也都接近0。这说明，考虑到FDI流量和存量的回归方程1－1，1－2都是显著成立的。对于模型1，当期的出口额和上期的FDI流量和上期的FDI存量，剔除外资后的国内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和汇率之间都有显著的线性关系。除了上期的出口额的P出值比较大之外，方程一中其他系数的P值都很小，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 的T检验。 对于模型2，上期的进口额，GDP，AFDI-1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0.05的T检验。因此可以看上期的进口额， AFDI-1，GDP对进口额的影响不大。
从上面12年的数据来看，不论是FDI流量还是存量，对出口都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影响效果为负。即我国是FDI的出口贸易替代型国家。其原因有三，第一，我国目前流入的FDI尚处于垂直分工阶段，依靠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渐渐形成本地区垂直分工为主、水平分工交叉其中的国际分工态势，投资国通过FDI将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从而最终在我国大陆等地区形成动态性梯度垂直分工体系。第二，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引进外资不同， 现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 其目的在于占领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 从FDI类型上来看属于东道国市场占有型投资，投资者并没有关心投资能否对东道国的出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三， “部分外资进入中国进行生产之后所带来的出口， 已构成对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威胁甚至是“替代”效应， 外资企业生产和出口的增长已对内资企业的生产和出口产生了“替代”和“挤出”效应。对此， 我们在同欧美国家就“反倾销”、“特保”等展开协商的过程中， 必须予以密切关注。
从进口模型来看，国内资本投资对于进口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国内需求的角度来说，随着内外需求的不断扩大，企业投资规模也相应地得到提升。但是我国企业并没有掌握产品的核心类技术，大多需要靠进口，成为进口部分的重要组成。这一现状导致目前价阶段只能处于以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目的的FDI垂直分工体系中，并从事一些较低附加值的产品或者低附加值的环节性的生产过程。至于FDI上期流量和存量对于进口额的负的贡献度这个结果有待进一步考证和分析。
FDI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贡献度的实证分析
利用产业贸易竞争指数，可对我国总体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所谓产业贸易竞争指数，即TC指数，表示一国某产业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国某产业的贸易竞争能力，其计算公式为：
产业贸易竞争指数=(产业出口额－产业进口额)/(产业出口额+产业进口额)
为了考察FDI对TC指数的贡献度，本文首先采用格兰杰和西蒙斯的因果检验法对这两个变量进行因果检验。本文的分析结果是，针对12年的FDI和TC数据，在显著水平为0.05时，原假设被接受。即，FDI对于TC指数的贡献度比较低，FDI对TC的因果关系不明显。 我们再用最小二乘法对这两个变量进行定量的分析。同样，我们建立下面的模型：
TC=F (FDI-1，AFDI-1，GDP，r) 1-3
数据的来源和相关处理同上。从SPSS输出结果来看，方程的拟合度比较差，F统计量数值很小。不论是方程的SIG值还是BETA系数的P值都不令人满意，几乎所有的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与Granger检验相同的结果。即FDI 对TC 的因果不明显，贡献度比较低。可以说，近10年来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不明显。
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实行国内资本的非歧视政策，调整外来资金的“超国民待遇”
我国在招商引资的前期，为了吸引外资对外来FDI采取了诸多优惠政策甚至是超国民待遇，事实已经表明这种超国民待遇已经产生了挤出投资的负面影响，容易造成外来企业的垄断和超额利润的产生，不利于公平竞争。而且我国目前政策调整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具备，调整的必要性正受到学者的呼吁。因此，我们必须按国际通行的市场准则，把国内各种性质的经济主体、投资主体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实行非歧视原则。
（二）正确引资导向，将引资和适度保护同步
我国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不需要也不应该向以前那样的宽松条件引进FDI，引进外资要和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导向性结合在一起，引进FDI的时候充分考虑到外资对于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可能性。同时也必须考虑环境等其他因素。在不断撤销以前的超国民待遇时，要注重FDI引入过程中的适度保护问题，避免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被外来的垄断企业所掌握。
同时，积极开放服务行业的外资引进，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加入WTO，外资引进的重点应该从传统的生产性领域逐渐转移到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性行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制造行业。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商贸、旅游等应该成为新一轮引资的热点所在。
（三）提高我国技术吸收和技术创新能力，创造自我品牌和知识产权
由于部分产业FDI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外资方手中，我国企业在与FDI企业的水平和垂直联系中并没有很好的享受到期望的技术溢出的好处，这即是外资方技术垄断的结果，也因为我方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尚处于比较弱的阶段。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扩大外来FDI的技术溢出效益。另一方面，要不断努力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自己的产权的保护来打造自己的品牌，提高生产过程的附加值，从而提升本土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逐步改变我国企业在目前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尴尬状态，更快的实现国际分工角色转型期间的过渡。